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限制高消费的行为提异议?|保全与执行

一是案件中被执行人均涉及单位 ，申请纠正的主体多是被法院认定为被执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

二是案件申请纠正理由主要有四种。 1.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经进行变更。2.异议人主张法院已经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名下的相应财产，被执行人并非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而是没有能力履行。3.异议人主张其已经离职，并非被执行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4.申请执行人认为法院不应当解除对被执行人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的限制消费措施。

三是撤回率较高，支持率略高于驳回率。 在审查驳回的案件中，法院驳回理由主要包含三项：1.程序性驳回。异议人不服法院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径行向执行裁判部门提出，执行裁判部门不予审查，裁定驳回申请；2.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财产，并非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事由，据此驳回异议人的异议请求；3.经审查，认定异议人属于被执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驳回其异议请求。

四是案件的审理程序有所变化。 从救济程序上看，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以下称《善意文明执行意见》）的颁布施行为节点，限制消费执行异议案件审理程序经历了二个阶段：在《善意文明执行意见》颁布前，将限制消费措施视为法院的执行行为，如对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不服的，可以直接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善意文明执行意见》颁布后，该意见明确规定了对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申请纠正的，参照失信名单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办理。因此，对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申请纠正的，应当向执行实施部门提出，如对执行实施部门驳回决定不服的，在法定期限内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二中院在执行广东某银行与某影视公司一案过程中，发布限制消费令，对某影视公司及其时任法定代表人曹某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其后，曹某以其身份信息被冒用，并非某影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由向执行实施部门申请解除对其的限制消费措施，执行实施部门未予准许，曹某提起执行异议。二中院经审查，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曹某确系某影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二中院据此对曹某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并无不当，若曹某认为其身份信息被冒用导致其被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可通过其他法律途径予以救济。并据此驳回曹某的执行异议请求。

典型意义： 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法院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认定应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异议人主张工商登记信息有误，应通过其他法律途径予以纠正。

二中院在执行某融资租赁公司与某矿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对被执行人某矿业公司及其时任法定代表人郭某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郭某以其不再担任某矿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要求解除对其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二中院经审查认为，对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申请纠正的，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办理，由二中院执行实施部门进行审查，理由成立的，直接予以纠正，理由不成立的，决定驳回。当事人对该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本案中，异议人郭某对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申请纠正，应当向二中院执行实施部门提出，现其直接以执行异议方式提出，二中院不予审查。并据此驳回郭某的执行异议申请。

典型意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18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被纳入失信名单申请纠正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失信名单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及时审查并作出处理决定。对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申请纠正的，参照失信名单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申请纠正的，执行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纠正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纠正；理由不成立的，决定驳回。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决定。

二中院在执行某贸易公司与某影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以卫某系被执行人某影视公司的股东，系其实际控制人为由对卫某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卫某以其不再为某影视公司的股东，并非实际控制人为由向执行实施部门申请解除对其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执行实施部门未予准许，卫某提起执行异议。二中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卫某虽不再是某影视公司的股东，但其仍担任某影视公司的高管职位，且卫某系某影视公司持股90%的股东—某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持股70%的股东，故卫某能够实际支配某影视公司。因此认定卫某为某影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无不当，对于卫某的执行异议请求，应予驳回。

典型意义： 该案涉及到“实际控制人”认定的问题。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散见于《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且认定标准并不一致。而在执行程序中没有对“实际控制人”和“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的明确界定，导致实践中认定标准不统一。鉴于现执行工作方面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标准，执行实施和裁判部门可以参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进行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