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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栾梅健 教授 ‖ 一部没有温度的文学史:再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南国学术  · 公众号  ·  · 2021-04-30 18:05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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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评论·

一部没有温度的文学史

——再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栾梅健

[作者简介] 栾梅健,1997年在苏州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纯与俗:文学的对立与沟通》《民间的文人雅集: 南社研究》等

摘  要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夏志清教授的代表性作品,以新鲜性、独到性、开创性而见长,出版后广受瞩目;尤其是它对沈从文、张爱玲等一批自由主义作家的充分肯定与赞扬,给中国学术界同行以重要的启发与参考。然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在根本上应该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和情感史。在20世纪上半叶,“左翼”其实是全体中国人最真实、最强烈的情感。面对着贫富悬殊、政治黑暗、家庭专制、军阀混战、外寇入侵的残酷现实,每一个不安于屈辱命运的中国人,都会萌发出反抗、愤怒、斗争的想法。这是不折不扣的全民族的共同心声。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前的一次次浪潮,真实映现出了当时中国最准确的民众心理与社会情绪。如果对这些“左翼”内容视而不见,或者站在云端对此冷嘲热讽,其实就没有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没有能准确地了解这个社会。反观《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一直在刻意强调对所谓“优美作品”的发现与评审,一直警惕着左翼文艺运动,并且抱持着很深的戒心。在夏教授看来,如果不把意识形态摒弃在外,自己的小说史著作就不可能具备纯粹的立场;所以,他刻意回避火热的现实生活,厌恶在中国现代历史中占主流地位的左翼运动,摆出一副以发现优美作品为己任的文学史家姿态。这就离开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的真实场域,忽略了时代性、现实性对当时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影响,自然也使这部小说史无法客观与公正地评价鲁迅、茅盾、巴金、曹禺、老舍以及丁玲、蒋光慈等一大批左翼作家,无法阐述这一大批作家的意义和贡献,从而也使得这部小说史不仅片面,而且缺少了温度。至于夏教授对张天翼、钱锺书等一些政治色彩淡漠作家的刻意拔高与过誉,对《春风》《围城》等具体作品过于长篇累牍的分析与解读,也缺少准确的专业眼光和令人信服的文本基础

关键词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  缺陷与不足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夏志清 (1921—2013)教授的代表性作品,1961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使用的英文名称是“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57 )”;1979 年、1991 年,该书分别在香港友联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2001 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中译繁体字增订版。由于是海外出版物,流入中国内地的渠道有限,因此,它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影响并不大。2005年7月,该书的中文简体字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它问世四十多年后正式与大陆读者见面,由此迅速在国内学术界产生反响 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十五年来,国内硕士学位论文引 用1657 次,博士学位论文引用466 次,高居硕士、博士论文参考书目引用榜前列。综观该书产生长久而持续影响力的原 因,不外乎是它的新鲜性和独特性;然而,我们在肯定和欣赏作者所付出的学术努力的同时,也不能对该书的缺陷与不足视而不见。因此希望,本文的这一批评性观察视角,能够对读者全面了解此书有所裨益。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第一次接触到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当时,一位前辈学者从香港访学回来,颇带几分崇敬与神秘的口吻对我说:“这书是一位美国华人教授写的,别开生面啊!”我很好奇,于是急切地借回家中,连夜阅读,还对书中的个别观点做了摘录。没过两天,这位学者就催我还给他了。
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学界对国外的一切事物都感觉新鲜,尤其对海外的学术著作更是充满了景仰与崇拜。受夏著影响,在课堂上,我故意按照他的观点,对鲁迅小说压缩讲解时间,至于那本被他批为“浅薄与凌乱”的《故事新编》根本就一句不提。对于巴金的作品,我也开始多讲《秋》,少讲《家》。而在整个课程设计上,则将张爱玲、张天翼、沈从文、钱锺书四位作家的作品当作重点 —— 有的是扩充时间;有的是以前没有安排,现在把他们加进去。
之所以作出如此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该书新鲜性、独特性的冲击。
从新鲜性来说,当中国学术界开始系统梳理、研究自近代到新中国建立这一时期的文学历程和艺术特点时,作为局内人,内地学者总是对海外研究成果抱有特殊的热情与兴趣。例如,差不多同时期出现的周锦(1928—1992)、司马长风(1920—1980)等人的文学史著作,当时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内地,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因此,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扩大,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的同时,海外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有关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观点也大举登陆,这些奇特话语、新颖见解自然会引起大陆学人的强烈关注。
从独特性来说,这部小说史学理性较强。尽管夏氏这部著作的研究经费来自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他本人也身处中美对立的文化氛围之中,但他的政治色彩并不浓厚。他声称:“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这或许是身为中国人而又想避开政治纠缠的叙述策略?抑或是他本身固有的文学史观?撇开不必要的揣测,人们看到的是,他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观察与辨析做了扎实的探索,这就使得该书在对现代文学中作为主流存在的左翼文学表示出轻蔑与低估的同时,又显示出一定的合理性与可信性。这种独特性,也使得该书比其他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更具学术性,也更容易引起国内学人尤其是年轻的硕士、博士们的欢迎。
客观地看,夏著中所体现的这种新鲜性、独特性,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是有启发性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因为,长期以来,对于文学政治功利的要求和社会责任的担当,是国内所有文学史的首要评价标准。这里既有着20世纪上半叶启蒙、救亡的客观实情,也有着中国传统文论中“文以载道”的深刻印痕。即使在高校中文系广泛采用的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主编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尽管较之以往增加了一定的艺术评价与审美把握的内容,但许多与现实斗争较为疏离、以艺术见长的作家仍然处于边缘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与肯定。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夏氏以“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作为文学史的主要筛选标准时,显然便拥有了独到的眼光,发现了以往文学史中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重要作家和作品。



肯定和欣赏夏氏《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独特性,不等于忽视或遮蔽它的缺陷与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研究的深入,这种缺陷与不足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因此,对这部似乎已成经典的现代小说史著作,便有了重新审读与评论的必要。
综合起来看,这部小说史除了涉猎作品数量的欠缺和为数不少的史料性错误外,它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时代感的隔岸观火式的冷嘲与漠视。当作者摆出一副以发现优美作品为己任的文学史家姿态时,因为对时代无法保持同情,从而使他的文学史缺少了温度。
你看他对巴金的长篇小说《秋》与《家》的评价。他说:“《秋》应当算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巨著。”“在这本书里,巴金一反过去的作风,不再耽溺于温情式的表兄妹恋爱,以及不成熟的革命行动。转过头来,细细描写大家庭中的你争我夺,以及肺痨病的惨状。”在他看来,《家》中充满了肤浅的说教,激情有余而冷静不足,在浪漫主义的外衣下隐藏了年轻巴金对社会与家庭观察的表面与简单。不过,用激情与冷静来评判《家》与《秋》的高下,其实并不能准确地把握这两部作品在当时读者群体中截然不同反响的原因。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家》描写了觉慧、觉民、鸣凤等一批青年叛逆者的形象,他们大胆地冲出封建家庭、蔑视封建家长权威、勇敢追求个人解放,这正是“五四”个性解放思潮在当时内地四川的真实反映。那种对外面世界的憧憬与向往,是当年广大青年的共同心声。因而,当《家》发表后,有无数的青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纷纷走出家庭,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因而,当夏氏以激情有余而冷静不足来评论《家》的文学史意义时,自然就无法解释与说明《家》发表后为什么会产生了远比《秋》强烈得多的社会反响。至于夏氏特意将《秋》视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的巨著,除了有故意贬低大陆学者肯定《家》的用意之外,也暴露了夏氏艺术眼光方面的欠缺。仅就《秋》在长篇小说结构上的凌散与松懈而言,它显然不能被称为一部巨著。
最为引起人们争议的,还是夏氏对鲁迅小说的评价。
他在《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 —— 答普实客教授》一文中,针对人们对他在鲁迅评价方面偏低的疑问,坚持认为鲁迅的小说天才是“杰出然而却狭隘的”,“他好多小说都写得让人失望。持平而论,仅仅凭着《呐喊》《彷徨》这两本小小的集子,我们很难对鲁迅谈得更多。否则,即使不谈茅盾、老舍这两位长篇小说家,对于那些贡献更大的后来的短篇小说家张天翼、沈从文等,就不公平了”。在他心目中,鲁迅的小说史地位应该是在茅盾、老舍、张天翼、沈从文之下的。这就引起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他觉得,在总体水平不高的前提下,《彷徨》的成就高于《呐喊》,而《彷徨》中较好的是《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离婚》四篇。其原因在于,“个人的喜怒哀乐在此已经净化”,鲁迅此时已不再喋喋不休地倡导启蒙、改造国民性。其实,评价一部作品的好坏,并不在于作者是否有着强烈的说教意味,而在于作者是否能将这种意味运用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夏志清教授在评价西方文学作品时也认为,其中的优秀部分大都是有宗教思想的,而完美地表达了宗教思想的作品都是值得文学史肯定的。然而,他在评价鲁迅作品时,却依据的是一种偏颇的文学史见解 对《阿 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强烈要求改造社会的小说,简单地进行了贬低与否定。这显然有失公允。至于鲁迅的另一本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他的评价更是显得草率与粗暴:“由于鲁迅怕探索自己的心灵,怕流露出自己对中国的悲观和阴沉的看法,所以他只能压制自己深藏的感情,来做政治讽刺的工作。《故事新编》的浅薄与零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虽然路子狭小的)小说家可悲的没落。”应该说,夏氏对这本历史小说集的评论,由于他有着先天的认为鲁迅对“政治讽刺”抱有浓厚兴趣的偏见,而严重背离了作品的实际。莫言在《读书杂感》一文中自述:“我至今还认为,《铸剑》是鲁迅最好的小说,也是中国最好的小说。”“我十几岁的时候,就从中学的语文课本里看到了这篇小说。几十年后,还难忘这篇奇特的小说对我的心灵震撼。尽管当时不可能完全看懂这篇小说,但还是能感受到这篇小说深刻的内涵、丰富的象征和瑰奇的艺术魅力。”
总起来看,夏氏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在意的是那些远离现实政治斗争、冷静描摹客观生活的部分,而对于掺杂己见的改造国民性、“政治讽刺”的其他部分,都采取了轻视和贬低的态度。这显然低估了作为小说天才的鲁迅在处理“说教”与艺术方面的能力。



夏氏这种刻意强调“优美作品的发现”而忽略时代感、现实性、革命性的缺陷,在对左翼文学的评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整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他一直警惕着左翼文艺运动,抱持着很深的戒心。在他看来,如果不把意识形态摒弃在外,自己的小说史著作就不可能具备纯粹的立场。然而,正是因为他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刻意回避与攻击性批判,使得这部小说史失去了应有的公允和价值。

在20世纪上半叶,“左翼”其实是全体中国人最真实、最强烈的情感。面对着贫富悬殊、政治黑暗、家庭专制、军阀混战、外寇入侵的残酷现实,每一个不安于屈辱命运的中国人,都会萌发出反抗、愤怒与斗争的想法。这是不折不扣的全民族的共同心声。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到20年代中后期的大革命;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农村土地革命,到全民怒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激烈、冲动与暴力的全民浪潮,真实映现出当时中国最准确的民众心理与社会情绪。如果对这些“左翼”内容视而不见,或者站在云端对此冷嘲热讽,其实就没有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没有能准确地了解这个社会。

文学是人学。正是这份滚烫的情感,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心灵底色。每个文学史家在叙述这一段文学历史时,如果忽略了这份情感底色,或者将其视为“左翼”而故意贬低,其实都离开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的真实场域,也就不可能得出公正与合理的结论。你看,他对老舍《四世同堂》的评价:“《四世同堂》的视景是狭隘的爱国主义……他所描写的只不过是正义和投机取巧的对立,英勇和怯懦的对立,以及大无畏精神和邪恶之间的斗争而已。”在这里,爱国主义不是作品赢得人们尊敬的内容,反倒成了《四世同堂》取得成功的障碍。又如,对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三剧,夏氏认为:“这些剧本迁就中产阶级观众对中国社会某些陈腐事物的通常反应,宣扬浅薄的左派观点。”而其后的《北京人》因为没有阶级斗争的宣传,他觉得应该是曹禺写过的最好的剧本。至于丁玲、蒋光慈、萧军等作家的《水》《少年漂泊者》《冲出云围的月亮》《八月的乡村》等“各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小说”,“实在只能算是一种宣传习作”,根本就不能称为文学作品。这就让我疑惑不解了:在20世纪上半叶,如果去除了“爱国主义”“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等内容,那么,当时的中国人还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情感?其他的情感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吗?很显然,夏氏在故作纯粹地表示要发现“优美的作品”时,其实是把许多重要的作品排除在外,或者有意贬损了。

按照夏氏的评判,在中国现代小说作家队伍中,符合标准的,就只能是寥寥无几的几位作家了。他明确地告诉读者:“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大概只有四个人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他们是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其他的优秀作家,因有其个人特有的优点,对严肃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贡献,虽功不可没,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对现实素材的汲取,实在是大同小异的。他们全不外是讽刺社会的人道主义写实作家。”

在写作态度上,这四位作家是不热衷于政治、远离现实斗争的;在情感色彩上,是冷色调的。客观地说,夏氏对这些远离火热斗争生活作家群的发现与肯定,并不应该全部否定。一部多元共生、开放包容的小说史,理应涵括各种艺术流派、艺术风格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而且,夏氏在当时大陆文学史以革命为纲时,就对沈从文、张爱玲予以高度褒扬与大力推崇,这给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者难能可贵的启迪与借鉴,是整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不过,在当时风沙扑面、虎狼横行、外族入侵的民族危亡关头,对于沈从文、张爱玲的过于捧扬,也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嫌。一百个沈从文和张爱玲在当时的价值和意义,抵不上一个鲁迅,其实也是许多学者内心的判断。至于张天翼、钱锺书,可能是夏氏的特殊偏爱,评论上就过于失当了。

先说张天翼。作为一名左翼作家,张天翼是很另类的。夏志清说:“张天翼是这十年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1929 年,张的作品初见各刊物。”其实,这个史料是错误的。早在 1922 年前后,张就在鸳鸯蝴蝶派的老牌刊物《礼拜六》上发表《新诗》《怪癖》等滑稽类通俗小说。在他创作热情高涨的左翼十年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前几年,与绝大多数热衷于直接表现现实斗争的作家不同,他的小说中有着浓郁的早已转化了的“五四”时期的色彩。他主要关注当时与火热的斗争生活明显脱节了的小市民、小公务员、小知识分子和落后乡村的面貌。除了明快活泼、现实意味强烈的《华威先生》等少数作品外,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对古老中国灰色人生的描摹与讽刺,表现出与鲁迅某种相通的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包氏父子》《鬼土日记》《旅途中》《洋泾浜奇侠》《一年》等众多作品,都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并以他所擅长的讽刺手法加以表现。这可能正是夏志清教授肯定张天翼小说的主要原因。不过,尽管张天翼的作品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优秀部分,然而与文学大师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距离。对张天翼提携有加、关怀备至的鲁迅,在1933年给他的信中就这样说道:“你的作品有时失之油滑,是发表《小彼得》那时说的,现在并没有说;据我看,是切实起来了。但又有一个缺点,是有时伤于冗长。将来汇印时,再细细的看一看,将无之亦毫无损害于全局的节、句、字删去一些,一定可以更有精采。”刚出道时作品有些油滑,后来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又伤于冗长,这确实是对张天翼小说的准确评论。而夏氏对张天翼的无限推崇,乃至还要高于鲁迅之上,显然是过誉了。

再说钱锺书。作为一个学问家,钱锺书在创作上只有一部不算很厚的长篇小说《围城》和几个短篇小说;不过,凭着他丰厚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功底、丰盈灵动的艺术才情,他给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夏志清教授的评价是:“《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也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是,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夏氏认为,《围城》超过了《儒林外史》,甚至是中国现代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这又过誉了。《围城》是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写法,运用于长篇,在整体结构上就显得拖沓而不够紧凑;主要人物方鸿渐的性格前后不够统一;有些人物随写随丢,缺乏完整性。尽管它不失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部优秀之作,但将其捧为“最伟大”的巨著,显然是夏氏的偏爱了。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中国古典文论中一个主要的评论标准。一部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时代人民的心灵史、情感史。当夏志清教授刻意回避火热的现实生活、厌恶在中国现代历史中占主流地位的左翼运动以及作为这种心灵和情感反映的左翼作家和作品时,事实上,他已经把一大批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排除在外了。因此,当他精心搜寻出如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等一些远离现实政治和斗争生活的作家,并对他们的小说进行纯粹的艺术分析时,尽管给予了大陆学术界以有益的启发和借鉴,不过,这样的小说史读起来是冰冷的,是没有温度的;同时,也是有偏颇的,不全面的。

[责任编辑、校对:田卫平]


编者注: 此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20年第3期第522—528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发邮件到“[email protected]”信箱,索取文章的PDF版;如果您想查看《南国学术》以往的文章,请到“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网站,点击“学术期刊-南国学术”后,可以下载所有文章PDF版。网址是:https://ias.um.edu.mo/ 2020-contents /


[ 编辑札记]
若论我与栾梅健教授的交情,那得追溯到他任教于苏州大学时;若论我担任责编,刊发栾教授的大作,这却是第一篇。

此文之所以能够在《南国学术》刊发,除了栾教授的鼎力支持外,还得益于朱寿桐教授于2020年6月6日在 澳门大学组织召开的“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南国人文论坛”。因为, 栾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就是这篇文章。我欣赏栾教授的选题、文笔,也钦佩他的学识,觉得放在“独家评论”栏目很合适。于是,在研讨会间隙,向栾教授发出邀请,他欣然应允。

此文的 编辑工作 ,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根据栏目需求,对原稿结构和部分段落做了调整,将“一气呵成”改为“三级跳”,目的想让读者在阅读时 减少疲劳 感,增大明快、流畅感;二是 补写了“关键词”“作者简介”;三是围绕主标题改写了“摘要” ;四是对注释做了标准化处理
《南国学术》2020年分栏总目录
(括弧内数字,前为期数,后为起止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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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如何影响人类思维和认知 (3 ·375-383)

朱 锐

深圳大学 哲学系 特聘教授


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困局、破局与新局 ( 3 ·384-396)

贾根良

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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