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可能仅仅是一种生计来源，或是一个人内心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工作可以被体验为一种赎罪，或体验为极其丰富的自我表达；它可以体验为一种沉重的负担，或是人类共同本性的发展。就人类或工作的任何既定线路而言，无论是对其的热爱还是仇恨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工作本身并没有固有的含义。

有关工作的内在含义至今缺乏充分的历史描述。然而，我们可以追寻有关工作的各种哲理的影响，这些人生哲理浸入到现代工人的心灵之中，并深深地塑造着他们的工作和闲暇。

虽然现代白领工人并没有任何清晰的工作哲学，但是他们对工作的感觉和体验却影响着他们的满足感和挫折感，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基调。不管其工作的结果是什么，也不管他们是否了解，它们都是作为一种活动的工作和他们赋予工作的意义，加之其他人的观点交互作用的产物。

对古希腊人来说，他们社会里的机械劳动是由奴隶完成的，工作摧残了人的心灵，使其无法适应道德实践。工作曾是不可缺少的物质恶魔，精英们在追寻永恒不变的理想时，应该回避工作。希伯来人也将工作视为“痛苦的劳役”，他们认为人是因为有罪而被罚劳役。无论工作有怎样的价值，工作毕竟是为了赎罪，例如《圣经》就断言：“人的体力劳动并不能慰藉心灵。”后来，犹太法师的教义对工作有所推崇，将其视为有价值的操演，而不是对灵魂的鞭笞，但是他们仍然强调，即将来临的王国是无所事事的王国。

在早期的基督教教义中，工作被视为对罪恶的惩罚，但也被视为服务于仁慈、陶冶身心以及摒弃无所事事思想这些远大目标的手段。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工作本身毫无价值。在受到来自教会的组织化问题的压力时，圣·奥古斯丁将这一论点进一步加以发挥：对修道士们来说，虽然要轮番完成工作和祷告，但工作本身是义务性的，并且只要足以满足修道院的真实需要，就要鼓励修道士们努力工作。教会神父把对上帝的苦思冥想看得比读写经文的智力工作更为重要。从11世纪到14世纪，在欧洲四处漂流的异教徒们要求人们工作，但是他们这样做同样有深远的用意：人们应该积极地从事那些痛苦而卑贱的工作，以作为“对傲视万物者的鞭挞”。

自路德开始，工作才第一次作为“人生的基础和关键”被确立在现代人的观念之中。路德援引保罗的话继续认为，对堕落者来说工作是天赐自然，但他同时也认为所有能够劳作者都不应该闲着。无所事事是反自然的和罪恶的逃避。通过工作来养活自己是服务上帝的一种方式。由此，宗教虔诚和世俗活动之间的巨大沟壑便可以得到弥合；职业成了“天职(calling)”，而工作则被珍视为通向得救的宗教之途。

加尔文的新教思想，在实践中远离无所事事的冷漠情绪，它鼓励人们进一步适应现代工作节拍。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必须理性地、有条不紊地、不懈地努力工作，仿佛他就是人类的选民。人人都必须工作正是上帝的旨意，但是贪求工作成果即便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也不符合上帝的旨意；这些成果必须再投入使用，以刺激人们更勤勉地劳作。只有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那种意志顽强、自我克制、艰苦卓绝的工作，而不是默默的祷告，才能够减轻罪恶并通向良善和虔诚的生活。

早期新教的这种“现世苦行主义(this-worldly asceticism)”，鼓励并肯定现代资本主义要求其代理人具有的那种行为和感情模式。不同的新教派别都鼓励和肯定那种能够坚持不懈从事井然有序工作的人获得社会发展。就像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那样，宗教人和经济人的心理就这样获得了和谐，而严肃的资产阶级企业主们也以工作为生并经由工作达到了这种和谐的境地。

亚当·斯密精心阐释了洛克的观点，肯定劳动是个人所有制和所有经济价值的来源，并成了自由经济制度的奠基石：工作现在成了国家财富的决定性因素，但它是一项无情的实业，对于19世纪艰辛劳作的大众和那些为钱财所驱使而工作的经济人来说，它具有一种残酷的正当性。

不过，还有另一种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作观念；在这个非凡的时代里一些人意识到，工作能够促进而不是延缓人们作为人的发展。通过自己的活动，人可以实现一切；通过工作，人可以成为造物主。一个人如何能够更好地消磨自己的时光?利奥纳多·达·芬奇喜欢创造性的劳作；布鲁诺则颂扬工作是克服逆境的武器，是征服的工具。

在19世纪中，人们开始凭借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反对古典经济学赋予工作的功利主义含义。像托尔斯泰、卡莱尔、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这类人在向后转；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目光远大。但是这两类人都吸取了文艺复兴时期有关人是工具的使用者的观点。劳动分工及其产品的分配，以及工作作为有目的人类行动的内在意义，是19世纪人们思考的焦点。拉斯金对抗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理论观点，奠基于自由工匠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工作一度曾是生活的需要，是那种能够带来内心平和的艺术活动。他美化自己所主张的理想存在于中世纪的工匠工作之中；他相信所有的工作产品都应归工人所有。资本的利润是非正义的，而且，为了利润本身的逐利行为还会玷污人的灵魂，使人陷入万劫不复的疯狂境地。

在马克思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对工作在人类发展中的意义，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发展如何受到扭蓝的全面分析。在这里，人类的本质取决于他的工作：“他们(个人)……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叉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接受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关于人格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理想，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使人陷入异化状态，人经由专门化成了动物般的没有个性的行尸走肉。

从历史的角度说，绝大多数有关工作的观点都赋予其一个外在的涵义。R．H托尼曾提及“由古希腊罗马经典哲学家在自由和奴隶职业间做出的区分，中世纪哲学家则坚持财富为人而不是人为财富而存在。拉斯金的著名断言‘生命是唯一的财富’，以及那些提倡为服务而不是利润组织生产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不过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强调经济活动的工具性质，而这些活动与表达真实的人性理想有关”。但是，也还有另外一些人曾赋予工作内在的价值。所有关于工作的哲学都可以归入这两类观点，虽然卡莱尔曾尝试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将二者合而为一。

I．各种形式的新教主义，(和古典经济学一起)都是当今时代最有影响的信条，它们将工作活动视为对宗教约束来说秘而不宣的东西；来自工作的满足感对活动和经验来说不是固有的，而是宗教性的酬赏。人们通过工作获得宗教地位，并确保自己在选民的行列之中。如果工作是被迫的，那就可以将其归咎于某人因好逸恶劳所引发的痛苦的罪恶感。

Ⅱ．文艺复兴时期的工作观认定工作具有内在的意义，它关注于工作过程本身的手工艺技能——体力和脑力的运用；它从工作本身而不是从其他不相干的领域或后果中寻找工作的原因。给人们带来满足的不是收入、不是解脱之途、不是地位、也不是凌驾他人之上的权力，而是技术过程本身。

然而，这些观点中的任何一种——无论是将工作视为强制的世俗信条，还是将工作视为工艺活动的人文主义观点——都没有对当代人产生太大的影响。对大多数雇员来说，工作有一种普遍的不愉快特质。如果说，加尔文主义者对两手空空的工人和文职雇员没有产生什么强制性的影响的话，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观点对保险业职员、货运员和百货公司女售货员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如果说鞋店的销售员或纺织业的经理很少会去思考其劳动的宗教意义的话，那么也不会有哪位电话接线员、接待员或学校的教师从他们的工作中体悟到拉斯金式的内心平静。创造性工作可能带来的这种享受越来越限于极少数人。对白领大众来说，就像对普通的雇佣劳动者一样，工作似乎既不是为上帝服务，也无法使他们体验到神圣的感觉。他们既没有严肃的工作愿望，也很少能够从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获得积极的满足。

对工作的信奉一直就是美国的历史传统、它的自我形象以及外部世界有关美国形象的核心内容。这一信念遭遇的危机和衰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比如，我们到处可以听到韦德·肖特利夫的语言，“作为其他凡代人之象征的进取精神和热情正在消退，我们发现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哲学，获得或保有一份工作不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无奈的不幸。如果工作仅仅是工作，而活动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的话，那么使我们的民族成当今这般燎原之势的精神之火也就剩下最后这点灰烬了。这种不祥的冷漠感掩饰了未来的管理者心中淤积的不满和不安”。

为了理解这种信念及其衰落的含义，我们必须理解20世纪真正的美国精神。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老式中产阶级企业家的工作道德并没有深深地感染新社会中的人，这是老式中产阶级结构性衰落的最为关键的心理含义。尽管新中产阶级的许多成员源自老中产阶级，但他们从未被深深地卷入老式的工作伦理，而在这一点上，他们从一开始在心理上便是非布尔乔亚的。

与此同时，手工艺这第二种在历史上重要的富有意义的工作和满足模式，无论在传统上还是工作的性质上，都从来没有为新中产阶级所有。然而，不管多么模糊，都能够在关于工人不满的诸多当代严肃研究中发现手工业模式；同样也能从拉斯金、托尔斯泰到伯格森和索雷尔有关工人满足的诸多正面描述中窥见一斑。因此，它值得详细地加以思考，以便我们能够公平地判定，对现代白领工人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是难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