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政策与“中国方案”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复苏弱于预期。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边际效果逐步递减，而财政政策受制于高企的债务水平和冗长的政治议程，被束之高阁。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邀请刘元春、苏剑、许伟三位专家围绕后危机时期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经验以及“中国方案”展开深入探讨。

中国经济形势及调控着力点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评价中国近几年的宏调政策工具和实施效果？

许伟：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宏观调控概念以来，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当然有时候也用到产业政策、投资政策、信贷政策、土地政策等，调控工具相对泛化。

比较有争议的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成本收益如何？是否应归入宏观调控的范围？政府是否有必要、有能力、有信息优势实施产业政策？从不同经济体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实施经验看，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保护知识产权，纠正制度性扭曲，打破垄断，提高环境和质量标准等手段，促进新兴领域的孕育和壮大。但至于什么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多需要企业来试错。对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追赶型经济体而言，政府在主导产业选择方面可能掌握一定的信息，同时在纠正各种制度性扭曲方面或许能有一定作为。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技术水平更加接近国际前沿，产业和消费升级更为多元化、个性化，而且充满不确定性，再对创新升级进行规划的难度较大。无论是数字经济，新工业革命，还是其他新技术、新模式的引入，都需要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政府可以做的是创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制度环境。

刘元春：2011年以来，适应新时期流动性管理的需要，中国对货币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和创新，出现了SLF、MLF、PSL等一系列工具，更重要的是，货币政策顺应危机管理的思想和理论发展，明确提出宏观审慎监管，通过对杠杆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控，实现逆周期管理。货币政策的目标、传导机制、工具都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通过工具创新，从传统总量管理逐步向结构性调整转变，配合目前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无疑提高了效率。

虽然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还存在问题，但是能够成功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改善就业，维持物价稳定，综合来看应该还是不错的。目前我们面临几个问题：一是脱实向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二是在脱实向虚的过程中系统性风险急剧上扬，三是在外部冲击的压力下资本外逃和人民币贬值压力持续存在，四是货币政策效率低下特别是传导机制不畅。因此，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货币政策在未来进一步创新和调整的关键。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如何抵御发达国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外溢效应，以及新兴经济体和一些金融动荡国家所带来的金融冲击，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因此，汇率政策上应坚持以内为主，同时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

苏剑：目前的刺激政策都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政策副作用非常大，例如货币政策会导致投资质量越来越差，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日前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讲话透露出中国以后财政政策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希望能够突破不合理的财政限制。但我个人建议重点应该放在“改革”“开放”“创新”上，通过改革释放经济活力，而不是通过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刺激经济。

大国调控与全球协调

中国经济报告：你们对大国宏观政策协调有何看法？

刘元春：G20杭州峰会公布的“中国方案”强调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从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这几大区域来看，它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社会、金融的大冲击，导致货币政策偏离了传统状态。这几个大国都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欧盟和日本都采取了负利率政策。这些政策对全球经济带来各方面的冲击，特别是当非常规货币政策常态化后，对于新兴经济体、外围国家的冲击就会致命，这是要求协调全球宏观政策的根本原因。

而这些国家采取了这么久的宽松政策，在后危机时期，金融震荡和经济增长乏力状态并未得到有效缓解，说明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存在问题，难以在短期内从根本上带动全球复苏。因此，我们必须调整思路，大国宏调定位应全面调整，不仅仅是因为外溢效应，更重要的是目前的政策无法适应后危机时期出现的长期停滞等一些深层次问题。

许伟：G20杭州峰会，在中国的倡议下，确定了九大深化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强调不同成员推进各自结构性改革的协调性，为重塑全球经济强劲、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提供了新的政策选项。

不同国家宏观政策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对发达国家而言，宏观政策主要聚焦通胀稳定和促进就业方面，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管理也纳入了政策框架，当前任务是实现经济的强劲复苏；对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持宏观经济大体稳定，并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推动可持续发展，让发展成果为更多人所享有，依然是宏观政策的重点。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新兴经济体的贡献比重则明显上升。无论是挖掘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还是增强全球经济增长包容性，都需要在全球性议题设置当中考虑新兴经济体发展的诉求。

首先，在考虑不同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的前提下，兼顾各种发展议程所设定的发展要求，秉持合作发展、多方共赢的理念，制定发展目标。其次，现在的国际经济治理框架，还不能完全适应国际宏观政策优先目标的转换，要有完善的制度安排。第三，要将目标落到实处，除了各类国际组织继续发挥作用以外，还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携手，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比如建设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和纠正制度扭曲等，不断激发企业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他山之石

中国经济报告：其他国家有哪些宏观调控的经典案例？对中国解决现在的经济问题有什么启示？

刘元春：中国有自身的深层次问题，与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中国的宏观政策与这些国家也有本质区别。当然，一些国家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例如美国在去杠杆上的经验和德国在产能治理上的经验。同时，像长期陷入低增长陷阱中的日本，过去的很多操作可以给我们提供教训。但借鉴的过程中，应立足于世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出台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案，而不能简单采取拿来主义。

苏剑：当年凯恩斯提出需求管理的时候，把需求管理当做救命的一种药，但现在世界各国把凯恩斯主义政策常态化，也就是把药当饭吃了。结果就导致经济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大，经济肥胖症越来越严重，最终引发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最大的一个缺陷。

另外，国外关于刺激政策的经典案例，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政策。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银行就缺现金，这个时候如果美国政府不提供资金，任由经济自然调整，就会出现严重的流动性不足或流动性短缺。银行为了补足流动性就只好想办法回收贷款，减少对现有贷款的延期，这样实体经济又承受不了，就会出现大箫条那样的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采取了财政、货币双扩张的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从2008年9月到2009年2月，美联储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当于此前美国200年投放的基础货币总和。这对于我们有两个启示。第一，在需要救命的情况下凯恩斯主义政策是可以用的；第二，这种政策的风险非常大，货币超发的负面效果是非常严重的。

至于中国宏调，我个人认为应该把“防风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防风险就是防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风险。现在民间投资增速下滑非常厉害，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投资方面都比较谨慎，而且实体经济中的机会越来越少，会导致货币政策提供的流动性大量进入虚拟经济，导致虚拟经济价格波动幅度非常大，由此而衍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僵尸企业、过剩产能等问题都使得中国经济面临非常严重的风险。

许伟：宏观管理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各国都会根据自身实际制定宏观调控目标，采取相应的宏观管理框架，选择合适的调控工具组合，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即便是同一个经济体，宏观调控政策框架、取向、工具也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发展阶段或历史时期，往往会因为理念、制度、经济运行突出矛盾等因素的变化，调整和创新宏观调控政策。当然，具体实施效果褒贬不一。

后发经济体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吸收和借鉴先行经济体不同发展阶段的经验和教训。除了1929年和2008年两次大危机前后主要经济体的宏观和金融政策以外，日韩等经济体成功转型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前后的宏观管理，以及德国二战以后保持宏观稳定的经验等都值得认真研究。

中国需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国经济运行自主性与系统重要性的关系。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年来一直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除了中国，全球经济近两年增速不超过2.5%，明显低于过去三十年3.1%的平均水平。同时全球贸易也保持低增速，但中国在全球贸易的份额不降反升，这表明外部需求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已基本调整到位。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更大程度取决于自身是否能够顺利实现转型升级和释放内需潜力。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分工的程度逐步加深，货物、服务、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跨境流动更加频繁，不同地区、不同市场之间的联动更加密切，加之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加，自身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更为显著。作为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开放经济体，在开放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相机抉择和规则之间的关系，提高决策透明度，改善预期管理，加强国际宏观协调，管理好自身宏观政策的外溢效应以及可能的反馈波及效应。

二是总量宏观调控与各地增长差异的关系。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但各地发展潜力差异较大，这对于宏观调控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有利条件。

一方面，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目标都是总量层面的，单靠宏观政策工具，往往难以兼顾各地差异实现平衡发展。而中国统一市场建设尚未完善，要素自由流动还存在障碍，可能进一步加剧上述不平衡。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地区所处发展阶段各异，发展潜力也不一样，一个地方、一个产业遭遇冲击，往往可以由另外一个地方或者另一个产业对冲，宏观经济总体运行的稳健性可能更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加工贸易经济比重较大的地区遭受外部冲击最为直接，增速下滑较快，但其他地区内需潜力还很巨大，这对于中国经济较早走出危机起到了关键作用。增长阶段转换期，部分沿海省份动手早、转型快，增长质量和效益都有较大提高，这不仅稳住了中国经济基本面，同时又为中西部地区转型发展提供了先行示范经验，为整体经济顺利实现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是借鉴国外理论经验与自身创新的关系。一方面，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宏观调控的概念以来，中国宏观调控就一直在不断调整，期间也借鉴了不少国外理论和经验。比如从长期看抑制通货膨胀与推进结构性改革并不矛盾，相反，稳定的宏观经济能够为改革创造良好条件。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共识的观点，过去都经历过争论。

另一方面，借鉴国际经验要立足于中国国情。由于中国经济仍然处在追赶阶段，具有明显的新兴加转轨特征，同时又是开放大国，宏观管理面临多重挑战，既有增长阶段转换可能诱发的风险，也有开放过程中伴随的风险，还有通常只有成熟经济体才会面临的金融创新挑战和泡沫风险。宏观管理要在稳增长、促改革和防风险之间找到一条相对平衡的路径，很多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自身的大胆创新，简单照搬适用于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理论和政策并不可取。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