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有多少穷人你算得清吗？你有多少钱？你能把他们的困难都解决吗？”
2007年底的寒假里，我们夫妻俩带着孙子住在广州儿子处，正赶上那场雪灾。08年的元月中旬到二月上旬，雪压中国，中央电视台全天候滚动播放着各地抗击雪灾的节目，广州火车站滞留旅客的情况几乎每天都是头条新闻，人头攒动的急着回家过年的农民工以及胳膊挎着胳膊维持秩序的警察和军人挤满了画面。
那些日子的广州，每天小雨淅淅沥沥地下，气温停留在4－7度左右。屋子里清冷至极，我平时怕热不怕冷，但这时也扛不住寒冷，晚上也要开着电暖器睡觉，同时改变了坚持了几十年的晨练习惯，陪着孙子睡到九点多。
二月四日，雨突然停了。早饭后，我和老伴带着孙子去逛花市。路过立交桥下的时候，见几个围着被子蹲坐在地上的老头，个个缩头袖手。我心头一惊：难道他们是在这大桥底下过夜的吗？当时未及停下来细问，但这一整天那一群老者总在我脑子里徘徊。
晚饭后，我独自一个人走到那座立交桥下，远远看见一字儿躺着几个人，下面铺着麻袋或破毯子，身上盖着层层叠叠的被子和塑料布。有的已经睡着，头缩进被子里。有两个坐在被窝里说话，一位蓄着怪胡子，另一位一头蓬乱的白头发。我凑了过去，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对话。
“你们睡在这桥底下不冷吗？”我问。
“那咋能不冷呢？”怪胡子摸了一把快要滴落的鼻涕。
“你上过学吧？”
“他上过初中呢。”白头发插嘴说。
“听口音你两位是安徽人？”
“安徽固镇。”
“咱们是老乡啊！”想不到在这个地方遇到的竟是家乡的人。
“你家在哪里？”两个人一起问我。
“我在怀远呆了快二十年。”
“怀远固镇都归蚌埠市，那咱们算是近邻呢！”他们显出极高兴的样子。
“那几个呢？”我指了指旁边已经酣然入睡的几位。
“共计八个固镇的，另外还有两个宿县的。”
“大过年的你们出来要饭，家里粮食不够吃吗？”我切入正题。
“够吃，一年到头都吃白面。”
“那你们还出来要饭干啥？”
“在家冷得受不了，零下十几度。”
“来这里不是一样冷吗？”
“今年赶上了冷天，往年好过啊。”
“你们年年来吗？”
“年年来。在这里暖暖活活过个冬天，第二年春天回去，反正在家里也没有活干。”
这时我意识到乞讨是他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如一些媒体所说。
“你们这么冷的天，吃要来的凉饭，在这桥底下能睡着？”
“被子上蒙上一层塑料布，冻不透，把头往被窝里一缩，一会就打呼噜了。就是快天明的时候冷，经常被冻醒。”
听了，我心里涌起了一阵酸楚。见状，怪胡子接着说：“XXX、XXX好，天天早上派车子挨个桥底下转，给送饭，没有被子给被子，见我们穿的少还给衣服，”怪胡子解开外边的衣扣露出一件球衣，“呶，这就是他们给的衣服。”
“你们穷要饭的，大冬天睡在立交桥下，也夸XXX、XXX，我就想不通了。”
“你知道农村里前几年的情况吗？动不动干部带着人挖你的粮食，牵你的羊，还扒你的房子……谁管老百姓的死活？”
“等到你们能暖暖活活一家人在一起过年，再夸他们才对呢。”
“不是还没到那个时候吗？慢慢来。”
我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天这么冷，你们在外边过年，家里人不挂心吗？”
“那挂心啥？我们天天往家打电话。话吧的人见我们是要饭的，常常不要我们的钱。”
“你们一天能讨到多少钱？”
“一二十块钱吧。”
“将就够你们吃饭的？”
“够了。到饭店要饭，有时他们也不要我们的钱。”
听了这些话，我似乎心安了些，于是向他们告别。
第二天，又落了一天的雨，温度随之下降。立交桥下几位老乡的身影再次浮现我的心头。晚饭后，我又去了那座立交桥。远远地见白头发和怪胡子正在对酌，一瓶白酒，没有酒器，两人中间放着一只盛着饺子的塑料饭盒。我不愿打搅他们，站在一边看着。怪胡子嘴对着酒瓶喝了一大口，咕咚地咽下，吸溜一下嘴，把酒瓶传给白头发，白头发也嘴对着酒瓶咕咚地喝一大口，再把酒瓶传过来，然后每人用筷子夹一个饺子放在嘴里，嚼得很香。
“你们这会才吃晚饭？”我走上前去，蹲到他们跟前。
“啊，老乡来了！快，喝一气！”一边说着，白头发把手里的酒瓶举到我面前，怪胡子把一双一次性筷子递到我手里。
“我胃不好，不能喝。”我推辞道。
“喝点酒晚上睡觉暖和，”怪胡子解释说，“今天比昨天还冷，不喝点酒睡不着。”
“明天是大年三十，大过年的我应该请你们到家里吃顿饭，可是我住在儿子家，不方便，”我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两百块钱，“给你们这二百块钱，你们几个，还有宿县的那两位，自己到饭店吃顿饺子吧。”
“不要，一定不要！”白头发坚决地摆着手。“你能来看我们，就是看得起我们了，我们决不要你的钱。别说二百块，就是两千块、两万块、十万块，我们也不要。”
“就是，你看得起我们就该谢谢你了。”怪胡子说，“再说，广州市立交桥下睡着多少人你知道吗？天下有多少穷人你算得清吗？你有多少钱？你能把他们的困难都解决吗？”
这一连串问题使我语塞。沉默良久，我说：“那么好吧，明天晚上我买点酒菜带来，咱们一块喝两杯。”
“不，明天不要来，后天也不要来。明天是年三十，后天是年初一，这两天正是我们要饭的好日子，”怪胡子说。
第二天我去菜场的路上正看见怪胡子，他身上紧裹着晚上作垫被的破毯子，背靠着树坐在飒飒的寒风里，面前摆着一个搪瓷盆，里面凌乱地散落着硬币和毛票。我扭过脸，不让他认出我，把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塞入他的搪瓷盆。
年后我去了深圳，再未见到那两位老乡。不知他们哪天回的老家？更不知他们现在过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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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初衷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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