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建筑经常开大门；但大门转起来太重，如果开着不关呢又会放进去太多的寒冷和目光；所以我们有时会看到人们会在其中一扇大门上开一个小的，更方便出入的便门，而大门则很少或者说绝不会像瞌睡打哈欠的嘴一样大开。在这里，最朴素的人的尺度在宏大的建筑中重申自己，但它又是以一种病态的风度、为了微小的利益而重申自己的；它打的这个补丁看起来是无心的和可耻的。
然而，人的尺度在本质上并不小；当它不像闯入者一样溜进来的时候，它是不需要为任何事情道歉的。在无限的、和无穷小的之间，所有的尺码一样都是中心。希腊人、萨拉森人、英吉利人、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本能地，在他们最具其特征、最接近他们的喜好的那部分作品中，保留了人的尺度。一座希腊神庙或一座英国宅邸的大厅可能是宽敞而足够威严的，但它们不超出人们熟悉的用途，它们把它们的宽敞和威严借给人的心智，而不是用这个巨大去压垮它。关于它们的一切都有某种友好和充足的气氛；它们的优雅不是浮夸，而如果说它们是高贵的，那么，它们肯定不会是巨大的、冰冷的，不也会是镀金的。
萨拉森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以他们的各种方式，甚至更加精巧地应用人的尺度，因为他们也把这一尺度用在感官的和心理的方向上。不仅他们的作品在尺寸上是偏好节制适度的——就像他们简短的抒情诗一样——而且，他们还以一种设计上的无比的精致和集中，以及工艺上的迷人的简单，来精确地满足人的敏感。他们制造的一切，在美丽上是经济的，并且看起来在对我们说：“我存在只是为了被享用；我身上没有什么不是悦人的。”这里人的尺度与其说出自于人的身体，不如说更多地是出自于人的灵魂；其各项能力得到了差别化的处理——我的意思是说，它真正拥有的能力，而不是那些，像理性一样，是一种阿谀奉承的哲学强加给他的能力。一间英国的乡间房屋，表面上看是村舍，分析起来，在大小和安排却可能近乎于宫殿；那里没有阅兵，但那里有巨大的充沛——太多的家具，太多的装饰，太多的食物，太多的花，和太多的人。那里的一切都是按人的尺度量身定做的，除了物的数量——那数量是压迫性的。东方人更贫穷、更丰满，对书法也更敏感；他们在书法中留白，一次只享用一个东西，并且是长久地享用它。
东方艺术中的这种更多的微妙和慈悲的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自然对他们的感官的袭击更加猛烈。英国人生活在一个本身就符合人的尺度的国度，那里四季温和，吸引人的是缓和多变的大气现象。其土地上自然罕见的人性，自他儿时起，就以一种半是情感上的，半是身体和运动上的快乐，渗透着他的存在。在其田地与风俗中成长的英国人变得喜爱努力；在那里他的友谊和他对人的评价也在不知不觉间塑造起来，就像有某种沉默的、更高级的东西在影响他一样。在那里他吸收的各种印象都倾向于使他亲近诗歌。他不会对他的诗人要求太多的微妙，但他会坚持去感受他们的情感并看他们的意象，并且尽管直白的东西、甚至无耻地露骨的东西不会激怒他，但他去憎恶廉价的崇高和错误的评论。他尊重经验并且是他自己的天地的主宰。
因此，对英国人来说，精致艺术喜欢用来包裹自己的留白，是由他与自然的情谊来提供的。那个没有得到表达的维度，那个孕育着新生的沉默，尽在于兹。相反，对萨拉森人来说，自然是一道深渊：干涸的沙漠、难以逾越的高山、和夜里大得惊人的月亮。这里人的尺度完全遭到了违背；自然是残忍、陌异、过度、要带上面纱来躲避的。为得到放松和安慰萨拉森人建造了无窗的房屋；他使他的生活过得简单，使他的宗教用一句话就能说清楚，使他的艺术纤细而精巧，就像他涓细的水源那样。在自然的一切是如此无限地超出了人的尺度的时候，人的作品应该尊重人的尺度，这点是甜蜜也是必要的。
为什么埃及人喜欢巨大的东西我们还不知道，但罗马人对宏大的爱好是更容易理解的。它看起来是那种对充斥古代晚期的超人的渴望的一部分。这种渴望向两个独特的方向发展。在尘世的这边它助长了帝国主义、组织、修辞、装腔作势的作品、对罗马之普世与永恒的信仰以及现实中的，对罗马皇帝的神化。在属灵的心智那边它则导致了对世界进行暴力的抽象，这样，内在的孤独的灵魂才会觉得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基督教徒起初当然属于后者；他们厌恶帝国的膨胀，及其冰冷的大理石与乐观主义的虚饰；如果说对这个世界来说他们不是谦卑或者已经死去的话，那他们就什么也不是。他们的地下墓穴，和棺材一样，依照的必然是人的尺度；但甚至在他们浮出表面的时候，他们也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异教遗留给他们的神庙和会堂。除在君士坦丁和拉文纳的几个帝国建筑外，他们的教堂千年来一直维持着人的尺度；这些教堂经常是极小的；在必要的时候它们也会扩大到能容纳群众的地步，但依然是低矮的并且在本质上通往坟墓或圣迹（而不是以自己为大）。教堂的中心是一个阴暗的区域，经常在地下，在那里，内向的人可以与另一个世界交流。圣礼是要低头领受的；它们并不要求建筑上提供不必低头的便利。时间赋予这些圣所的奢侈，是珠宝的奢侈——修道院艺术的东方式的、内在的、集中化的奢侈。然而异教的露天传统也没有死去。罗马的作品到处都是，并且不全是废墟，对展示和造型上的夸大的爱好也活跃在许多人心中。它要求的只是基督教起初带来的一点点对神秘的人性的驱散和超然；于是希腊基督徒的人的尺度一有机会就会屈服于罗马人的宏大尺度。空间变得空旷，拱顶被抬高，拱廊被做成尖状这样它们就会更宽更高，塔和尖顶直指云层并经常耸入半空，门廊也变成了无限巨大的洞窟。布鲁内莱斯基完成了他穹顶上的杰作，米开朗琪罗也在他的穹顶上完成了另一幅甚至更加令人惊叹的作品。这些各种各样的绷紧的模型，向不同的方向拉扯，使艺术家自那时起就变得不安且无能，只有在一些良性的影响下他们才会重新恢复人的尺度，并在住宅建筑和肖像画中忘记宏大而变得贴切。
这同一场运动在哲学中也许比在建筑中更容易考察。苏格拉底堪堪地把研究从天上拉下来并把它限于道德——一个在本质上以人为尺度的领域——但在他的学生们急着把它们的道德体系重新投射上天而破坏苏格拉底的工作，使道德和自然去自然化的时候，苏格拉底的努力还是失败了。他们想象了一个环绕人、为人的眼睛调整光亮并使人稚气的希望和判断成为绝对的世界。这是一种失度的、不得其所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不仅按人的尺度来切割人的工作，也按人的尺度来切割宇宙的努力。这是对希腊人太过于自得的人道的报应。先前怪物在他们的宗教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周围的广袤被错误地人化了，它们些许的人性本身不得不变成怪物，才能填充这个巨大的空间。
因此我们看到庙宇变得越来越大，穹顶也被引入了，符合人的尺度的事物互相堆积，形成一个崇高的构造，如圣索菲亚大教堂：它基座上的凯旋门就不是给人走的，它有许多像塔一样无用的柱子，它顶上有一个类似于天气时钟的雕像，以及最终，它的门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它们就不可能被打开，人们只好在门上又切开了供人使用的小门。如此人的尺度又被调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但这时它又是没有它自己的尊严的，因为它不得不被使劲拉伸以包裹一种无生命的尊严，而非它自己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