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两位新生代小花，打破女性电影的类型边界

3月8日，文晏导演的新片《想飞的女孩》正式登陆内地院线。在影片出品方嘉映影业的奖杯墙前，文晏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墙上那些琳琅满目的奖杯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她凭借前作《嘉年华》获得的最佳导演奖杯，它仿佛在静静见证着文晏迈向创作新篇章的步伐。

从《嘉年华》到《想飞的女孩》，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这八年间，文晏不仅见证了女性电影从“小众”到主流的艰难而辉煌的蜕变，更在这场变革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她的作品，始终深刻地触碰着社会和人性，不断反思并挑战着观众的认知。而她，作为这一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华语声音，始终站在变革的关键节点，记录并推动着电影中女性表达的崛起与觉醒。

文晏的创作生涯始于对“不可见”女性的深刻凝视 。2006年，作为制片人，她踏入影坛，参与了刁亦男导演《夜车》的独立电影制作。此后，她与一批杰出的女性导演携手同行。其中，尹丽川和杨荔钠，作为当代华语女性电影的翘楚，也是在文晏的制片工作支持下，逐步将自己的作品推向国际舞台，并于去年在内地院线以女性导演的身份大放异彩。

在这些幕后工作中，文晏逐渐意识到女性形象在电影史中的种种困境，这种观察与反思促使她最终转型为导演，决心用女性的视角去书写女性的故事。她深知， 过去百年间，几乎所有的电影史都是由男性导演所主导，他们塑造了女性形象的叙事框架，然而，这些框架对她来说并不适用。

“电影创作的难度是，讲述男性与女性为主角时是完全不同的。”她说道。男性角色的禁忌较少，创作的自由度更大。从英雄到反派，从懵懂少年到成熟父亲，男性角色的类型几乎囊括了所有人性复杂性和社会角色的可能性。与此相对，女性角色的创作却受到严重局限，尤其是大多数女性形象都是从男性视角所塑造的：她们往往是妻子、母亲或性幻想的对象，角色的立体性和独立性极为匮乏。

这一困境促使她不断摸索，思考如何在电影中呈现真实的女性形象，而非依附于男性视角的塑造。从这一点出发， 文晏的创作思考贯穿始终——她决心打破过去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局限，以更为丰富、真实的方式，展现女性的多维度与复杂性。

2013年的《水印街》标志着文晏导演创作生涯的宣言。这部聚焦都市边缘人的长片首作，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誉为“中国新一代电影的杰出代表”。她以几近冷峻的镜头语言，精准剖析了现代社会的孤独症候群，展现了当代城市生活中的隐秘裂痕。然而，真正让她声名鹊起的，还是2017年的《嘉年华》。这部揭露儿童性侵案的电影，以克制的愤怒震动了国际影坛，也让全球观众听到了来自华语女性导演的强有力声音。

《嘉年华》剧照

《嘉年华》不仅让文晏成为备受瞩目的导演，也标志着女性电影在国际电影界的突破。 文晏回忆道：“我记得2017年去威尼斯电影节时，我是主竞赛单元唯一的女导演。这件事成了新闻，大家纷纷采访我，问我作为唯一的女性导演有什么感想。”这一幕在今天看来显得尤为讽刺。毕竟，到了2025年柏林电影节《想飞的女孩》入围主竞赛单元时，整个电影节女性创作者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1%，这是那时无法想象的现实。

《想飞的女孩》延续了文晏导演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怀与对人性的敏锐洞察。

文晏于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在某种意义上，为华语女性电影创作打开了新篇章。谈到近年来女性电影的崛起时，文晏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她指出：“近年来，无论是好莱坞还是欧洲，女性电影人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也促使柏林电影节迎来了首位女性主席，同时，她也果断地纳入了更多女性创作者。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希望，这种现象能在未来成为常态。”

在文晏的眼中， 女性创作者的崛起不仅是一个行业趋势的变化，更是对过去电影史中性别不平衡现象的纠正。 她期待着更多女性的声音和视角，能够带领电影艺术走向更加多元和包容的未来。

在塑造更多元女性形象的道路上，文晏导演从未停下脚步，而是持续探索着新的女性题材。尽管时隔八年，《想飞的女孩》才终于与观众见面，这部新片既承接了《嘉年华》中的姐妹情谊，又为我们呈现了新的女性书写方式。

《想飞的女孩》定档3月8日全国上映。

《想飞的女孩》的灵感源于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八九十年代重庆朝天门服装市场商人们的故事。文晏回忆道：“这些人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早一批下海的商人，他们的故事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悲喜剧。那个时代法律尚不健全，许多事仍然依赖丛林法则，这种‘野蛮生长’的环境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片中彭静饰演的女老板形象，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文晏对川渝地区独特女性角色的深刻描绘，成为一种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新型女性书写方式。在这些家庭企业中，女性常常扮演主外的角色，承担着经营生意的重担，男性则多负责工厂和生产。

“女性一方面要照顾家庭，另一方面又面临‘重男轻女’思想的困扰。尽管如此，她们从不觉得自己不应承担这些责任，反而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文晏感叹道： “这些女性的坚韧与复杂性是我创作的源泉，正是这种生命力，塑造了像重庆这样的城市。”

《想飞的女孩》入围第75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文晏的创作视角逐渐转向了下一代，特别是那些在动荡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们。她解释道：“服装生意竞争激烈，父母每天凌晨三点出门，直到晚上四五点才回家，孩子们大多在孤独中成长。那个时期的独生子女普遍存在，他们最亲近的伙伴往往是表兄妹，情感既亲密又复杂，这种关系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通过角色的细腻刻画，文晏不仅回应了传统的女性形象，还深入探索了新时代女性的复杂性与坚韧，展现女性在现实压迫中如何挑战传统、反抗不公，逐步实现自我觉醒。 在《想飞的女孩》这部作品中，展现了女性角色的成长轨迹和心理变化，更强调了每个女性在独特情境下的觉醒过程。

《想飞的女孩》讲述一对表姐妹二十余年的成长与救赎。

女性的觉醒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通常伴随多重困境：原生家庭的影响、职场挑战和社会文化束缚。她解释道：“我们不能期待每个女性在某一时刻就能瞬间意识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 觉醒的关键不在于知识的突然获得，而是通过日常的努力与反思，逐步从迷茫和软弱中走出，变得坚强与勇敢。

在文晏看来，“女性觉醒”不能仅凭理论定义，而应关注女性如何在生活的挑战中挣扎与反思，从而走向自我觉醒。 “电影的意义，不在于将女性描绘为完美的觉醒者，而是呈现她们如何从软弱到坚强，从逃避到直面。” 这样的描写更能为观众带来共鸣与勇气。

文晏对下一代的关注不仅体现在电影中，也延伸到了戏外，这与她作为导演对演员的细心培养密切相关。文淇和刘浩存在《想飞的女孩》中饰演两姐妹，这也是文晏与文淇继《嘉年华》后的再次合作。文淇从她在《嘉年华》中的初露锋芒，到在《想飞的女孩》中的成熟蜕变，文晏见证了她从稚嫩到熟练的整个过程。

《想飞的女孩》片中身为武替演员的方笛（文淇 饰）为追求梦想与生存，于困境中找寻自由与自我。

文晏回忆起文淇在《嘉年华》时仅12岁半，尽管年纪尚小，但她已经展现出了不凡的天赋，尤其在长镜头的表现上，“她有很多本能的东西是非常好的。”文晏表示，这些天赋使她在拍摄过程中能够很好地掌握节奏，尽管是第一次出演这样复杂的角色。在《想飞的女孩》中，文淇饰演的“方笛”已经能够更加主动地揣摩角色，甚至通过即兴表演和情境练习来提升自己的情感表达。

作为新生代演员中的潜力股，文晏对于刘浩存所饰演的“田恬”这一角色，也表现出高度的认可。田恬这一人物的复杂性很大，需要从一个叛逆少女蜕变为母亲，承担生活的重担，甚至最终反抗父亲。文晏认为，刘浩存具备挑战这一角色的能力，她不仅有着非常独特的气质，也能够在剧本的基础上调动自己内心的情感进行爆发。“她的情感调动非常迅速，能够自然地展现角色的复杂性。”

文晏还提到，刘浩存为了演好“田恬”这一角色，做了很多生活上的功课。“她需要理解一个经历了这么多人生变故的女孩，怎么从内心去展现她的复杂情感。”为了让刘浩存更好地理解角色，文晏让她观察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比如如何抱孩子、如何表达愤怒等。她强调，这些生活细节对于角色的塑造至关重要，“我希望她能够通过下意识的语感，去演绎角色的情感，而不仅仅是背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