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农耕条件好以外,贸易是人口规模得以保持的重要因素。从明朝开始,广东沿海的贸易地位已经确立,尤其是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出于稳定统治的考虑,只留下广州一口通商,这相当于是进出口贸易垄断。于是广州孕育出了富可敌国的“十三行”。富到什么程度呢?“十三行”的伍秉鉴曾经是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鼎盛时期,伍家的财富达到2600万两白银,而同期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也就4000万两。
如果用2017年,17.2万亿的全国财政收入来换算,伍家的家产则达到11.2万亿人民币,约1.78万亿美元,占国家外储的一半,是马云的45倍。而这只是“十三行”之一。
随着鸦片战争战败,香港割让五口通商,以“十三行”为代表的广州贸易垄断地位被打破,尤其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一边是广州的“十三行”大火,另一边是香港逐步取代广州的贸易地位。
而香港的兴起,一方面是英帝国在远东的据点功能(城),另一方面是对华的自由贸易港功能(市)。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甚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对华封锁期内,香港都继承着部分“十三行”的功能,即中国对外贸易的通道功能(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功能)。这也是香港繁荣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