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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治安好的秘密

人文经济学会  · 公众号  ·  · 2017-05-31 20:23

正文


作者:陈兴杰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这两年,欧洲的恐怖袭击和难民犯罪相夹杂,经常刷着新闻线。好多人感慨,过去那个繁荣和平的欧洲,现在成什么了,还是中国好,日子太平,治安良好。这也和很多在华生活的外国人感受相符。


美国在线知识问答网站Quora有个热门问答。这个问题是:中国到底有多安全?很多外国网友纷纷写自己的经历。总体评价非常高,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社会非常安全,不管北上深这些一线城市,还是重庆、成都、贵阳这些西部城市,没有枪支泛滥,街头犯罪很少见,几乎没遇到过抢劫。他们形容说,“在中国,我不害怕晚上出门。”


中国社会的安全度,已经达到欧美人民称羡的地步?由于缺乏具体的犯罪率数据,我们无从具体比较。感受性的说法,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夜晚出门还是很安全的。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县城,普遍都有丰富的夜生活。谈及犯罪率和社会安全,中国人已向欧美国家看齐。如果纵向回顾,这种感受会更强加烈。


改革开放之初,治安问题一度非常严重,为此中央政府还部署了严打。1990年代,严打还在持续,很多地方的犯罪闻名全国。如广东飞车抢劫,京广线火车盗窃,东北泛滥的黑社会犯罪。然而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很少,社会治安变好,这是普遍的感受。


原因很复杂。警力投入,摄像监控,信息登记,这些都是犯罪减少的原因。不过,我还是想谈谈最根本的原因:经济发展。这似乎是最无可谈的原因。经济发展好,民众安居乐业,谁还愿意犯罪呢,道理似乎很简单。不过,我还是想在这个道理之上,深入谈谈。


经济发展带来物质充裕,人们不会为饥寒所迫,走投无路的凶徒自然变少。这道理很简单。不过,人的需求总是无限,生存之外还要发展,生活要看到希望,人们才会循规蹈矩,从事正业。比起经济发达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发展的速度。


经济发展迅速,意味着各个领域都在解禁,发财门路增加,人们赚钱变容易。企业招工扩张,无业游民减少;收入连年增长,有意犯罪者也不得不考虑机会成本。只要他们从正当工作中获利,不轨之徒也能逐渐泯灭歹意,成为良好公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企濒临破产,无法吸收大量年轻人就业。下放青年陆续回城,他们也找不到工作,于是治安大坏,街头遍地流氓。很多犯罪是求财,更多则是打发无所事事的人生。伴随政府严打的是,个体商贩放开,私营企业增加,这些帮助降低了犯罪率。


1990年代后,城市化推进,大量年轻人进城务工,尤其富士康这类超级企业,更将大量农村剩馀劳动力变成训练有素的工人。2000年以后,几乎年年都有“民工荒”,民工荒带来收入上涨,哪怕一时穷困,也能迅速改善。


从这个意义审视,我们可以想象,经济增长对于社会安定,到底有多么重要。


现在中国还远未富裕,就有知识人鼓吹,发展没有必要那么快,应加强其他建设,云云。台湾和日本经济多年停滞,这本身是很糟糕的现象,在一些文艺爱好者眼中,却成小清新、小确幸。简直是莫名其妙的流行思潮。任何社会,经济停滞都意味着,创业有阻力,经营有困难,老板赚钱乏力,平民谋职困难。


受害最深的,则是刚出学校,没有积累,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日本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只好无所事事,宅在家中,以打游戏看漫画消遣。于是,有了日本“平成死宅”的亚文化。


近两年,台湾盛行“间隔年”说法,大学生毕业后,不着急找工作,而是旅行、打工,体验生活。其实呢,所谓“毕业旅行”“慢就业”“缓就业”,不过是找不着工作的托辞。许多知识人追捧这种现象,却没看到他们的无奈。


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发展停滞,后果可没那么温情陌陌。


大量人口还未脱贫,城市化还在进行。经济发展停滞,受害最深的,不是大学生,而是底层劳动者。大学生找不着工作,还可以降低标准,做低端服务业,餐饮,快递,黑车司机。没技术没文化,混迹底层的贫民,他们受到挤压,生计艰难,随时会滑向犯罪。犯罪团伙成员基本是边缘人群。经济发展好,他们尚能随便讨一碗饭吃。经济不景气,就只能搞暴力活动。打架催债,滋事寻仇,从事犯罪活动。


最后,我要赞扬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现象:最低工资法形同虚设。


最低工资法的实质,是抬高就业门槛,把怀有希望的底层劳动者拦在市场之外,将他们推向不轨之路。幸运的是,很多企业(尤其是不规范的小型企业),他们没把最低工资法当一回事。一无所长的贫民,想找一份落脚工作,基本还能找到。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香港长期没有最低工资法。这不妨碍香港的工资标准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做,这是香港成为全球最安全城市的经济基础。


2006年,香港开始讨论制定最低工资法。一位香港富商评论道:“我当过月入港币六十元的童工。那个时候要是有了法定最低工资,哪怕法定水平是月薪一百元吧,谁会多花四十元雇用我这个不懂事的十二岁小孩?找不到工作糊口,要不是饿死街头,我便大有可能铤而走险、作奸犯科了。”


中国社会想保持和平稳定,就要重视底层就业机会的开放性。新经济时代,一些工作机会消灭,一定伴随着其他工作机会出现。没有制度性阻碍,工作机会将越来越多。有这个基本盘,就无须担心什么“大崩溃”之类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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