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问近思半月谈 | 理解“新”媒体：传播技术与日常生活变革

CICS

欢迎点击上方“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订阅本公众号。

- 沙龙简讯 -

2017年4月20日晚，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切问近思半月谈”学术沙龙在新闻学院举行。此次沙龙邀请到五位青年研究者，围绕“理解‘新’媒体：传播技术与日常生活变革”议题发表各自近期的研究成果，并与在座师生展开热烈讨论。现将沙龙报告与讨论摘要整理发布，供参考阅读。

理解“新”媒体：传播技术与日常生活的变革

1. 黄显 | 再造地标：传播视野下的城市空间演变

报告摘要：

在当下中国城市化、全球化、新媒介的多重趋势下，流动性日益显现的城市空间似乎使人们的城市记忆变得短暂而无凭，人与城市这一地方的关联和认同似乎也渐趋失落。基于此，本研究希望从城市作为“媒体-建筑复合体”出发，以传播视野探讨当下中国城市空间的变动及人与地方相关联的可能状态。

研究选取广东省汕头市一处重要地标——小公园亭的重建为个案，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经历80余年的历史变迁，小公园亭作为“媒体-建筑复合体”如何延续和演变，连结过去和当下；多种传播实践中，人们如何与近期亭子实体的拆除重建发生关联，广及全球的游子和在地的人如何互动；新小公园亭在何意义上成为新的城市空间，如何影响人们的城市记忆及人与地方的关联。

由此指出，原先衰落的地标在传播实践与地理空间的持续关联和相互建构中，转变为新意义上的城市地标，唤起人与地方的关联，形成更为多元、开放的地方感。这种地方感在城市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不致完全失落，部分源于移动新媒体带来的人与地方的关联。当下的传播实践一方面形成脱离于地方的“流动空间”，另一方面也借由过去和现在、全球和在地、人和他人三组关系的连结，在地理空间连续性频频断裂的当下，延续或重新唤起人与地方相关联的多元可能。

提问与讨论：

提问：本文所研究的“小公园亭”分为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是什么关系？是时间连续的线性关系，还是并置关系？这三个关系有没有统一的理论视角嵌入？

回应：按最初的逻辑来说，确实是线性的关系，即重建前后的小公园亭空间与关系的变化。文章三个部分的关联试图用“传播-文化-记忆”的理论展开。第一部分是过去和当下的连接；第二部分是在重建的过程中，在地人和外地的汕头人之间的联系；第三部分是新的小公园亭场所中，里面的人与他人的联系。

提问：小公园亭为本文个案分析提供了什么样特殊的东西？在任何一个城市，有这样的变迁三阶段，是不是会得到同样的结论？通过讨论这个公园亭，是想要说明什么样的问题？

回应：本文针对的在大众媒介、全球化、新媒体背景下，地方感消失的普遍结论，并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一个个案来推翻这样的普遍性。就像格尔茨针对文化研究一个普遍解释的化解一样，本文提出一个中国城市的个案。试图说明在新媒体时代，由于传播技术的变化，媒体与城市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理论层面，想探讨在这样的全球化的背景下，地方感是否还有意义？传播怎么支撑起个人的地方感？在经验层面，探讨在汕头这样一个迅速更新、地理空间发生巨变的城市，从传播的意义来说明这个亭子的意义。它不是文化遗产的意义，而是在全球化下，构筑了新的地方认同。

2.钟怡 | 流动的公共生活：数字时代的上海人民广场

报告摘要：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原本的城市空间形态和与之相伴随的城市空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通过对作为上海地标、政治中心和承载着众多公共生活的上海人民广场的实地观察和访谈，描绘了数字时代上海人民广场的公共生活的状况，讨论了数字时代，新媒体技术对城市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影响。

研究认为，数字时代，上海人民广场上的公共生活呈现出了一种“流动穿梭”的状态。研究选取了上海人民广场上4个场景：长椅上的低头族、地铁站里的停留者、老照片上的“扫一扫”和定制“我的人民广场”，描绘了数字时代电子媒介的地理嵌入和移动终端、移动互联网技术在上海人民广场中的大量使用。

据此，研究认为，新媒体技术拓展了数字时代上海人民广场的公共生活的内容、改变了公共生活的速度、推动了个体空间实践经验的分享等，赋予了公共生活以一种“流动穿梭”的特性。

同时，研究通过对“相亲角”个案的考察，认为：借助新媒体实现的公共生活，并不能够完全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对于相亲一类的特殊的社会交往，城市空间所承载的面对面交往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提问与讨论：

提问：文中有时使用“流动空间”论述微信（虚拟空间），用“地方”的概念指代物理场所。这与卡斯特的“流动空间”、段义孚的“地方”概念不一致。而且，你如何理解卡斯特有关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紧张关系？在你的文章中，“地方”对于“流动空间”有何意义？上海的地方性体现在哪里？另外，传统的地方的观念是静止的，可不可以有流动的地方？

回应：本文认为流动空间不是一个虚拟空间，而是想把它作为新媒体技术下一个新的技术空间形态来讲。因为是新的空间形态，希望能把地方作为在新媒体出现之前的、老的一个地点，或者地方空间来做作为对比，试图更好去说明新媒体的到来，带来的流动空间对整个城市公共生活与公共空间的一种变化。最开始并没有用“地方”这个概念，后来是想借此说明新媒体时代技术对实体空间公共交往的改变，认为可能引用一个概念比较能说清楚。

3. 周睿鸣 | 理解“转型”：新闻业创新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

报告摘要：

本文旨在探索新闻创新对于公共生活的意义。作为社会共享知识基础、开展公共生活的社会实践类型，新闻在创新过程中重新定位；作为生产、搭载、分发新闻的平台和手段，新闻业在创新过程中不断塑造。新闻创新不仅意味着操作层面的技术采纳、科层改造和经营策略变更，而且囊括了理念层面——实践准则和规范理念的变动。新闻创新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再思考。

在数字化、网络化的传播技术变革背景下，作者以中国新闻从业者实践、谈论的“转型”现象入手展开探讨。通过“澎湃新闻”这一案例，作者发现，新闻创新呈现异步式的（asynchronous）景观：在操作层面，新闻从业者本能地谋求“数字化生存”，但在理念层面，创新话语及其实践却破碎、迟滞。这样，公共议题时常退出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亦越过职业边界开展“内容创业”。

运用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理论，作者认为：数字化、网络化的传播技术变革不只改变着制作新闻的理念和过程，而且改变着中国社会形态。在国家主导、资本支撑的个体化、去中心化、扁平化的传播场景中，新闻业不再是连接社会力量的唯一渠道，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空间遭到挤压，逐渐丧失进入中国传媒改革之初的历史语境。新闻创新的异步呈现与中国社会制度逻辑的变动有关。

作者提出：在网络社会的视角下，新闻实践遵循一种新闻连接（news connection）的模式。在这种地方化（localized）与全局触发（general-triggered）并存的模式中，多重新闻实践主体共同观照公共生活，新闻及其规范理念、操作准则亦被不断划定出“共同的底线”。这种参与式新闻实践是持续变动的过程，是中国新闻从业者尚未完成的“数字长征”（digital long march）。

提问与讨论：

提问：文中提到新闻业的转型，采访了很多不同的对象，有一线的新闻从业者，也有新闻业的一些高层。作为不同的主体，他们对转型的理解有没有差异？他们对于转型的展望，有没有不同想法？

回应：不同的个体，确实对转型有不同的认识和回应。当他们在谈论转型的时候，似乎还是将转型实践和转型观念分开来看。有的人对转型的认识，是认为怎样通过一个职业的选择、职业角色的转换，去最大化自己的商业价值，这就是说他们要生存；有的人的认识在理念层面上，认为是与从前他的工作状态有不同的。有一些新闻从业者，认为现在新闻业面临着技术的变革，不仅是如何运用在实践中，还意味着是传播方式的转换。转型对这一部分人来说，就是在新的传播方式下、新的传播图景下如何去开展实践。

开放讨论：不同参与主体对新闻业“转型”的认识并非单面，而具有多面性。多面性如何体现？是否合适用某一部分转型实践者的立场涵盖全部的认知？社会形态的变化究竟对新闻业转型意味着什么？

4. 曾薇 | 手机使用与都市生活时空的重构

报告摘要：

新技术环境下的驯化研究不仅需要我们对研究单位进行重新思考，还将研究者的目光聚焦到了技术的型塑力量之上。通过对四座城市中59位访谈对象的深度访谈，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是：在现代都市背景下，手机驯化坐落的个人生活时空借由手机的型塑发生了哪些变化，人们随之而来的生活状态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呈现出哪些特点。研究发现在手机使用的过程中，这项新的信息通讯技术正在重构都市生活时空，建立新的空间界限。首先，手机数字时间所代表的毫无规律可言的“即刻”，对整体性与规律性的线性时间秩序造成了冲击。它所塑造的个体时间感知，不仅包含了灵活多样的“移动性”特点，还有超出此概念范围之外的随意、乱序、没有规律的流动性（liquid）的特点。此外，移动媒介带来了人们对“另一个世界”的空间感知，人们在多重并置的媒介场景，在互相交融的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中穿梭，感受由手机中介支撑的流动的个人生活时空。其次，空间的交融和流动，让传统的物理边界随之被打破，新的无形的界限也因此树立起来。在新技术环境下人们不仅重构着对空间边界的感知，同时由于技术的中介，人与人之间还产生了新的心理距离。最后，随着空间的流动与界限的模糊，让人们的工作状态与生活状态也变得融合且无序。交融流动的场景将不同的关系和状态拉入到当下，打破了固态、线性、规律化的生活状态的划分，形成了具有流动性的个体生活状态。

提问与讨论：

提问：文中提到从“驯化”的视角出发，“驯化”有时候也被翻译成“家居化”，而本文讨论的是移动与个体化，是“电子游牧”时代，不再是“驯化”媒介，那这样的概念是否还能成为本文的理论起点？另外，似乎没有“驯化”理论，也可以探讨人与技术的关系，引入此理论在文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回应：驯化理论提出的背景，的确是家居化的背景，是基于电视媒介时代，而随着移动媒介出现之后，驯化理论研究的很多学者也发现，新媒体已经突破了原先的驯化空间，所以他们自身对这个理论有一定的反思。之所以本文选择“驯化”视角，是在西尔弗斯通理论意义下，看到了人与技术的互构，即互相形塑的关系。从新技术的驯化和中介化理论看到的是，对于原先的研究单元、范围也好，是一些边界的突破。

5. 李暄 | “家庭罗曼史”：民国上海广播与城市日常生活建构

报告摘要：

本文将民国时期的广播作为一种“新媒介”，在城市日常生活的经验与情境之中，描绘广播如何组织起城市新式的家庭生活，又是如何塑造了家庭听众聆听习惯、感官体验乃至对于自身与世界的认知。

文章发现，广播进入到家庭的过程中，最初，制作收音机是无线电爱好者们一种时髦的娱乐活动，他们更多关注如何改进收音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捕捉各种声音，广播更像是男性的玩具而非家庭的娱乐设施。新式收音机的出现，方便了家庭成员一起收听广播，同时建构起以女性为中心的摩登的家庭生活。广播逐渐成为家庭伴侣，建立起“准社会交往”的新型家庭关系。

收听广播成为一种惯例纳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安排中，重组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时序与节奏。至此，广播占据了家庭的时间与空间面向，完全嵌入到了家庭生活之中，广播的声音无时无处不在，编织起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纹理。

提问与讨论：

提问：标题提到的“家庭罗曼史”，与文中经验材料之间的关系如何体现？如果不加“罗曼史”，有关广播与城市日常生活的论述是否有改变？如果没有改变，“罗曼史”一词是否变成了噱头？

回应：本文是与家庭有关系的，罗曼史是考虑到这是与女性休闲生活方式有关。因为听广播，是与一种娱乐休闲生活的体现。

开放讨论：本文以“民国上海广播与城市日常生活建构”为题，即广播的出现落在“民国和上海”时空概念的事实基础上。在此基础上，是否有针对这个时空落脚点独特性的挖掘？如何体现出“民国”与“上海”的特殊性？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右上方菜单选择“查看公众号”并进入“查看历史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