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遗忘的犹太金融传说与欧洲商业社会的形成

在这250年里，“犹太人发明了汇票”的传说，吸收并改变了13世纪以来关于犹太高利贷的种种观念。这些观念不仅跨越了历史长河，同时也在不断地进化并适应新的现实，对各种竞争性的话语传统作出回应。事实上，这个传说与任何其他传说一样，容量大、可塑性强，可以服务多种多样，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议程。通过绘制这个传说流传的路径，我展示了为什么它会成为讨论和规制欧洲商业社会边界的强大工具，以及为什么比起旧制度下欧洲其他国家，它在法国的根基最为深厚。最后，我以这个传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留下的遗产作为结尾，以说明直到一百年前，这个故事都还占据着欧洲经济史的核心位置。

人们不禁会问：如果这个传说真像我所说的那样意义重大、传播广泛，缘何我们今天从未听说过？究其根本，传说的消失是意料之事：我们不再使用汇票，也就不再关心谁发明了它。然而，在学术界，它的销声匿迹就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了。我们不能以传说被证伪为由来解释它为何湮灭无闻。各种起源故事继续吸引着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不是因为故事内容本身有多可靠，而是因为它们会告诉我们那些与我们迥然不同的社会所共享的信念。欧洲的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有一种将可证明的事实与伪造的事实和神话故事混为一谈的不可遏抑的倾向，专治人文主义和现代早期思想的研究者对此早有记述。到了17、18世纪，对于证据文本和文献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验证性有了更为统一的标准，但完全未经证实的历史重构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对所谓的“古今之争”仍饶有兴味，古人与今人对于模仿或原创之价值的不同见解回应了我们已不再认同的逻辑；同样，18世纪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编纂仍然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即使它们已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证据标准。

我们反而对商业文学（由商人所写或为商人而写）中不时出现的虚实结合关注很少。原因很简单，我们倾向于将此类文学归为实用文体，即使我们意识到商人伦理与宗教伦理很难分开，也意识到迫于政治需要，某种经济政策会压倒其他经济政策。我这本书所研究的传说，依赖于选择性记忆（基督教作家对犹太人的过去知之甚少）和纯粹的捏造（其实，中世纪晚期法国和意大利的犹太人与汇票的发明毫无关系）。这种虚实结合使传说成为一个寓言，道出了由距离或远或近的人们之间信用关系的扩张而引发的希冀与恐惧—这种信用关系被认为对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既大有裨益，又构成威胁。

忘却这个传说的晚近历程反过来促使我们回顾一些趋势。在过去50年里，这些正在兴起的趋势在英语学术界尤为明显。我在分析专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和专治法国犹太解放的历史学家之间出现的断裂时已作过提示：即使考察的是相同事件，或参考的是相同作者（尤其是米拉波伯爵），他们也只会像夜航的船只一样擦肩而过，没有任何交集可言（第6章）。为了更系统地评估“失忆”的原因（忘却犹太人发明了汇票的传说），需要去反思过去和当前欧洲经济史的写作程式（见第8章结论），并解释为何我所做的研究需要横跨数个学科领域和思想传统，却不会与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和传统完全吻合。 ‍

汇票曾经在经济史与商业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19世纪，经济史曾是德国大学法学院的授课内容。而在法国和意大利学术界，法律史和经济史也休戚相关。从这个角度看，汇票是一个理想的分析对象：虽然学者们对与汇票相关的法律与金融框架的本质及其历史演变大有分歧，但他们都把中世纪晚期到17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的汇票所表现出来的日益复杂性看作欧洲历史大转型的象征。因此，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所接受的经济史训练，肯定少不了汇票史。二人都继承了德国历史学派对历史特殊性的重视，特别是强调了文化规范、法律规范和经济规范之间的联系，从而与奥地利学派新兴的形式主义和曼彻斯特学派自由放任的教条主义成三足鼎立之势。总体来说，德国社会理论的开创者似乎过分倾向于将历史变化描述为一系列发展阶段和文明模块。但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他们对于经济组织之法律框架的先知先觉。今天，这些内容再度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重点。

在20世纪中叶，商业史仍是文艺复兴研究的主要内容。许多学者会问，如果文艺复兴是现代性的摇篮，那么金融工具的发展在这个叙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如果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那么哪些经济制度最有利于它的形成呢？在梳理了大量意大利商人的商业信函和商业簿记后—既有普通商家的，也有著名商家（美第奇银行就位列其中）的，汇票引起了雷蒙德·德·鲁弗（Raymond de Roover）的特别关注。像他这么做的人很少，能与之比肩者更是寥若晨星。通过对早期银行技术和有关高利贷和公平价格的精微神学论辩进行细致入微的重建，他还原了一幅壮观的昔日图景。与此同时，前工业化时期欧洲经济史的重心开始偏离南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行渐远。在此过程中，16世纪脱离了经济史学家的视线范围，而汇票和金融交易会的黄金时代也一同被埋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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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50年间，北美的经济史研究已从历史系转到经济系（不过最近这一趋势出现了部分逆转）。在经济学家中，经济史学家属于少数群体，而对工业化前的欧洲感兴趣的更是少之又少。适用于统计的大规模数据成为该学科的一个基本要求，但对于较早时期的研究来说，获得或构建这种数据的难度系数较大。在某种程度上，16世纪欧洲军事和财政扩张仍是一个研究主题，但大多依赖二手文献。至于那些勇于在档案馆里继续刨根究底的少数人，确定当今金融机制之前身的压力在于，研究汇票比起研究北欧公共债务和股票市场来说，实为一条荆棘丛生之路。

此外，社会科学家倾向于测量工资、股价和税收等经济指标；同时，人们对探究文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重燃兴趣。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技术创新研究方面，这种兴趣从未消退。但在其他领域，将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社会科学主导解释范式的做法，已将文化从分析过去经济增长和经济衰退的原因所需要考虑的多种变量中剔除。即使人们重拾对文化决定因素的兴趣，人文研究与社科研究在学科界定和方法论上的“巴尔干化”仍然存在，甚至在人们本可拥有更大合作空间的领域里制造出新的割裂。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更容易接受文化区域的静态概念（如：欧洲对中国，拉丁欧洲对伊斯兰世界，天主教徒对新教徒），但这恰是历史学家深恶痛绝之事，因为这些静态概念总是强调一成不变，而不是强调历时性变化。显然，这种学术类型也不可能关注到看似怪诞的叙事文本，比如犹太人发明了汇票的传说。

经济思想史经历了自身的突变后，我们原本可能关注的问题（如这个传说）被边缘化了。除了少数例外（大多在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经济思想史不再是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必修课，它只在北美少数历史系内开设。研究领域的边缘化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包括扩大了文本和作者的范围，使之成为今日的研究对象。然而，归根结底，这种复兴并不能对所有探究领域奏效：中世纪和16世纪基本上已被贬谪到边缘地带，而启蒙运动和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则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位置。这种兴趣得以复燃的动力，大部分还要归功于剑桥学派颇具影响力的作品。然而，这些作品将政治置于经济之上，因此，关注的焦点也转移到公共财政或贸易平衡上，而不再关注那些将私人企业家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串联在一起的信用工具。

探讨高利贷问题的道德神学家和教会法法学家，也是1600年以前最主要的经济理论家。20世纪下半叶，关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著作越来越少，这意味着主流的专治现代早期欧洲的历史学家接触到有关犹太人和高利贷方面的基督教论辩的机会越来越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在北美）认为犹太史是一门正规的学术学科，有其独立的框架结构，这种认识往往扩大而不是缩小了其从业者和欧洲历史学家之间的鸿沟。诚然，现代早期的犹太作家屈指可数，比如，阿姆斯特丹商人出身的哲学家艾萨克·德·平托（Isaac de Pinto），他与非犹太作家就政治和社会中的商业地位进行过对话。但是，从现代早期欧洲经济思想和经济史研究中将犹太主题全部删除，这首先是学术领域碎片化的结果，这也是本书试图对抗的一个趋势。

关于欧洲犹太学者笔下经济史的命运以及该传说本身的命运，还容我多说几句。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犹太学者研究经济史的名声有好有坏。俄罗斯犹太学者、律师西蒙·杜布诺（Simon Dubnow，1860—1941）的著作是犹太史的第一部宏大叙事，它取消了宗教的首位性，并开创了社会学的研究进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20世纪犹太史学的先驱萨洛·威特梅耶·巴龙（Salo W. Baron，1895—1989）完成了第一部通贯古今的犹太史，堪称恢宏巨制，影响深远。在这部名为《犹太人的社会和宗教史》（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的大作中，专门研究经济现象的篇幅却非常有限。1942年，巴龙呼吁“对现代资本主义和犹太人之间的历史关系进行冷静的考察”，但他自己的概述更倾向于强调“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对犹太传统的有害影响，而不是进行他所提倡的那种“冷静的考察”。

二战后，巴龙的遗志几乎后继无人。20世纪中叶，极权主义政权对犹太人实施的残忍迫害大多与经济论题相关，这使大多数犹太学者对深入研究这些问题讳莫如深。学界在探究犹太人开展的所有经济活动时，尤其是犹太人在前现代欧洲所扮演的商业角色时，总是会感到普遍的不适。因此，大屠杀后的四十年并不是犹太经济史学的一个创新时期。而秉持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的历史学家对这个话题颇感兴趣，他们将农业和工业化作为界定过去和现代犹太社会的两种现象。叙事口径保持不变：公元70年第二圣殿崩塌后，正是在受迫害的压力剧增之下，犹太人才纷纷涌向商业，他们之所以精于商道，并非天性使然，而是因为缺乏其他的就业机会。

在犹太历史学家研究犹太人发明汇票的可能性时，这种叙事是他们的一种共识，也是利弊互见的一种主张：它既褒扬了犹太人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时的韧性，但也冒着这样的风险，也即把他们塑造成长久以来无所不能的商人。20世纪之始出现的《犹太百科全书》（The Jewish Encyclopedia）是英语世界犹太研究的丰碑之作，其中重述了犹太人发明汇票这一观点，但也更倾向于认为，是穆斯林商人在公元8世纪设计了这些金融工具，尔后由意大利商人加以完善。在20世纪30年代，巴龙非常坚定地相信：“纸币、国际汇票、证券交易所等重要创新，在其早期阶段与犹太人无关，至少关系不大。” 巴龙的权威声明并不意味着普通犹太读者或犹太学者从此再也读不到这一传说。在德国接受教育的历史学家、拉比艾萨克·塞缪尔·伊曼纽尔（Isaac Samuel Emmanuel，1896—1972）在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描述其家乡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的犹太人的历史中，将这个故事与自己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用他的话说，正是1492年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发明了汇票，他们将这些纸条藏在自己的祈祷书中，并因此保全了他们的大量资产。 由于塞法迪犹太人在犹太学术机构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伊曼纽尔对该传说的进一步阐述并未引起关注。

招来最多支持者和批评者的当属孟德斯鸠版的传说。在伦敦举办的一场节奏明快的关于欧洲犹太人解放和资本主义兴起的演讲中，著名图书收藏家、学者、博学家奇门·艾布拉姆斯基（Chimen Abramsky，1916—2010）花了一番功夫来驳斥孟德斯鸠的观点，他解释道：是“伦巴第商人和银行家”引入了汇票。施梅尔·艾廷格（Shmuel Ettinger，1919—1988）是一位脱党的共产主义者、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希伯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将犹太人的经济史浓缩于一篇简短的文章中，在其中，他大大淡化了商业和犹太解放之间的联系，但即便如此，置身启蒙运动时期对犹太人的无情描述，他也情不自禁地会引述孟德斯鸠对犹太人金融技能的溢美之词。 艾廷格不是耶路撒冷唯一一个将该传说融入教学和写作的大学教师。20世纪60年代，希伯来大学的学生仍会接受这样的教育—赞美犹太人将卓越的商业技能作为不利环境下的一种生存方式，而中世纪的犹太人发明了汇票一说，正是这种叙事的一部分。打破这种历史共识只需一个局外人。《重商主义时代的欧洲犹太人：1550—1750》一书首次发表于1985年，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lan Israel）在书中聚焦桑巴特的“1492年之后的历史年表”（post-1492 chronology），但又拒绝了他的整个框架，而是将1550—1713年间东欧与西欧犹太人命运的逆转归因于“16世纪末冲击整个欧洲文化根基的政治与精神动荡”。伊斯雷尔的综合研究涉猎甚广，旨在反映各种宽容学说所产生的独特聚合效应。这些学说的兴起源于法国宗教战争，基督教学者对希伯来圣经的兴趣激增，以及为促进商业而吸引犹太人和其他外商前来基督教社区的经济政策；而宽容学说之间的聚合，对于犹太人重新融入他们在中世纪曾被驱逐的欧洲部分地区是有利的。犹太人在欧洲大陆不同的地区扮演过不同的经济角色，并非因为他们天生具有金融才干，而是因为他们对于他们无法掌控的地方结构的适应倾向：在西欧，塞法迪犹太人抓住了海洋霸主们所创造的机会；在中欧，一些富有的犹太金融家为犹太同胞赢得了特权，交换条件是为王公贵族们提供战争所需的经济资源和服务；在波兰—立陶宛联邦，从不在领地露面的封建领主们依靠犹太人来照料他们的地产。每当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改变，那里的犹太人的经济生活也随之改变。

虽然伊斯雷尔并没有讨论犹太商人和经纪人所使用的商业技术，但他暗示说，这些人入乡随俗，使用周边社群流行的商业组织形式。显然，他的研究方法容不下这个传说，也容不下犹太人和汇票之间有任何其他特殊的联系。他也不认为有必要提及桑巴特。他的目标是将犹太历史编织进欧洲历史框架，而不是将其局限在一个单独的领域。从伊斯雷尔的角度看，犹太经验的独特性有助于阐明影响现代早期欧洲各因素之间更广泛的相互作用模式，并为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提供依据，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些特殊性本身。

然而，对桑巴特的漠视远非司空见惯之事。20世纪、21世纪之交，过去对于经济史研究的素所不敏，被犹太社会史学家们对这一主题的兴致大增所取代。 桑巴特也由此复活，要么作为严词批驳的对象，要么作为潜在的灵感来源。一些学者打破了许多人在讨论犹太人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主题时通常表现出的沉默，在与桑巴特的关系中为他们的研究进路辩护；而另一些学者甚至还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瑕不掩瑜”的可取之处。众多思想家认为：“犹太人是西方文明的缩影—他们是西方文明最初的创造者、最好的实践者和合法的受益者。”尤里·斯莱兹金（Yuri Slezkine）就是其中的一位。与此同时，由于担心这些断言会被误解，他又与桑巴特保持了距离。在一部获奖作品中，玛丽斯特拉·博蒂茨尼（Maristella Botticini）和兹维·埃克斯坦（Zvi Eckstein）两位经济学家认为，自公元（the Common Era）以来的1500年里，犹太人强制性的宗教教育将犹太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商业社会。他们二人的研究方法与桑巴特有两个相似之处：一个是淡化了作为一种解释因素的迫害问题，一个是强调了犹太文化特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持久性。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亚当·萨克利夫（Adam Sutcliffe）叙述了围绕1911年《犹太人与经济生活》的出版所引发的各种争议，并将这部作品置于当时的思想环境中加以探讨；他也敦促我们不要这么轻易地否定桑巴特，并表示他“并不像许多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赤裸裸地仇视犹太人”，也并非“毫无道理可言”。

“一战后，桑巴特曾向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献媚”，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这“不可挽回地玷污了他的名声”，但如今他的名誉获得了部分平反，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如果其目标是为了重拾犹太社会史学家对经济主题的兴趣，那么桑巴特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起点。

《犹太人与经济生活》应该被解读为一种有缺陷的经验性叙述，权当是现代思想史中的一个篇章，而不能作为一种不完美的范式。桑巴特坚持认为不同寻常的经济职业结构为大多数放逐后的犹太社会所共有，这在《犹太人与经济生活》出版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即使以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研究标准来看，他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也是站不住脚的。

如此极端的桑巴特也继承了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援引（或多或少依靠想象）犹太人来支持（经常用来反对）资本主义，从而为阿尔伯特·赫希曼极具影响力的作品《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之前的政治辩护》（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的副标题做了注脚，不过，这次的关键词是“辩护”。当赫希曼探寻其中的某些蛛丝马迹时，这一悠久的传统其实已经渐渐消失了。1977年，他激活孟德斯鸠版的传说，而这只是暂时恢复了对于这个故事的正面接受，并将其融入关于现代资本主义与民主之未来的争论，这比桑巴特提出的观点更加令人振奋。但是，孟德斯鸠版的关于犹太人的创造力和艰难生存的故事并未受到重视，因为《激情与利益》的许多读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传说背后的复杂历史和重要意涵。

这个例子反映出一个更重要的现象：用作社会和政治批评的犹太人形象正在恶化。我写这本书时，反犹主义再度兴起，美国如此，欧洲更甚。“专横跋扈的犹太资本主义”这样的阴险措辞—在某些情况下会转化为敌对行为，并不局限于媒体和社会的边缘地带。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已开始成为西方定义自己时的另一种陪衬物，这主要出现在政治右翼，但也见之于某些左翼。与过去一样，今日的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既不相互排斥，也未必会相互竞争；事实上，它们在各地以独有的形式共存，特别是在欧洲部分地区，在关于可信度、正直性和公民忠诚度的辩论中，那里的犹太人形象和穆斯林形象有时可以互换。假使我们可以如此轻易地忽略赫希曼关于汇票传说的说辞，那也是因为有意义的态度转变和对语言权力的新意识—意识到语言能够带来伤害，而犹太人也不再是西方主流文化（在学界更是如此）用以表达他们最深层的担忧和期盼的首选工具。

正如本书所示，这种思维习惯不仅在中世纪，以及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高涨的现代欧洲非常普遍，而且也广泛存在于后宗教改革时期，也就是欧洲商人文化通常被认为开始摆脱宗教束缚的那个时期。这个传说在犹太人和汇票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但它并没有谴责所有的商业追求。相反，它重塑了关于犹太人的根深蒂固的印象，即唯利是图的放贷人、基督教统治者的不忠臣民，他们有能力从王国榨取财富。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些虚构的形象所折射的是人们普遍的担忧，也即汇票交易既可以平淡无奇，也可以复杂无比，在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这种担忧日益加剧。

犹太人发明这些票据的说法成为表达和探究以下问题的一种方式：日益抽象的信用关系，信用关系扩张所带来的益处和破坏，监管机构的局限性，甚至是政治权力的本质。尽管汇票不像今天的比特币所声称的那样不受国家金融政策的约束，但其主要还是一种私人金融工具。汇票代表了远程商人的能力——转移资金，投机套利，并有可能颠覆各个国家和帝国的货币政策。法国大革命前的100年里，汇票也是人们（男人及少数女性）所使用的相当普遍的支付方式，他们的财务知识并不总是与他们所参与的投机项目的复杂程度相称。到了19世纪，无论是工厂还是公司，这些新的资本主义机构取代商业信用，成为文化和政治斗争的主要议题。这个传说也就不再是一个直接相关的道德故事，而是以伪事实的新面貌出现，并在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历史轨迹的重要叙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