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摄影机的女性走在城市中」东亚女性影展
第
一站将于2024年6月21-23日于
中国美术学院
举办。本次活动的主旨是
“女性・影像・城市”
，我们将采访四位女性影像作者，并邀请其中的两位来到现场与观众交流、互动。
今天为大家介绍东亚女性影展中来自韩国的
洪多艺
，以及她的纪录片作品
《拯救蜻蜓》
（Saving A Dragonfly）。
这是一部以韩国高考为题材的长片，洪多艺在高三备考大学时，计划用摄影机记录高三这一年中自己和同学们的痛苦状态，而他们的痛苦似乎很少受到以家长和老师为代表的成年人及整个学历社会的正视和帮助。出乎意料的是，当洪多艺持续拍摄到高考发榜时，她收到了自己落榜的结果，接着被迫复读了一年，困在了又一轮备战高考的痛苦中，而其他同学在同一年的大学生活中飞快地从高中生变化成了外型和言谈举止都社会化的成年人，并且似乎淡忘了不久前的痛苦。影片追踪到了导演升入大学，以及同学们毕业后求职、就职等阶段。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他们还在高三阶段时，就隐隐感觉到大人们此时灌输的说法——“你只要熬过这个高三，就是苦完这一阵，接下来就很轻松了”——并不是真的，他们似乎预知了即便度过高三，未来的人生考验会更多、更艰难，而高考的这个心理阴影也可能终身伴随。他们一边表达着对于痛苦无法还手的绝望，一边看着他们在晚自习的间隙里从便利店买的速食面有没有泡开，又笑了出来，青春的心境被如此真实地表露与记录。我们相信这部影片可以带做过题的观众重返没有粉饰的少时记忆，找回自我叙事。
时间：
6月21日-23日
地点：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3号楼113小剧场
韩国｜2022｜纪录片｜韩语｜1:19:58｜彩色
在高中最后一年，导演拍摄了自己和朋友们为应对大学入学考试而备考的情景。尽管成功考入了大学，她仍然延续着自高中起就感受到的焦虑。有一天，她接到了朋友的电话，得知朋友在大学里过得并不顺利。于是，导演决定写信给她的朋友。
韩国的青年纪录片导演。她自高中起开始拍摄纪录片，影片主题专注于教育问题。她的第一部长片《拯救蜻蜓》自2014年（高中最后一年）起开始拍摄，一直延续到她将其转变为自己的大学毕业项目。这部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成长"叙事。洪多艺坚信，纪录片的真相往往存在于其拍摄对象的情感之中。
策划：
沈念、杨眉、闻豪
Q：
杨眉、闻豪、沈念
A：
洪多艺
撰文·整理：
杨眉、闻豪
采访口译：
金智惠
Q：
我们在中国国内也看过一些关于高考的纪录片，有的是站在成年人的视角，把这个学生看作“他者”，学生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你在高二的时候，梦想从成为社工转变为了做纪录片导演，并且拍摄了这部关于高三的纪录片，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A：
在韩国有一个叫EBS的教育类电视广播公司，他们有做一些高考的纪录片，我自己也在EBS的纪录片里作为全班第一的学生被采访过，这些片大部分也都是以成人视角来讲这些故事的，比如有一部《D-？》（2003年），我当时看了觉得很生气。他们通常描述这些高中生时只会说，“虽然很可惜，但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必须得经历这些”，但是他们不会解释你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你经过高考之后，又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想到制作《拯救蜻蜓》这个纪录片。
关于高考，当时我的第一想法是去考人类学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对高考分数要求比较高。我后来去的艺术大学，也算比较好的学校，有纪录片专业，对高考分数的要求也不是很高，老师都建议我去考。我想，在艺术类大学里，对于学习、分数的评价也不会那么多了。
Q：
这部片中，正在经历高三的同学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人们灌输给他们的，就是“你只要熬过这个高三，就是苦完这一阵，接下来就很轻松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同学们隐隐感觉到的，就是度过了高三，未来的人生考验更加艰难，而且高考的这个心理阴影也可能终身伴随。我很惊讶这些高中生当时好像已经能预知他们后来的人生状况。你当时是有意识要把纪录片的拍摄时间延展到高考以后，通过大家后续的生活状态，来体现高考这个事情在事后依然具有的残酷影响吗？
A：
我在高三时的想法是只拍高三这一年的事情，也能够隐喻、暗示一些高考之后的考验和问题。但是因为我第一次高考后需要复读，也没有时间剪辑完成这个作品，到了七年之后才剪辑，就变成了最终（包含了同学们高考后数年生活状态）的样子。
Q：
片中我们看到一些同学，当时不愿意被拍摄，事后几年他们的态度有了变化。你遇到不愿意被拍摄的对象时是怎么做的？
A：
片子里的主要人物，对于拍摄没有不愿意。还有一些同学跟我不熟，虽然我没有拍他，但是他可能觉得我拍到了他，感到不舒服。我一般会在现场直接删除拍到了他的片段，道歉，或者告诉他没有拍到他，尽量避免把摄像头转向他在的那一块儿。到现在也差不多是这么处理的。
Q：
在影片中，你和朋友们会在公园里集合，公园对你们而言是一个怎样的场所？
A：
高中生零花钱也不是很够，我如果要拍摄这么多人，也没有合适的地方能去，在家里拍的话，父母可能会说，高三了，你又不在学习之类的。那就只有在外面的公园了。
我平时不想待在家的话，也会找公园来出来透透气。我拍摄的方式是，比如说我觉得比较抑郁，但是不想去图书馆学习，就出来坐在公园长椅上，把相机拿出来捕抓这个抑郁的情绪。所以我没有特地策划过会在哪个场所拍摄，只是想在自己生活中片段给记录下来。
Q：
可能青少年在家、在学校的环境里感到很压抑，所以更倾向于在城市的公共空间游走，比如影片中出现的公园、大桥，我们能在这里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群年轻人和城市之间的情感连接。你现在有在这个城市中找到有归宿和落脚感觉的地方吗？
A：
我当时拍摄的时候，确实感觉像在城市里游走、流浪。现在我和朋友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个人工作室，或者属于自己的家。在这个年龄，算是有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空间，所以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到那些公共场所去游荡了。
Q：
那段催人泪下的戏里，你坐在汽车后座和父母对话，摄影机正对着车窗。虽然车缓缓在城市中移动，但父母与你的情绪却在剧烈变化着。拍摄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此外，包括这场戏在内，在影片中你的父母很少有正面镜头出现，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这样处理?
A：
在影片前半我去参加高考面试的戏里，其实有正面捕捉到两位中年人在等候室里焦急等待孩子考试结果的场景。那两人其实就是我的父母，但我认为没有必要特意将他们用字幕标注出来。此外，我也避免使用采访记录的形式去拍摄父母的看法，因为那会让影片整体显得刻意、并且还会增加父母的负担。
那场车戏的起因是因为我在大学里剪辑素材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七年前父亲斥责我的一些影像片段。出于好奇，我向他们询问当年责备我、以及后来向我道歉等一系列事件的缘由。为了记录下这段对话，摄影机就由后座的我手持着正对着车窗。然而，完全没想到的是，很简单一个提问会引发后来如此激烈的对话。
Q：
片中出现了世越号沉没事故引发的游行场景。你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和意图去拍摄和记录这些场景的？能否还原一下你拍摄时的心态以及剪辑时候的考虑？
A：
因为我一直都在创作自己的纪录片，所以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我都会尽可能地记录下来。因为这是由韩国社会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所引发的游行，所以在拍摄时我也想到它可以被用做影片里一个过渡用的时间节点。
在影片剪辑时，我曾一度想过要不要涵盖更多关于世越号沉没事故的内容进来。但是，考虑到在事件发生当时，我并不像身边的同学们一样热衷于社会运动，而是因为自我厌恶和矛盾、只是被动地参与了几场游行。所以，在剪辑时，我也有意突出对当时自身的批判、愤恨自己为什么不能更多地把精力投入到社会活动里面。
Q：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整理素材并剪辑这部作品的？片中的旁白叙事是什么时候创作的？在最终完成前这部影片经历过几个主要的剪辑版本？并被放映给朋友或者电影节创投等人员观看过？你从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
A：
影像素材是从2016年开始整理并剪辑的。当时首先确定了影片标题是《拯救蜻蜓》，不过关于这个意象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而非实际的想法。片中的旁白叙事一部分来源于我在2014至15年记录下的一些日记随笔、另一部分则是出自我在大学里剪辑这部影片时随手写下的一些散文。整个对旁白叙事的梳理大概是在2021年9月完善的，到了2022年2月正式确定了最终版本。
至于影片粗剪版的放映，其实从20分钟的短片到100多分钟的长片，大大小小我一共做了有超过20多个剪辑版本，而这些版本在大学每年的期末放映会都放映给同学老师们看过。在前两年的时候，还能得到一些有用的建议和鼓励，但从第三年开始就只有类似于“你怎么还在搞这个项目？能不能搞点别的？”的质疑了。因此，可以说没有收到过什么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意见或者建议吧。
Q：
这部影片记录下了你一段绝望的日子，但你仍然没有放弃希望去拯救自己和朋友们，就像“拯救一只溺水的蜻蜓”那样。拍摄本身似乎是你“拯救”行为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创作和生活不再分开而是息息相关。拍摄纪录片对于你的生活、自我认识和情感状态意味着什么？
A：
在完成这部影片后，其实我的精神状态并没有立刻好转。反而是后来在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让我好了起来。然而，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多年来的持续创作给了我活下去的重要理由。换句话说，《拯救蜻蜓》实际上是我的“生命维持装置”。
Q：
你现在有没有正在着手进行的新项目？
A：
我手上现在有一个新的项目，可能会在近期开始拍摄。这个项目的内容有关于我自身对社会问题的一些看法。不过，和《拯救蜻蜓》不同的是，之后的项目不再会是我维持生命的方式，而是更多地成为我表达与发声的途径。
Q：
这应该是你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国大陆被放映，你会期待什么样的交流？尤其是我们主要会在大学进行放映，想请问你有什么话想对在校学生们说？另外，作为创作者，你对中国有着什么样的兴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