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个人能使自己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弗吉尼亚 伍尔芙
在我看来，得益于出色的剧本表达，高超的导演技巧以及优异的表演诠释，时时刻刻可以算作是2002年最好的电影了。在横扫了各大电影节和奥斯卡的重量级奖项后，电影也在挑剔的影评人口中赢得了不俗的口碑。弗吉尼亚 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迈克尔康宁汉的普利策奖获奖小说，梅里尔斯特里普，朱利安摩尔，尼克尔基德曼三位影后的迷人风范，菲利普格拉斯的脱俗配乐，当这些元素综合在一起后，人们可能以为导演史蒂芬戴德利想不成功都很难。但是，局部的杰出并不意味着整体的出色，对于导演来说，如果不能很好的将构成元素捏合为一个整体，那么这些犀利的闪光就可能反戈一击刺伤本应拥有的品质，不再使得光影的运转和流淌在局部的润滑下走向畅快和淡然，而仅仅沦为细节夺人眼球的平庸之作。
幸好史蒂芬戴德利没有被这种潜在的双刃剑阴影打垮，作为一个英格兰人，历史的渊源可以让他很好的体味弗吉尼亚 伍尔芙这位最伟大英国女性作家的人生经历，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伍尔芙敏锐和细腻的心理起伏是如何进入到史蒂芬戴德利的创作意识中的呢？在这方面，作为电影创作蓝本的普利策奖获奖小说《hours》可以说提供了有益的支持。迈克尔康宁汉的小说以伍尔芙的的达洛维夫人作为蓝本，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了更富探索精神的演绎，这充分体现在小说对于时代背景的改写和拓展上，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当然是以伍尔芙自身的感悟和创痛来激发灵感的，这不可避免的会铭刻上时代的独特印记。作为一部女性主义的小说，伍尔芙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角色的思索是十分准确的，但是，这种共时性的成功并不能保证女性题材内涵得到充分的挖掘，一种历时性的关于不同时代女性变化趋势的考察和记录就变得十分重要。在这方面，康宁汉的《hours》可谓是伍尔芙小说的面向时代进路的有益补充。
这样一来，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康宁汉的《hours》，戴德利的《时时刻刻》就构成了连接现实与虚幻，文字与影像的三重文本关系。而这其中，康宁汉的《hours》无疑是文本表达的核心和焦点。对于戴德利的《时时刻刻》来说，它基本上是如实的再现了小说《hours》的结构和内容，同时，隐伏在剧情脉络下的女性主题也获得了完整的继承。因此，《时时刻刻》相对于《hours》并不具有表达意义的革新和飞跃，而仅仅只存在着如何消弭的媒介隔阂，换句话说，如何将文字转变为影像才是戴德利考虑的要点。而康宁汉所面对的就更为棘手，如何处理《hours》与达洛维夫人的关系呢？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夫人是一部自传色彩很浓的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一个下午心理的漫游基本是伍尔芙自身的意识写照，而康宁汉敏锐的看到了这其中潜存的张力，他将伍尔芙的个人处境打造成20年代的达洛维夫人，同时充分利用伍尔芙小说中的人物，环境，剧情等诸多素材，打破20年代的叙事局限，将其拓展和延伸进50年代的历史空间和当代的正在上演中，创造了50年代的达洛维夫人和现在的达洛维夫人。同时，康宁汉并不满足于整齐划一的年代隔阂，而将叙事焦点不断地在各个年代间跳跃，并且唆使神秘灵感的启示和顿悟在时空的交替间来回穿行，就如小说的名字一样——hours——这样难以言传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奇妙结合，从而创造了颇具韵味的叙事艺术，而这也是电影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
抛开一种结构上的特立独行，电影的主题表达其实是和这种三重的达洛维夫人息息相关。总的来说，戴德利女性主义的观点和陈述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女性主义这样单一的名词概括实际上破坏了女性关于自身的真实表达，如此语言学的便利不但没有驱散女性研究的层层迷雾，反而或多或少是对多元化活力的毒害。因此，时时刻刻在对女性主题的陈述和表现上引入了时代的观念——20年代，50年代，新世纪——探讨时代的标记是如何在女性的个人书写上留下淡淡的吻痕的，这种历时性的观点不但聚焦了女性在不同时代所遭受的不同压力，还进入到女性个体的内心，解析出不同历史情境下女性心理的变化和流动。同时，在这种纵观绵延的感性讨论和情绪表达后，时时刻刻还把握住女性在不同时代所面临的相同困局，激发出女性生存和体验永恒命题的敏感和叹息。
如此一来，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就成为了二十年代女性的真实写照。书写——写作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表达自身的方式。在一个男权社会里，语言亦即书写的权利实际上是男性彰显自我意识的有效方式，无法书写即表明无法发声，也就意味着在男性符号控制的空间里无法占得一席之地。因此，伍尔芙的写作其实是女性自我表达的个人书写在男性社会控制下的抗争，这当然是尼克尔基德曼所扮演的伍尔芙在早期女性主义呐喊中的先声。对于伍尔芙来说，她的写作成为了个人对抗社会，为女性争得应有权利的激昂乐章。但是，同性恋倾向，厌恶女性的传统角色，向往刺激多彩的生活，这些在成为伍尔芙女性书写的潜在意识素材后，也极大地毒害了她的个人生活，成功地将其世界分裂为极为对立的两部分——写作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在以为女权一辩的写作犀利来融化真实社会图景的残酷时，伍尔芙遭受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同为女性群体的不解（女仆的反应），至真至爱人的无言以对（丈夫的反应）。对于伍尔芙来说，她无法接受一种来自家庭生活的温暖而只能陷入一种写作的孤独中去，就像布朗肖所说：写作的孤独是彻底的孤独。这种反应是显而易见的：女性权力的辩护者，书写权利的迷恋人，她无法冷静看待绵延几千年的家庭生活对于女性的真实意义，长久的身份压迫已经使她心生厌恶而不能接受来自丈夫的关怀和爱。因此，女性的自我表达和角色抗争陷入了巨大地矫枉过正和自我矛盾，而这也是伍尔芙走向死亡的原因。
如果说伍尔芙的死亡是女性主义跨入无法和解的死区的话，那么朱利安摩尔所扮演的家庭主妇则是这种惨淡阴影的五十年代版本。通过阅读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朱利安摩尔产生了对于自身家庭主妇角色的深刻怀疑，而这在战争后普遍的精神虚无中得到了强化，相对于伍尔芙的二十年代，女性在社会交往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而这一切都在这位家庭主妇的生活场景中得到了体现，但是，在一种外在的法律歧视和压迫倒台以后，某种积极的道德驱动力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女性虽然获得了表面的平等地位，但是一种论调却产生了，家庭主妇，生儿育女，传统道德，如此的倡导和宣扬促成了女性形象的再次塑造。影片中朱利安摩尔在女性意识觉醒后对家庭生活产生了极大地厌恶，而这些迅速波及到对于孩子的态度上，同时，回应于一种结构上的完整，朱利安摩尔的同性恋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多重压力之下，朱利安摩尔想到了达洛维夫人式的死亡，但是，经过巨大的思想斗争后，主妇选择了逃避。从尼克尔基德曼的死亡到朱利安摩尔的逃避，情势的变化已经使抗争外在的爆裂姿态减弱了不少，家庭生活也不再只是曾经的肮脏靶子而遭到一边倒的诟病，女性开始重新思考家庭生活和公共交往，女性角色和自我实现的界限和意义。如果说伍尔芙的自杀是彻底的拒绝的话，那么家庭主妇的逃离则是犹豫不定的难以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