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东：霸占朋友圈的“我们是谁”只是一个假问题

文 | 罗东

夏末目睹一场怪鱼图“我们是谁”刷屏。有点意外。印象中看到的第一张怪鱼图是长这样的：“我们是谁？策划！”“我们要做什么？”“挖坑”“给谁挖？”“设计部工程部财务部品牌部销售部……所有全部！”但毫无兴致。

它那简单、粗暴的逻辑，跟前些年流行的企业“口号”文化简直神似，直到亲见它们疯狂涌现。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图中的长裙鱼并变身编辑、教师、东莞人。

图片中是一种黄鳍粉色的长裙鱼。喊话者站左，挥舞着一个扫帚，张大嘴巴呐喊，背后还有一道黄色的闪光。应声者站右，是三只随声附和的鱼，同样的粉色和相同的亢奋表情。

受好奇心驱动，我搜索了一下关键词“我们是谁”。结果一大片。据一种说法，“我们是谁”怪鱼图的流行起点是“我们是谁？甲方！”。完整版本是“我们是谁？甲方！”“我们要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现在要”。甲方的底气或者说霸道跃然纸上。

再回看怪鱼。亢奋且夸张的表情，闪闪的背景黄光，俨然制造出一种哭笑不得的情绪。是吐槽、自嘲，还是一种发泄？简单、粗暴，念着配词还有重复感，可以说，已具备有当今中国网络流行文化的基本要素。倘若没有能动员社会情绪的一种结构条件，笑一笑、叹一叹，它们偶尔一言不合探探头，旋即很可能昙花一现。

现在，这一股潮流到来了，观察和评论是怎样说的呢？看近两天的评说，大致都是这样的，即“我们是谁”怪鱼图为一种自嘲文化，是生存和工作焦虑的集中发泄。但颇为有趣的是，晒图者全然不理，“就是好玩”、“轻松一下”，单往表层上望去，他们遵循的是另一种经验逻辑。

两年前有本叫《我幼稚的时候好有范》的译本。作者是艾丽·布罗什（Allie Brosh）。这本书的到来，正赶上有一阵“萌文化”驰骋中国网络。跟它在豆瓣上似曾有过一面之缘，因此书名有点印象（也可能只同类书名太多造成的错觉），但而今才得知，“我们是谁”怪鱼图竟是这一位年轻作者创作的。

艾丽·布罗生是一个美国小镇女孩，生于1985年，前些年在博客上用漫画来记录她的心情以及遇到的问题。那些怪鱼就是这样出来的，有报道说是在2010年，名字叫《我为什么永远长不大？》。她为自己贴的希望标签，有英勇，有富有同情心，还有警觉。然而，日常生活的热情衰退，内心沮丧。到2013年，她患上了抑郁症而停止更新博客。原图已隐含了一种沮丧情绪，而基于此，它2011年前后才在美国社交网上引起一场关注和模仿高峰。“我们是谁”怪鱼图中的情绪似是，顺理成章从原图中继承而来。

▲艾丽·布罗的原作

美国是一个关注边缘群体“政治正确”的社会。抑郁症亦是。但艾丽·布罗生的画作能引起一阵潮流，跟作者已无关，而是需要一种日常生活环境的。

更宏大的背景，可能要回到一个事实上来，即美国是世界上较早感受到个体化的一个现代民主国家。这一波正在席卷的“个体化”，同二十世纪末之前崇尚个体价值的新旧自由主义观念已明显有一些分离。

半年前，一本叫《妥协：政治与哲学的历史》的书回顾了一部不算新奇但很重要的观念史：个体主义在欧洲发展史中，是怎样处理向内独立和向外平等妥协的。换言之，即是，既保持完整的个性和独立，亦能和他者相互协商。这可不只是一门书中说的妥协艺术，回到作者属于的美国，在世纪之交，罗伯特·帕特南说，当年托克维尔津津乐道的“社区精神”已经走向衰败。他的观察是美国人在家关起门来，在外休闲“独自打保龄球”。公共生活式微，孤独感随即增长，宣告原本能处理内在个性和外在平等妥协的个体主义面临着一次挑战。

这样的宏大变迁，可见是社会情绪的一种政治观念起源。我不是指抑郁症或怪鱼图原作者的孤独必然来源此，而是说，真正的问题是，它能唤醒整个社会的认同就不单是好玩有趣有同理心。他们头顶同一片蓝天，共享着相同的社会环境。美国半个世纪来阶层流动变困难，同样可能是站在背后的因素。唐纳德·特朗普，已被他们向上流动的愿望推到了总统位置。原因在于，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无奈感是情绪的一种重要诱因。

现在重回正在刷屏的“我们是谁”怪鱼图。能否用刚才说的这些美国因素来理解？这样思考，固然同直接归因“就是好玩”一样便利。但要是认真了，就可能简单并粗暴了。

目前来看，这些已经流行起来的“我们是谁”怪鱼图，最集中的是职业工作自嘲和他嘲（被其它领域的人讽刺），甚至搬出这些工种的“潜规则”，比如研究生“花钱买论文”，教师看学生颜值定亲疏，简直就是在自黑。表层之下，都有一些基本的相同点，归来起来有不满加班，不满薪水低，不满被附加“无理的”、难以完成的绩效任务。

我们来看一个学派。研究转型中国的一些学者，提出过一种观点，中国近四十年来，社会的自主空间由前三十年被淹没的状态中破土而出，但同时面临两种约束力量，其中一种即资本。全面市场化，整个社会高欲望的持续，为了赚钱生存，为了经济效益，员工和企业都被迫“合谋”接受疯狂加班，牺牲规则、原则、身体和环境。我不完全认同这样的判断。

然而，他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现在是不是大家都有资格和条件深思那些更重要的东西，并为之抗争了？笑一笑，用自嘲和自黑来面对自身面对的职业潜规则“共谋”？进一步追问更大的环境，是不是生活和工作压力加大，阶层流动困难？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被“潜规则”得更深刻，也是向上流动更艰难的群体，包括农村外出打工者在内，是不会站出来自嘲的。他们的职业在社会上的位置，是真正的“低贱”，一直被道德同情，一直不被嘲笑，却一直卑微。在他们面前，提问“我们是谁”可能只是自娱自乐。

用“自娱自乐”绝不是否定“我们是谁”怪鱼图的表达价值，原因是，贫者，新旧中产者，富者，无疑都享有完全平等的评说自由，没有谁比谁更高贵。更何况，提问“我们是谁”恰恰得益于他们的权利意识提升，乃至直面困难和真相的勇气改变。

然而，我还是要认为，提问“我们是谁”可能只是自娱自乐，乃至可能只是一种假问题。

我一直很喜欢美国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即便在美国饱受争议并在中国已被滥用，它给出了一种启示，鼓励观察者穿越表面，到下层看去，那些琐碎的、不起眼的、日常且持续的无声抵抗，伪装起来，也是一种武器。

我想起2016年7月火起来而存在至今的“葛优躺”。我当时回到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中，用劳动价值观念的变迁，去观察了这一古怪且有点可爱的流行图片。它就是一种悄无声息的姿态，懒洋洋的，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表征着现今中国年轻人对前三十年“劳动最美”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劳动致富”的怀疑和失落。

如果更大的宏观社会经济背景不变，“葛优躺”走了，还有别的东西偶尔顽皮一下，冒出来寄托情绪。

而在2016下半年，包括上海彩虹合唱团的《感觉身体被掏空》等艺术作品的走红，都在指向这一种情绪。一种被称作“小确丧”和“丧文化”的当代青年流行文化随即诞生。

“我们是谁”怪鱼图是否跟它们一样？我认为不一样。不是因为玩图者说了“就是好玩”、“轻松一下”，一种流行被大多数人玩坏可不止于有趣，需要下面有社会环境和情绪支撑。有两点不一样很明显。

第一是，提问“我们是谁”是高度支离破碎的、专业化的，一种提问只限于一个职业或一种行业，直接表现是公号上每个工作自嘲自黑的阅读量，极少有很高的。第二是，提问“我们是谁”正在被稀释被规训，商家的疯狂跟风渐占中心，不仅艾丽·布罗生原作的含义荡然无存，连吐槽都可能要被重新定义。两种现实，使得“我们是谁”怪鱼图不太可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同，按照目前的趋势，即便它再火也不可能持续太久，更不可能具有“葛优躺”能流行至今的生命力。看来真是一言不合笑笑而已。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