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态度不能仅仅从他们皈依的理论来判断，更重要的是需要检验他们与权力体系的关系。
理论的分歧有着长远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脉络，即使在批判的知识分子内部，成份也极为复杂。他们当中既有采用左翼理论的知识分子，也有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把自己视为自由主义者。在我的心目中，批判的知识群体是一个范围广泛的社会运动，而不是宗派主义的小圈子。所有把政治自由、社会公正和平等权利作为自己的社会目标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视为这个群体的有机部分。这个思想群体内部包含着重要的分歧和冲突，他们各自的理论背景、对历史的理解和最终的社会目标存在着差异。为什么我把这样一些差别很大的思想群体都看作是批判的知识分子呢？这是因为我不是把某一种理论，而是把知识分子在社会公正和平等问题上的态度作为分歧的焦点 。批判的思想群体的共同特点是致力于揭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揭示知识分子群体所习惯的思想方式和观念与这个不平等的发展进程的内在的关系，把民主的政治诉求扩展到经济和其它社会领域，寻找更为公平的、民主的因而也是更为人道的变革道路。当朱学勤、徐友渔们想用"新左派"的咒语取消批判知识分子提出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合理性 ，用"自由主义"旗号掩盖在这一名号之下的深刻分歧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能力触及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危机。这难道不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吗？
当代知识界的分歧还涉及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以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挫折、灾难和社会专制问题。我在这里不能全面地评价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和失败的历史，但非常明显的是，知识界对当代问题的含混表达部分地应该归咎于未能对这一历史过程作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有些"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专制的起源是社会平等 ，而"文革"的发生就是平等价值获得胜利造成的。这真是有些匪夷所思。他们的态度看 似"正确"，但实际上是拒绝对包括"文革"在内的历史实践及其复杂因素进行历史的分析 。一旦这类历史实践在另一个层次变成了禁忌，那么，有关这些事件的叙述就必然成为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合法化论述，从而将一个历史过程的复杂性转化为记忆的整体。的确，我们没有权利忽略这一进程的诸多惨痛教训，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和这一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但是，我们也没有权利对于这一进程采取简单化的态度，忽略它的复杂的历史条件和在许多领域曾经获得的成就。如果不能对历史过程采取分析的态度，那么，任何抽象的谴责都是无力的。当"市场主义者"批判别人重在批判而少建设的时候，他们对现代中国历史做过多少建设性的分析？这些人经常暗示所谓"新左派"就是要回到过去的极左路线，恕我孤陋寡闻，他们从来没有提出靠得住的根据。
对平等的贬斥发生在社会急剧分化的时代、发生在如此众多的人口丧失职业的年代，的确是令人震惊的。当我听到有人把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历史教训归结为平等问题的时候，我心里产生的第一个疑问是：他们怎样面对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承认的三大差别？ 为了工业化或者现代化的国家目标，城乡差别被制度化了，这是平等么？"文革"开始前后，人们关心官僚制和新的社会等级制问题，社会动员的部分动力也来自于此，那样的社会现实是社会平等么？遇罗克批判的血统论是"文革"的遗产之一，它所造成的悲剧有目共睹，那么，血统论是社会平等的诉求还是等级制的意识形态？中国社会主义存在深刻的教训，但这种教训不是因为它实现了平等，而是因为它的平等目标没有能够真正实现。换言之，应该批评的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平等方面获得的成就，而是它在这一过程中造成的新的等级制。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发生的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的自由权利的漠视，真的产生于一个平等的社会吗？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简单地否定平等的价值和社会实践，而是：为什么一个以平等为目标的社会运动自身也产生出新的等级制？ 它的历史的机制是什么？它与殖民主义创造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事实上，把中国社会的困境归罪于平等不但掩盖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真正成就和严酷的教训，而且也否定了改革的成就和它的某些令人忧虑的发展动向。当代中国的利益分化和不平等的瓜分过程的历史基础，恰好就是高度的国家垄断，以及在公有制名义之下的市场关系。改革初期的成就也不是简单地开放了市场，创造了等级性的社会关系，而是通过农村的改革缓解了城乡的不平等。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看待改革的成就和教训，不仅是理论分歧的焦点，而且也将影响未来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