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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说张伯驹，就不得不说张镇芳。

张镇芳乃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之内弟。

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后，让其主管盐政。

1915年，他在袁世凯支持下，

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

这么一位官财两运亨通的盐运使，

家庭却很不幸——两子女先后夭折。

1904年，张镇芳找有4个孩子的弟弟张锦芳商量，

张锦芳便把长子和幼女过继给了张镇芳。

这个当时只有6岁的长子，就是张伯驹。

张伯驹确实是个好苗子，

7岁入私塾，9岁就能写诗，

老先生书架上的书，只要他看过，

放在第几行第几本，他都能记住。

先生们都称他为“神童”。

随后，他进入英国人办的书院读书，

毕业后，被父亲送进军阀曹锟、吴佩孚等部，

先后任过提调参议等职。

但张伯驹十分厌烦从政为官，

终不顾双亲反对，退出了军界。

从此过上了写诗作画、看戏唱曲的“纨绔”生活。

15岁那年，家里替他定了婚。

对方是安徽督军家的千金，

张伯驹清高，这位李氏自然无法吸引他。

第二任妻子邓韵绮是位京韵大鼓艺人，

因酷爱戏曲，张伯驹便娶她做了二房。

张伯驹虽然纨绔不羁，

但和其他富家子弟的奢靡完全不一样。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

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

结了婚，才知道邓韵绮爱抽大烟，

张伯驹不喜，便逐渐疏远了她。

张伯驹在丛碧山房花园内

1927年，张伯驹到北京琉璃厂闲逛。

突然，他在一家古玩字画铺前驻了足。

“请把这件墨品取出来看一下。”

伙计取下写着“丛碧山房”的横幅。

“这四个字写得真是苍劲飘逸。”

张伯驹一边赞叹，一边看落款。

这一看，他着实吃了一惊。

“没想到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

反复推敲无误后，他立马收了。

从此，张伯驹就爱上了收藏。

自号“丛碧”，并将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

母亲为此整天唉声叹气：“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出去做官也不干，只知道花钱买字画。”

▲ 张伯驹夫人潘素

2

张镇芳临终时，握着张伯驹的手道：

“你要支撑起这个家，照顾好母亲啊!”

张伯驹这才答应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

北伐战争后，上海逐渐成为金融中心，

1935年，盐业银行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

因为应酬，张伯驹自然免不了要去风月场所。

一次在天香阁吃花酒时，他认识了名妓潘素。

潘素生于1915年，乃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之后。

其母系出名门，从小就教潘素女红与音律。

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

父亲是个败家子，很快就将家产挥霍一空。

继母王氏便将潘素卖到了上海妓院。

潘素清秀妩媚，又弹得一手好琵琶。

很快成为当红倌人，在沪上有“潘妃”之誉。

▲ 潘素

一见潘素，张伯驹顿时惊为天人，

才情大发，提笔而就一副嵌字联：

“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

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将潘妃比作“赵飞燕”和“王昭君”。

才子佳人，顿时一见钟情。

遗憾的是，潘妃已名花有主。

国民党中将臧卓早已相中潘妃，

臧卓得知潘素结了新欢，便把她软禁起来。

张伯驹只好托人买通了臧卓的卫兵，

趁臧卓离沪办事时，趁机“偷”走了潘素。

张伯驹见到潘素时，“她两眼已哭成桃子”。

两人立刻逃到北京，迅速成婚。

这一年，张伯驹37岁，潘素20岁。

▲ 潘素《岸容山意》

后来，张伯驹将两笔巨款分给两房太太，

办了离婚手续，结束了复杂的家庭关系。

从此，他就专宠潘素一人。

“父亲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

他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

父亲为母亲请来画家朱德甫，

让母亲正式拜师，学习绘画。

不久又请来夏仁虎老先生，

让母亲正式拜师，学习古文。”

张伯驹女儿张传彩后来回忆说。

潘素天资聪慧，果然成了另一个“董小宛”。

▲ 潘素《青山红松图》

山水、人物、花竹、鸟兽……

潘素无不擅长，特别是山水，

多用青绿，笔法直逼南宋。

曾三次与张大千联袂作画。

张大千赞叹潘素作品：“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从此，张伯驹与潘素便夫唱妇随，尽享诗画唱和之乐。

▲ 夫妻“诗画唱和”作品

3

1937年，张伯驹得知溥儒有《平复帖》后，

便再也睡不好觉了。

溥儒是道光皇帝曾孙，恭亲王之孙。

此前，溥儒将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卖于他人，

致使这件国宝从此流失海外。

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

《平复帖》乃西晋大文人陆机真迹，

距今已1700年，比王羲之手迹还早七八十年，

是中国已见最古老的书道瑰宝，

又是汉隶过渡到章草的最初形态。

上面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

由此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如果流失海外，将是千古之恨。”

▲ 《平复帖》

张伯驹委托中间人向溥儒求购，

溥儒回答：可以，20万大洋。

张伯驹很沮丧：“没这么多钱。”

随后，张伯驹又请张大千说合：愿出6万大洋。

但溥儒回答：20万不少。

1937年底，溥儒母亲项夫人过世。

张伯驹得知溥儒急需用钱，想借机求购《平复帖》。

但他又觉得这是乘人之危，开不了口。

便请教育总长溥增湘出面：“我先借他一万元。”

谁知几日之后，傅增湘把《平复帖》抱来了。

“溥儒要价四万，不用抵押。”

张伯驹抱着《平复帖》，两眼放光。

▲ 张伯驹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

1945年，“末代皇帝”溥仪被俘，

混乱中，不少珍贵文物散落民间，

《游春图》被北京古玩商马霁川觅得。

1946年，张伯驹得到消息，

马霁川欲将《游春图》卖往海外。

这一下，张伯驹又失眠了。

《游春图》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

距今1400多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

运笔精到，意趣无限，有“天下第一画卷”之称。

被书画界奉为“国宝中的国宝”。

▲ 故宫镇馆之宝《游春图》

一天夜里，张伯驹出现在马霁川家。

进门便大吼：“《游春图》可在你手中？”

眼看事情败露，马霁川便狮子大开口：

“只要拿出800两黄金，画就是您的了。”

十几年来，因为收藏，张伯驹已耗尽万贯家财。

此前，他刚以110两黄金买了范仲淹的《道服赞》。

现在莫说800两，50两他也拿不出。

张伯驹只好找到故宫博物院：“你们去买下来吧……”

但几日过去，故宫方面毫无回应。

迫不得已，张伯驹便来到琉璃厂，

看见一家店铺，便走进去打招呼：

“有幅《游春图》，有关中华民族历史。

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

谁就是民族败类，我张某人决不轻饶他。”

▲ 《游春图》局部

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闹得满城风雨，

自己已无法出手，只好降价让与张伯驹，

“你出220两黄金，就给你。”

即便大降价，张伯驹还是拿不出钱。

一咬牙，他把自己住的宅子给卖了。

这座宅子占地15亩，富丽无比，

它的前主人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

据马未都估算，这个宅院若搁到现在，光拆迁就得一个亿。

张伯驹拿着宅子换来的220两黄金直奔马家。

但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好，要再加20两。

▲ 张伯驹收藏的杜牧《张好好诗》

张伯驹无奈，只好回家和潘素商量，

“你卖件首饰给我凑足这20两吧！”

潘素不肯，张伯驹就躺在地上耍赖，

潘素哭笑不得，只好答应。

张伯驹翻身爬起，拍拍土开心睡觉去了。

此后，张伯驹一家就搬到了旧宅承泽园。

在动荡年代，为避免书画流失海外，

张伯驹就这样耗尽了万贯家财。

“他收藏保护的顶级书画就有118件。”

▲ 张伯驹收藏的范仲淹《道服赞》

4

1941年，张伯驹去上海处理银行事务，

途经培福里时，突然冲出三个大汉，

持枪将张伯驹挟持，然后驾车而去。

第二天，潘素接到绑匪电话，

“交上两百根金条，否则就撕票。”

潘素急得直抓头发：“哪里去找这么多金条啊？”

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卖画”。

于是潘素要求：想见伯驹一面。

潘素见到伯驹时，他已多日不食、憔悴不堪。

但他却斩钉截铁地对潘素说：

“我收藏的那些书画，必须给我保护好。

别为了赎我而卖掉，否则我宁死也不出去。”

▲ 宋徽宗题李白《上阳台帖》

不准卖画，哪里去筹钱啊？

最后实在没辙，潘素只得厚脸，

去找张伯驹以前之旧交孙曜东，

孙曜东乃大汉奸周佛海的秘书。

一见面就跪下了：“求您救救伯驹。”

孙曜东一打听，原来是“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干的。

绑匪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自己占不到便宜，

便把人质送给了伪军浦东头目林之江。

孙曜东随即与林之江联系：愿出20根金条。

林之江同意了，潘素赶紧凑齐金条送了过去。

张伯驹这才得以恢复自由身。

“在伯驹眼里，这些字画的价值，远超过自己的生命。”潘素说。

▲ 张伯驹收藏的宋代杨婕妤《百花图》，为现存最早女画家作品

但是，谁也没想到，

1956年，视书画重于性命的张伯驹，

竟将8件最顶级的书画捐献给了故宫。

无偿捐献后，政府欲奖励其20万元，

但张伯驹婉言相拒，分文未取。

文化部只好给他颁发了一张褒奖令。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

“耗尽家业收藏，为何又无偿捐之？”

后来，张伯驹对一位至交说：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再后来，张伯驹将余下所藏书画，

分批捐献给了故宫和吉林博物馆。

“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他在《春游琐谈》里记录了这种心情：

“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 文化部所颁奖状

后来，章诒和拜师潘素学画时，

在张家宅子四处寻找这张奖状，

最后发现，它藏在靠近房梁处，

“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

于是，章诒和想起在柳亚子家中见到的，

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唱和的诗词手迹。

“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包括帝王在内的历代收藏，

都在《平复帖》上钤下自己的印迹。

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

凡经手收藏的人，都以《平复帖》获利，

唯独张伯驹倒贴大把银子，无偿献给国家。

5

就在无偿捐赠书画的第二年，

为相应“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号召，

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

提出“要大胆地放，要放手，还要放心”，

这下可把张伯驹乐坏了，

他立即组织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

开始排练戏曲《宁武关》《祥梅寺》《马思远》。

做这些事情，张伯驹大有资格，

他在京剧界的名气，不亚于收藏界。

▲ 张伯驹书画

张伯驹青年时代，京剧正从成熟走向鼎盛，

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等名角辈出。

那时文人票戏，是极为风雅的事，

而张伯驹，便是文人票友中的票友。

他与大师余叔岩的友谊更是一代佳话。

“余叔岩平生，只教了孟小冬三出半戏，李少春两出，但教了张伯驹四五十出。”

张伯驹就此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

“李少春等人数次向他请教。”

▲ 张伯驹书画

作为京剧票友，张伯驹有三大得意事。

一是与余叔岩合作，编写了《近代剧韵》，

总结京剧发展实践，系统介绍了京剧十三韵。

二是为推动京剧艺术发展，

张伯驹约同梅兰芳、余叔岩等人，

于1931年创立了“北平国剧协会”。

三是1937年，他组织一大帮名角，

举办了轰动全国的河南旱灾筹款义演。

演出后不久，日本全面侵华。

这次义演，被称为“艺坛最后一次绝唱”。

▲ 京剧大师余叔岩

1957年，张伯驹把所有精力投入戏曲排练中。

“他就像战乱时不惜倾家荡产购藏文物一样，

奋不顾身地希望挽回传统文化的品质和意境。”

不过，他这一次努力是徒劳的。

他排练的戏，很快遭到了攻击。

“你这是站在封建王朝立场，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一扬眉，反驳说：

“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一笔勾销，是不对的。”

“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欣赏，陶冶性情。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但最终，他还是被打成右派。

▲ 杨小楼

多年后，章诒和参加一个戏曲学术会议，

旁边坐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

当介绍章诒和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时，

袁世海无动于衷。

当介绍章诒和的父亲叫章伯钧的时候，

袁世海立刻回头，握着章诒和的手说：

“令尊大人是我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

他对戏曲界的贡献是我们这些演员所不及的。”

原来，袁世海是把章伯钧听成了张伯驹。

1957年，张伯驹被打成右派的消息，

传到老帅陈毅那里，他很不高兴：

“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都捐给了国家，

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砍我脑壳也不信！”

解放后，李济深发起成立了棋艺研究所，

陈毅和张伯驹这两个“棋坛圣手”，

便在这里相识，成为君子之交。

1960年，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

陈毅找到于毅夫：“我有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好，能否给安排一下？”

不久，张伯驹就收到来自吉林的邀请：

“现省博物馆急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

于是，张伯驹便去了吉林，

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

▲ 张伯驹作品

临行时，张伯驹去跟陈毅道别致谢，

陈毅说：“你这样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我该向你道歉。”

张伯驹笑一笑，潇洒不羁地说：

“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难免，算不了什么，

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

这话，并不是面子话。

张传彩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

“父亲时常教育我说：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 张伯驹收藏的唐寅《王蜀宫妓图轴》

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来袭，

这一次，张伯驹成了“现行反革命”。

白天，夫妇俩被游街批斗，

但晚上，两人依然故我，写诗作画。

“父亲这时最喜欢画蜡梅，爱其之坚毅。

母亲也由画大幅山水改为画小幅花卉。

后来他们将这些画装订成一本花卉画册。”

张传彩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

面对磨难，张伯驹一直坦然自若，

唯有一次，他低下了头颅。

那一天，红卫兵将他收藏的卷轴丢到院里焚烧，

张伯驹跪在火旁，不停哀求：“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国家的宝贝，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 潘素《金碧山水》

张伯驹随后被“发配”到吉林舒兰进行劳动改造。

但被舒兰县革委会拒收，嫌年龄过大不能劳动。

不得已，老两口只好回到北京。

但原来的宅子早已被别人占据，

老两口只好窝居于一间10平米的小屋内。

解放前的张家，仅管家就有10位。

那时的张伯驹，拥有无数书画珍宝。

可现在，他却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

一无粮票二无户口，只能靠亲朋的接济度日。

可这样的落差和磨难并没让他怨天尤人，

相反他却是轻描淡写，一笑置之。

1969年到1972年三年间，

故交王世襄曾多次去看望张伯驹。

“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章诒和后来在文章中回忆：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

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

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