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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崔慧莹
微信公众号 / 刺猬公社
面对急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的浪潮，这些生于“70前”的中老年人，要么端起老花镜，笨拙地学习并迎合年轻人的交流方式；要么就在困惑不解，甚至在愤怒的情绪中，把自己困在“信息茧房”里直到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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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崔第8次拨打某共享单车的客户服务热线前，他的女儿比客服人员更早地“崩溃”了。
“老旧”的IPhone4手机系统，早已不能更新系统，但很多新上线的App需要至少IOS7以上的系统支持。老崔想让妻子跟自己一起骑小黄车“抢红包”，还能省下好几元的公交车钱，但客服人员给出“从微信端登陆”的建议，并不能解决问题。
看着爸妈佝偻着腰，举着手机镜头扫二维码却毫无反应时焦急的样子，女儿沐楠挺心疼。趁着五一假期回家，她给妈妈买了OPPO R9拍照手机，夫妻俩终于能一起骑共享单车了。
听说，他们靠着0.45、0.95、2.23的红包，已经攒出了290多元。“除了付过几元钱，都是参加免费骑行活动，赚的红包够押金回本了。”老崔喜滋滋地说。
中老年人的移动互联网生活，远比你想象的丰富。
“70前”的移动互联网征途
沐楠说，她清楚记得2015年春节，她教爸爸一起对着春节联欢晚会的电视屏幕“摇一摇”，当天央视春晚微信摇一摇互动总量达110亿次，峰值达8.1亿次/次钟，红包总金额5亿元，父女俩一共抢了6块钱。
“那会儿我爸没绑定银行卡，钱还提不出来。我告诉他放在微信零钱包里就行。”
等到2016年，老崔已经开通了支付宝、微信支付，还能跟她一起集“敬业福”了，爷俩换来换去，勉强凑出了一套福字。
更让她惊讶的是2017年春节，全家老少都迷上了在微信群里抢红包。喜欢在“家族群”里晒娃的大爷、喜欢晒旅行的三姑、酷爱分享心灵鸡汤的二姑夫，第一次在“发红包”活动中，跟家里的青年一代、孙辈孩子们，达成了从思想层面到行动层面的“大一统”。
在沐楠的记忆里，家中二三十位亲朋长辈们的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会使用智能手机连接网络的人不超过3个，能顺畅使用拼音键盘打字的只有最年轻的老爸。妈妈好几次搬来字典想学习，都中途放弃，她还自嘲说，像她这种不会用电脑、手机的人，就是新时代的“文盲”。
电脑在家里摆了近20年，但崔妈妈不会用键盘，也控制不住鼠标箭头，在她看来电脑特别复杂，是个碰一下就可能黑屏崩溃，害她跟丈夫吵架的“定时炸弹”。iPad就简单多了，想看哪个电视剧，手指一点就可以了。她学会了调节音量，开机与锁屏，这些技能可以无缝衔接到智能手机上。
在老崔的指导下，她学会了微信拍照、发红包、以及解锁小黄车。
以前，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广场舞大妈，但互联网经济的“风口”一来就不一样了。
2015年初，创投圈掀起广场舞投资热潮时，几十家广场舞创业公司带着各种App抢占“千亿级”市场，鼓励广场舞大妈们注册加入“组织”，她们极度乐于观看教学视频，分享现场录像。当时就有“得大妈者得天下”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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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今年春节前后，经老崔推荐或直接帮忙购买给中老年人使用的智能手机，就有接近20部。他总是耐心教学、帮代支付、有问必答，直到把身边的亲友也培养成打车软件、共享单车、淘宝团购、内容付费的“高龄”用户。
老崔说，算上子女赠送或手机更新换代，将旧手机送给父母使用的情况，目前智能手机在“70前”中老年群体中的普及程度，已极为可观，“据我观察，周围50岁以上人群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至少达到70%以上，而且是在近一两年内迅速增长的。”
智能手机里的“新移民”
老崔的观感，与今年刚刚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有所吻合。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年龄在50岁以上的中国网民占总量的9.8%，同比增长0.2%。
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2015年的90.1%提升至95.1%，提升5个百分点。其中有很大部分的增量，便是由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接入互联网带来的。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美国65岁以上成年人中，有42%的人拥有智能手机，而2013年的数据为18%。国内的中老年人智能手机的覆盖水平尚有差距，但也不难看出显著提升。
在北京某联通营业厅工作的客服代表何娅云也有切身体会。“这两年来排队办理业务的，基本都是上了年纪刚刚开始使用手机的大爷大妈，年轻人都在网上办理了。”很多时候，上了年纪的用户完全不理解数据流量、WI-FI密码到底是什么概念，“他们就想知道100M流量到底能看几张图片，几段视频。”
而对何娅云来说，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大多数纠纷，都是因为客户忘了连接WI-FI，或者误操作点击了视频链接造成的，产生额外数据费用后，又来营业厅讨说法。”为了降低投诉数量让客户满意，对于额度不高情况，他们一般都“赔偿了事”。
何娅云说，大多数客户还是很可爱的，有很多老年人，会带着手机来营业厅要求他们帮忙下载微信，“有些老人很久都见不到孩子，他们会戴着放大镜，给我们看自家孙子孙女的照片，反复播放同一段视频来看。”
智能手机，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拉进了中老年人与亲友以及外部世界的距离。
沐楠发现，有些刚刚开始接触移动互联网的“70前”中老年用户，很快就从“被手机夺走了子女”的弱势群体，变成了最乐于在微信群里分享骑行红包、制作音频相册、转发心灵鸡汤，乐此不疲地邀请新用户、凑单拼多多的活跃群体。他们从不敢注册支付宝，担上当受骗，发展到慢慢开始使用微信进行小额支付，甚至是淘宝“小达人”。
短短一年的时间，移动互联网给整个家族带来了巨大的转变。曾因琐事吵架，多年不联络的远房亲戚开始在家族群里聊天了；“老三届”上山下乡时失联十几年的老同学，也因为互联网而重新见面了，表亲中的年轻一辈也因为点赞、评论、大众点评的安利广告，而提高了相约看电影、聚餐的频次。
“他们有闲暇时间也有钱，还意识不到可能给其他人造成打扰，总想着把优惠分享给更多人，而且传播能力极强。”在沐楠看来，这种忠实用户实际上成为了一些App、公众号最优质的“安利者”。
她的爸爸——老崔，无疑是一枚优质的种子型用户。
中老年人的KOL
老崔实名崔衍刚，是天津本地人，今年55岁，拿着iPhone6S的他，是个把移动互联网玩得特别溜的“中年小伙儿”，朋友们叫他崔哥或者小崔。
1981年，高中毕业的崔哥顶替父亲进工厂，给自行车轮子装内胎，91年他刚结婚，就下岗了。单位没给过一分钱补贴。他跟瘫痪多年的母亲、因特殊工种患尘肺病重的父亲、新婚的妻子挤在30多平的房子里，一年后女儿出生，日子更过得紧巴巴的。
在上世纪90年代，别说互联网了，就连电脑都还没普及，把录像机给淘汰了的家庭影院才是“风口”。就像现在的智能家居、VR设备一样，稍微有点钱的富裕人家，都要买上一对儿立式大炮般的音响摆在电视柜两边“撑场面”。
崔哥的新工作，就是在百货大楼里做一家音响品牌公司的销售代表。有一两年时间，他每天晚上挑灯夜读，把各品牌的宣传画册、书店买的学习资料都自学了个遍，成了小有名气的“音响师”，随音响、投影技术的发展，他开始接触电脑调音设备，从网络下载高保真调音资源。
在大半个中国还不懂互联网为何物的2000年，他家已经安装了一台家庭PC；在众多同龄人刚刚学会淘宝，涌入微信的2017年，以他为代表的小部分KOL，又开始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把美图美拍、在线团购、内容付费、共享经济等等互联网风口，传播进中老人的“圈子”和话语体系中了。
实际上，崔哥是个极内敛腼腆的男人，他不抽烟也不喜欢参加酒局，与老同事、老同学几乎全部断了联系。近20年来，他对电脑网络、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谙熟，几乎成为了他在亲友圈、朋友圈里的全部社交纽带。
（老崔与妻子）
而对崔妈妈来说，跟在外地上学的女儿用微信视频，是她在移动互联网上最“刚性”的需求。早几年，她总是等着老公在家时，用老公的微信跟女儿视频，后来自己有了手机微信，看女儿先给爸爸还是妈妈发微信，谁先给亲友的朋友圈自拍点赞，都成了她的生活乐趣。
沐楠说，从2011年来北京读书到现在，她更像是个长在微信里的“云女儿”。北京到天津只有33分钟车程，但她每年在家度过的日子，满打满算也就20多天，“朋友们一年才回家一次的，太多了。”
女儿说，有次回家，爸爸跟她交代了三、四遍他百度云盘的密码，说家里的大小事项他都有记录，邮票存折、水电费用、密码卡号也都写在里面，要女儿有时间去看看。
“说实话，我记忆力不错，但是那串数字我到现在也没记住。小时候拿到家门钥匙能觉得自己长大了，但是父亲这样互联网式的传家方式，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抗拒。”
当“酷老族”拥抱互联网“风口”
同样是共享单车的忠实用户，90后女儿沐楠的使用习惯与父母完全相悖。
她从不关心当天OFO、摩拜到底哪个能免费骑行，“下班晚时从地铁站出来，能找到车就不错了。”而红包车、红包金额、集宝箱送红包等活动也不在关注范围内，“都被支付宝集五福忽悠两年了，抢红包的套路还没受够？”
对沐楠来说，享受共享经济给出行生活带来的便利，远比抢红包更有价值，“只要能享受更好的服务，我愿意付费，价格再高点儿都没关系。”
沐楠说，有天中午妈妈特高兴地给她打电话，说早晨买菜时骑了三辆红包车，其中一辆抽到2元红包，另两个都是几毛钱。“我总是用哄小孩儿的语气跟她说，‘哇，太厉害了！小心点哈，天气热咱早点回家，别骑了吧’，然后想想自己午餐点了30块钱外卖，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比达咨询调查显示，共享单车用户中，45岁以上人群近占9.8%。）
从去年开始，母亲退休在家，每天除了看电视剧，很缺乏休闲乐趣。从2.3元红包到集宝箱获得的52元奖励，都是值得给自家姐姐妹妹打个电话聊天的谈资，是可以在广场上碾压其他大妈的利器。
“其实她经常腿疼，挺担心她出去骑车的，我又不知道怎么劝。之前Uber红火时，我遇见过两次不靠谱的老大爷开车，不会用导航，急转也不注意后方车辆，忘打转向灯，这要是碰到了一起……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公共交通工具安全多了。”
最好的方式是，她希望能更多地陪伴着父母一起完成对“互联网式新生活”的探索，也想把自己玩的“新鲜玩意”都教给爸爸妈妈。有很多次，北漂的女儿动过把父母接来北京住在一起的心思。
“我记得是去年立冬那天，按照北方的说法，要吃饺子才能在隆冬腊月里不冻掉耳朵。”她宅在不足10平米的出租屋里“葛优瘫”，裹着被子想念妈妈亲手包的饺子。
那段时间，有个挺火爆的App——回家吃饭，主打的就是“家庭厨房”给用户提供外卖服务，被那句“一切语言，不如回家吃饭”吸引，她点了一盘韭菜猪肉馅的饺子，万万没想到，来送餐的刘阿姨就住在自家单元的正对面。刘阿姨给她端了碗热乎乎的饺子汤，还嘱咐她不够喝就再去盛。“她当时还说，她就住在对面，以后想吃啥打个电话就行，给我免外送费。说实话，当时眼泪都要下来了。”
沐楠说，那饺子其实挺难吃的，跟自家妈妈的手艺差远了，但她就是喜欢那种来自“家”这个字眼的温暖。“至少家人是不会给你吃地沟油的。”沐楠想，其实可以把自家爸妈也接来北京，她赚钱租房，爸妈给她做饭顺便当个家厨，说不定还是创业打造个私家品牌。
而两个月以后，想再吃到刘阿姨包的饺子也难了。这位今年62岁的“家厨”是个地道的北京朝阳区广场舞大妈，有次买菜时被做推广的工作人员拦下了，经过简单的身份认证和菜单上传，她稀里糊涂地成了“共享经济”里尤为重要的一环。
刘阿姨说“那会儿平台有补贴，15元钱能买100套统一的餐具，每天能买30多份外卖，有700-800的总收入，平台抽走10%的信息费，除掉成本跟卖不掉的剩菜，总体也还能赚点钱。”
没想到年初平台修改规则，100套餐具要收费150元，订单也越来越少，刘阿姨找到了其他工作，也就不再做家厨了。“创业哪有那么容易，之前也只是想着分享下自己的厨艺，家里用的食材都是真材实料，赚不了多少钱的。”
沐楠知道带着爸妈创业的梦想有点儿不靠谱。
作为这个城市里典型的“北漂族”90后，她加价抢票软件提前锁定火车票，用“美味不用等”在餐厅排队，用饿了么订购早餐，用高德地图导航，用滴滴打车、摩拜单车缩短通勤路程，坐在CBD的高层里吃外卖，远程控制自家的电饭煲提前煮粥，最后在王者荣耀里结束一天。
而她所享受的一切“互联网经济”的便利，不过是为了能够在北京这种人口过载的大城市里，谋求一种相对而言更加有尊严的生活方式。她不愿把时间浪费在排队、等位、等车一类的情景里。
但是对于并不能熟练使用移动互联网App的爸妈那一代中老年人呢？
滴滴出行在2016年3月曾发布了一份《老人出行习惯调查报告》，报告显示50-70岁的老人更容易面临出行难的问题，有近2成被调查老人表示遇到困难时会放弃出行，其中能使用线上支付的中老年人只占5%。
年纪轻轻，事业刚刚起步的年轻人，是否真能承担起把父母接到大城市生活的重担？沐楠说，“其实我自己累一点都没关系，我希望父母能过上有尊严、有乐趣的生活，如果现阶段他们在家乡更舒适，那就再多给我点儿时间吧。”
而帮助父母从“留守老人”，进阶到熟悉互联网、能玩转智能手机和微信的“酷老族”，并没有年轻人想象中那么困难。
很多时候，我们担心孩子们被电子产品夺走童年，担心中老年人因互联网经济上当受骗，但其实是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青年一代能做的，不过是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条件罢了。
（文中沐楠、何娅云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