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Ben Hewitt 丨译者：斯眉

转自：译言

在佛蒙特州北部小镇郊外43英亩大的一块地方，有个隔板屋。9月初始，屋里的两个男孩睡醒了，他们是兄弟俩，大的十二岁，小的九岁。曙光仍没从暗夜的魔爪中挣脱出来。尚未入秋，但气候已有了变化，温暖的夏末之夜逐渐变得漫长而寒冷，寒风萧索的季节即将来临。在男孩们卧室的窗外，枫叶开始变红。

学校已开课两周或更长时间，但兄弟俩却不急，缓慢而安静地穿着衣服——从廉价店买来的褪色破旧的迷彩裤、法兰绒衬衫、胶皮靴。他们腰间的皮带上挂着刀鞘，每个刀鞘里别着一把直柄刀。

一辆黄色的校车将隆隆地驶过连接农场和城镇道路的车道，车上坐满了男孩们的同龄人，他们的额头贴着玻璃，注视着不断闪现的风景，田地、山丘和森林，环绕着被孩子们称之为“家”的小型工人社区。

男孩们不会留意校车，可能是因为他们要坐在厨房餐桌前，与父母共进早餐。又或是由于他们已经走进屋外树林的深处。在那里，一条盛产鳟鱼的小溪穿过香脂冷杉林；小溪边有座古老的石板桥台，男孩们喜欢站在上面，将挂着米虫的吊钩垂入水中。

男孩们不曾留意校车，又或是因为它的经过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或许他们从未坐过校车，抑或从未上过学。在男孩们短暂的童年里，那种呆在四面墙壁的教室里、一会盯着窗外一会看着挂钟、数着分分秒秒、期待着放学的日子，他们一天都没经历过。

也许，这哥俩其实就是我的儿子，也许他们的名字叫芬和莱，也许，要是我和妻子潘妮一直我行我素的话，他们永远不会去学校读书。

看，父亲也可以有梦想，不是吗？

莱背着自己编织的箩筐

对于芬和莱所受的教育，有个词叫“非学校教育”，虽然潘妮对这个词始终不太喜欢。但“在成人指导下、根据特有兴趣而自主学习的生活”确实有点绕口，所以还是叫“非学校教育”比较好。

很明显，非学校教育和程式化的课堂学习截然不同，但是，怎样将它与日益普遍的在家学习区别开来呢？恐怕最好的解释是，所有非学校教育都是在家学习，但不是所有在家学习都是非学校教育。大多数在家学习的孩子遵循一套结构化的课程，而像芬和莱这种非学校教育者，则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完全自主权。

如果这些听起来很激进，那只是因为你没有把眼光放远，误以为孩子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应该被禁闭在课堂里，陶醉在贫乏的历史旧闻中。

义务教育始于1852年，当时马萨诸塞州要求社区提供免费的公共教育，并要求每个8-14周岁的孩子每年至少上学十二周。在接下去的七十年里，其他州也采取了类似的法律，到了1918年，才完全过渡到强制公共教育。

不久，一些家长、甚至是教育者开始质疑义务教育的价值。其中一位是约翰霍·霍尔特，他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后来成为在家教育的狂热拥护者，因为它存在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但他很快意识到很多父母只是把课堂教育模式简单复制下来。因此1977年，在他的杂志《不上学也能长大》中，他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这份杂志中提到的‘非学校教育’是指我们把孩子带离学校，‘去学校化’意味着我们正在改变规则，使学校不再具有强制性，不再拥有打分、排名、给学生贴标签的权力，也就是说，给学生们长久、官方和公开的评价。”

一头倔强的小牛

当然，我大致明白你的想法：没错，但你们是住在乡下，都在家里工作，那我们其他人怎么办？说的在理：我和佩妮做出这种选择，很多人认为是走极端。我在家里写书，我们经营自己的农场，以销售农产品和肉食来维持日常开支。其实，我们所认识的非学校教育实践者当中，不论贫富贵贱，人人都自主选择。麻烦的是有几年我们勉强脱贫。但事实上，非学校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方式的选择，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且在任何地方都行得通。

彼得·格瑞是波士顿大学的一名心理学教授，在其2013年的著作《免费学习：释放游戏本能，让孩子更快乐、更自主、更好地从生活中学习》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义务教育。“孩子被迫去学校，在那里他们被剥夺了大部分权利，”他写道。“现在要争论的不应该是学校是否是监狱，除非你想改变监狱的定义。学校人为去除了促使孩子自主学习和引发其天生好奇心的环境条件，好像将孩子们锁在了衣柜里一样。”

格瑞的主张是，与学校教育正相反，孩子需要的是无监控下的自我探索和玩耍，这会使他们养成自我决策意识和自信心。如果格瑞的观点是对的，那么现今的教育趋势不容乐观：在2012年，已经有五个州投票决定增加学年长度，使之不少于300小时。

男孩们在剥大蒜

当芬五岁的时候，潘妮和我认为有必要对他的生活起一些引导。于是我们买回一大叠厚牛皮纸和柔和的蜡笔和水彩颜料，潘妮在厨房餐桌上布置了一个“教学点”，以为我们的长子会心满意足地坐着，表达先天的创造力，尽管当时他学过不少死记硬背的知识，足以引导他进入现代世界。

说得好听点，这是一次失败的假设。在感觉到行动不自由的每一秒，芬都很愤怒。他摔坏蜡笔，在墙上乱涂乱画。一张又一张昂贵的纸张也被撕成碎片，流下苦涩的眼泪。这真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对我们的家庭而言，这也相当于一座分水岭。因为很快我们就放弃了教育儿子的主观想法，学会观察在什么情况下他学得最快。结果是当我们不再强迫芬坐下画画、写字、涂颜料时，他已经开始自觉地做这些事了。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将木头刻成漂亮的蝴蝶结，利用手头的材料做出复杂的玩具：不仅能旋转、还能伸缩吊杆的挖土机；刨掉软木塞、削去木钉，用铜管制成的玩具枪；甚至还有一架用旋转木“刀片”制成的锯木机。

换句话说，我们放弃向孩子灌输知识的那一刻，才是他真正开始学习的时候。

Hewitt一家（包括那只羊）

芬和莱几乎总在黎明前醒来。我们没有闹钟，但早起已成为习惯，从开始经营小农场至今15年一直如此。一家人分担着杂务：潘妮去谷仓挤牛奶，我把剩下的畜群赶去新鲜牧草地放牧、喂猪，男孩子们去喂矮山羊，名字分别是花花、绿萍和午夜。

七点左右家务都做完了，我们围坐在宽木桌旁共进早餐——通常是鸡蛋，以及用去年杀的猪制作的咸肉。早餐后，我坐到书桌前开始写作，潘妮去田里或果园，芬和莱一般先跟着他们的母亲，然后消失在树林里。有时候他们拿着鱼竿，挖些小虫子，去小溪边，回来的时候袋子里装满了鱼、羊齿厥和雷尔蘑菇。

其它时候，他们一起建造梦寐已久的房子。这些房子多到遍地开花，以至于我偶尔经过一座时，竟然不知道它是何时存在的。我也能从结构不断改进的简陋建筑中看出男孩们学习能力的日新月异。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再也无法摧毁它们了，男孩们已经学会建造倾斜屋顶，以及用横梁在中间撑起房屋。他们把开口朝南，将房子建在一块排水性良好的地面上，任何与土壤相接触的地方都用上了抗腐蚀性很强的雪松。

不活动也对大脑有害。佐治亚州健康科学大学2011年一项研究发现，锻炼可提升儿童的认知能力，与复杂的思考、决策和社会行为运作机理相关的前额皮层的活跃度也会提高。在研究中，那些每天锻炼四十分钟的孩子的智力水平平均提高3.8%。

不过说实话，我对孩子们的最大希望无法用表格或图形表示出来，也无法衡量，至少用常规方法无法度量。没有一种标准化测试能证明我的方法是否成功，也没有一种具体课程能将这些希望变为现实。

这就是我想让儿子们得到的：自由。并不只是生理自由，而是摆脱学校普遍存在的古板教育模式、获得智力和情感上的自由。我希望他们拥有徜徉在住家周边森林原野上的自由，漫无目的地散步，不受拘束。我希望他们顺从根植在DNA中的天性来发展，不要受到教育机构的束缚，那些人之所以要求孩子达到一定标准，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决定了学院融资规模的大小。我希望他们爱上学习本身，而不是被迫或是为了奖励而学。我希望他们不必承受社会压力，以最自然的方式去看、去做、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