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
本文作者王汎森教授
（
1958
年
10
月
25
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现任副院长，本文为节选
，特此分享。
1985年，我从士官学校退伍，准备申请到中研院工作。当时思想史在台湾学术界如日中天，史语所愿意招揽思想史方面的新人，而我也极其幸运地以硕士身份进入这个傅斯年口中的“天下第一所”担任助理研究员。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审查者之一，竟是余英时先生。
我真正有机会近身接触、观察余先生是在1987年到普林斯顿读书之后。可惜在普大的五年中，因为课程太紧张，学期报告太多，每天“夹着尾巴”央求人改英文，居然没有记日记，连仅有的三册上课笔记也沦陷在我的书海中，一时无从翻捡。现在回忆旧事，脑袋一片空白，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件事。
胡适说得好，人的记忆倏忽而逝，如果没有一片纸记下来，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胡适记了几十年的日记，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史料）。无论如何，在那五年半间，我注意到余先生治学的几个侧面。
首先，余先生是随时在打腹稿的人，他仔细审度每一个问题，而且异常地专注。我也注意到余先生读书，似乎字字是立体的，读一句有一句之用，读一段有一段之用，它们牢牢地留在心印之中，故他“引物连类”的功夫特别强。多年前中研院有一位同事写了一篇与钱谦益有关的研究，余先生匆匆一阅，便马上说它与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的一个片段相出入。我个人对《柳如是别传》并不陌生，但因为《柳如是别传》的叙述浓厚，每每还有一点枝蔓，所以完全没有把两者想在一起，这是一例。
有一年我偶然从史语所的“杭立武档案”中见到1949年冬，有封向“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报告的信。信中报告说黄霖生已经到广州劝陈寅恪一家来台。写信的章炳炎说黄霖生已经见过陈寅恪，但陈寅恪“因在铁幕内受片面宣传影响，对赴台深踌躇”。我偶然向余先生提及这封信，余先生马上说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一段可以与这封信比观。
余先生的工作习惯是彻夜不寐的，所以我刚到普大时有几次早上十点上课，觉得他脸色灰黄，有点站立不住的感觉。我也曾针对这一点请教余先生，他的答复是：人是身体的主人，身体听我们指挥。意思是这不算什么。而余先生当时烟瘾正大，在普林斯顿大学时便听说过余先生半夜找不到香烟，驾车到普大附近的WaWa买烟的故事。
此外，我记忆最深的是余先生的长夜之谈。余先生熬夜长谈的本领真高，在节日前后，他每每邀请学生与访问学者到家里吃饭，并做长夜之谈。这类长谈往往持续到凌晨三四点，当座客皆已东倒西歪之际，余先生仍然从容地吸着烟斗或纸烟。
在我中学生的时代，台湾正流行一种做卡片的运动。如果我的记忆没错，当时的名称是“中央卡系”，我也受这波宣传的影响，以为“卡系”是一点就通的治学利器。而且一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为了辅助记忆力之不足，往往比较系统地做卡片。我就认得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家，如果忘了带他的制式卡片，是不进善本书库读书的。因此，我曾好奇地问过余先生是不是做卡片。他说，除了早年为《后汉书》做过一整套卡片外，基本上是只记笔记，不做卡片。而且如果我的观察没错，余先生读书也不太画线，与毛泽东“不动笔墨不看书”至为不同。甚至上讨论课时，也不大记学生报告的重点。好似他的脑袋中有那么几个匣子，有意义的材料会自动存在里面，等他开口评论时，只要依次打开那几个匣子就行了。
余先生撰写《朱熹的历史世界》期间，我一度回母校，为了旅途解闷，余先生曾将一两章稿子交我阅读。这时我注意到文稿中夹了几张废纸，上面零星地记着几个词或引文，我猜那便是他撰写时所依靠的线索。至于余先生撰写短文时，似乎是沉心研玩某些书之后，在脑海中形成几条主要线索，然后将书合起来，绕着那三四条线索，一气写成。在写作的过程中，大概只有必要时才会回去翻检原书。其情其景，可能是像晚明清初思想家陈确（乾初），他说自己详思多少年之后，决定判《大学》为伪经，乃下笔“快写一过”；或是像阳明在顿悟良知之后，凭着对经书的记忆，快写而成《五经臆说》。至少这是我读余先生很多精彩的文字留下的感觉。
余先生撰写研究论文时，显示一种海明威“冰山一角”式的表达方法，也就是说他并不像清代考据学者动辄摆出“证佐千百条”，他只摆出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所以需要佐证时，往往是一两条或两三条，其他证据则留在海平面以下。因此，余先生的学术论文读起来一气呵成，没有冗赘之病。而我之所以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近来由于电子文献数据库的发达，往往一按键就可以得到大量的史料，如果不能割舍，容易出现过度水肿的情形，失去了阅读时的畅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