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里
最近，一篇《我国空巢青年已达2000万 一线城市成单身人群聚集地》的报道，让“空巢青年”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图片均来自央广网
该报道称，目前超过5800万人在中国过着“一个人的生活”，其中，独居青年（20~39岁）已达到2000万。事实上，在这篇报道之前，“空巢青年”一词就已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不少年轻人都自称是“空巢青年”。那么，谁是空巢青年？这个词的流行背后又寄寓着怎样的共同情感？
空巢青年的涵义演变
“空巢青年”这个概念，最早是《好奇心日报》2016年8月一项调查提出的，指的是独自来到一线城市工作生活、独居且独身的年轻人。这个调查试图描摹城市中空巢青年的影像，关注他们怎么穿、怎么吃、怎么住、怎么出行。在这里，空巢青年主要指涉的是独居、不需要与他人交往、便利但又孤独的现代生活，多少带有点自嘲的意味，但其实又自得其乐。
应该说，“空巢青年”这个词被发明出来时，它与发达国家流行且普遍的“独居青年”是相近的。根据市场研究机构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报告，全球独居生活人数已经从1996年的1.53亿上升到2011年的2.77亿——15年里上升了55%，他们预计，到2020年全世界将新增4800万独居家庭。
在社会学家看来，独居生活的普遍，意味着“家”的概念、家族主义在下降，而个人主义迅速上升。美国社会学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一书中这样写道，独居潮的兴起，除了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以及现代国家福利提供的社会保障外，更关键的是自由、适应性、个人选择，在现代道德准则中最受人们珍视。“个人最主要的义务在于对自身负责，而非对他的伴侣或者孩子”，当代对个体的推崇已经远远超越了想象。在《好奇心日报》的调查中，空巢青年也更侧重于强调这个面向的意义：更多的年轻人得以更个性更自由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很快，这个词语便被媒体捕捉，并开始引起广泛的讨论。回顾媒体密集的报道和评论，不难发现“空巢青年”一词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改变。比如在《我国空巢青年已达2000万 一线城市成单身人群聚集地》等关于空巢青年的报道中，都会以第一人称叙述几个空巢青年的生活，还原空巢青年真切的生存体验。通过这些当事人的描述，我们看到的是空巢青年的另一幅影像：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打拼；因为物质上的窘困，他们租住在地下室、破落不堪的城中村或者离市中心非常遥远的郊区，并且生活拮据、捉襟见肘；他们孤身一人，没有太多朋友，也没有什么业余娱乐，日子孤寂单调无聊；而现实生活的诸多不顺意，最终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空巢感和无归属感，他们与人群背离，与城市的繁华背离，也与希望背离。
这时，空巢青年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描述性概念，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更近乎一种社会心态。当一个人自称空巢青年时，他的潜台词是：“我是这个时代的零余人。”他们离开故乡来到繁华的大都市，这城市里有权力、名声、财富、美貌和才华的传奇，有摩登建筑、车水马龙、舞榭歌台、横流物欲，有国际化面貌、最多最好的资源；然而，这一切与他们无关。就像报道中几个空巢青年的自述，结语部分分别是“未来的路又在哪里呢？”“茫茫人海，何处是家。”“这一切，似乎与我无关。”……他们是这个繁华都市里多余的那一个，形单影只、茕茕孑立、一无所有、无所作为。城市越是喧嚣、人潮越是拥挤、成功者的故事越是传奇，越是映衬出他们的孤独、艰辛以及虚妄。
这时，空巢青年就像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中多余的“X一代”，之所以有空巢之感，不仅仅是指独居，更是指涉“社会性无归属感”。下文的讨论，也是从这个定义的“空巢青年”出发的。
空巢感从何而来
不难发现，大部分的空巢青年都集聚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即便“逃离北上广”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几乎隔一阵子就要被炒作一番，但仍架不住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涌入北上广。这是马太效应的必然结果。北上广这些大城市是年轻人的淘金地和梦想孵化场，以最丰厚优质的资源宽容地滋养着他们。
但在今天，再急速的财富提升，或许都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当“房东叫价728万，砍价几小时最终以748万成交”在身边真实上演，当“奋斗一辈子，不及别人一套房；奋斗一辈子，还买不上一套房。奋斗很多年，不如倒手一套房”，这不仅动摇了年轻人关于奋斗的定义，更摧毁了他们的信心：我的奋斗有意义？我如今所承受的一切又是为了什么？
就像作家蒋一谈在小说里写的，“在现实的中国，依然有更多的人两手空空。没有自己的家，连钥匙都是租来的。”高房价的直接后果是，年轻人买不起房，甚至也租不起房。因此，空巢青年的空巢感以及归属感的丧失，首先是源于他们无法在大都市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家；他们痛苦的根源主要不在于独居，而在于他们独居的不是自己的家。在中国，尤其是在北京，因为户籍制度、不均衡的资源分配等种种制度缺陷，家不仅仅是一个住所，它还可能是户口、是学区房、是通行证、是奋斗的价值体现，它承载了比住所要多得多的意义。他们关于空巢生活的所有孤寂和失落，与其说空巢生活本身带来了，毋宁说是对生活和未来失去了信心之后带来的。
有学者以为，空巢青年的绝望感源于对成功的浮躁心态。“社会发展本身就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成功的只是小部分人，付出努力的却是大多数，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自嘲。”当批评房价成为一种舆论正确，这样的论调可能会令年轻人感到不舒服，但不得不说，这又是部分事实。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迎来了千载难逢的高速发展期，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平均接近10%，人均增长在8.7%左右，三十多年人均GDP增长16.2倍。就像学者薛涌指出的，“这么强劲的增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意味着什么？那就是生活一天一个样：今天你们全家还挤在筒子楼的单间里、用公共厕所，明天就买房了。今天还骑着当年托关系、凭票买来的破旧自行车上班，明天就买了崭新的小汽车！”
年轻一代刚好是在这个高速增长期中成长的，这直接塑造了他们对于世界、对于生活“最初的理解”，也是“最终的理解”：我只要努力奋斗也该在北京买得起车买得起房！可事实是，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也进入了转型平稳期，30年来的种种红利——改革红利、房地产红利、互联网红利一波一波过去了，经济的增速必然放缓。20年前可能一代人就能够在北京实现阶层跨越，但到了今天，阶层的跨越可能就需要三代人。
许多年轻人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今昔对比的结果就是韩少功所说的，“现代城市里到处流行着的挫折感、孤独感、无聊感等等，其中也正在增殖着虚拟的成分。人们从现代文化工业那里获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装备，也从文化工业那里接受了太多有关人类幸福的神话，于是特别容易产生自我感觉的模拟演习，直至在心理上自伤。”
空巢青年的绝望感，固然有不合理的现实作为依据，但其中可能也有部分是源于比较之后产生的心理自伤。
如何给空巢青年“家”的希望
当然，这么说绝非意味着将社会问题全部转载到个人身上。应该看到，一个良善的社会，并不是说保证每个人都能够成功，而是能够以其制度的正义，让所有人有平等的权利、平等的机会，在平等的规则下，进行平等的竞争。在保证过程公平的基础上，也要考虑结果的公正，适当地以制度倾斜保障弱者的权益。
从本质上说，“空巢青年”一词更像是“北漂”、“蚁族”等词语的某种更新和进化，这些词语背后触及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大城市病、高房价、户籍制度、资源分配不均、社会不公、阶层固化……舆论之所以“篡改”《好奇心日报》关于“空巢青年”的最初定义，不过是借助一个新的概念，对于这些老问题的再一次针砭。
虽然我们承认，不存在一个开关一摁下去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解决这些问题注定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决策者至少应该有改变的决心、改善的努力，让所有人从一点一滴的变化中看到希望。不是每个空巢青年最终都能在北京有车有房，他们更渴望的是，即便没有房子同样能够在这座城市快乐幸福生活、安家、立足的归属感，而这必然需要一个良善的制度来予以保障。
本期编辑：邢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