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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人民的名义》，捧红两本书，一是我们前面已刊载的《天局》（点击查看），一部就是《万历十五年》，不但高育良夫妇和侯亮平等反复提到，甚至高育良落马都与此有关——赵瑞龙想开发吕州月牙湖，通过老爹将李达康调走之后，高育良依然没有批。于是赵瑞龙通过观察，发现高育良桌子上摆着本《万历十五年》，便费尽心机，将渔家女高小凤训练成一个“明史专家”，最终通过这个人造美女，将高育良拉下水。
那么，这到底是一本什么书？简而言之，确实算是一本奇书，达到了“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的地步，是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作。黄仁宇先生通过截取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这个历史横断面，然后用显微镜仔细观察那个时代的病理，按黄仁宇的说法就是“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
黄仁宇是我们中国人，原来是一个国民党小军官，曾经打过抗战，后来到了美国重念的书。换句话说，他是半路出家，军人转去搞学术。
他在1970年代就写出了这本书，但是经过很多年才找到出版的机会，一出版就很震撼。
为什么震撼？他打破了之前很多条条框框，比如用散文的手法写史，再比如他的叙事风格及所要展现的历史思维。
比如，在黄仁宇之前，都认为明朝的万历十五年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可黄仁宇不这样认为。他选取了这最平淡的一年，去除了一切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帝国的运作面貌，从而归纳出传统中国是一个依靠道德而不是技术在运转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缺陷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溃。
是的，黄仁宇通过这本书告诉世人一个重要历史观点：和道德相比，可靠的数字、优秀的制度、高明的“手腕”应当更令人期待。——中国旧王朝一直重道德轻技术，但到了大明朝万历年间，世界技术已浩浩荡荡，包括中国，这时，道德明显束缚了社会的发展。
所以，表面上看，这一年大明王朝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比如海瑞死了、戚继光死了、皇帝罢工了。与此同时，大明王朝之外的景象却是——时年29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了：布教令，禁暴乱，戢盗窃，立法制……然而朝廷却未予注意；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
总之，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是平静无事的一年，但其实能够从这一年的切片里面看到整个中国历史的问题。所以黄仁宇就说这本书虽然讲的是一年的故事，但其实他要讲的是中国失败总记录。
一句话，用大历史观的角度重新审视万历十五年，它是极其重要的，这一年，力挽狂澜进行改革的首辅张居正去世五年，他生前的改革成果正摇摇欲坠；同样在这一年，作为官员道德楷模的海瑞，以及作为武官杰出的代表戚继光死去了，大明王朝只剩下生闷气的万历皇帝，和一群敢于皇帝死磕的文官集团，及一个疲于在皇帝和群臣之间斡旋的首辅申时行。
对头，《万历十五年》主要就是通过讲述万历年间的几个重量级人物，包括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张居正的接班人申时行、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以及乡绅李贽等，来展现大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的。
章节也以这几个人为主，一目了然：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黄仁宇透过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这六个典型的人物、七篇文章，深刻的得出了一个结论：在一个制度极其腐化的政治环境下，任何人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无论是锐意改革的张居正，还是正直无私的海瑞，都无法改变现实。
黄仁宇说，道德不是解决问题的先头兵，而应该充当社会的最后防线。当技术，比如行政手段、法律能够解决时，我们不要动用道德。
因为法律诚可贵，道德价更高。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黄仁宇所写的章节，对《万历十五年》来一个简析，权当对这本书的一种简读吧，有不同观点者，欢迎在下面留言区展开讨论。
第一章：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登基时还是个孩子，所以他的母亲给他选了一个国家主管兼老师——首辅张居正，一个内廷主管兼“保姆”——大太监冯保，一个外廷，一个内廷，小皇帝受到严格管控。
整个大明朝，由于顶层设计就是让内廷外廷互斗牵制，所以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斗得不亦热乎。这样的局面，皇帝能力强还好，正好牵制，可惜，大明的皇帝一个个都是爱玩而又能力有限的主，所以到了万历年间，整个王朝已摇摇欲坠。
天佑大明。这个时候，张居正出现了，为了顺利改革，拯救王朝，他打破内廷外廷相斗的格局，主动低头和冯保交好。冯保也是明白人，力挺张居正。大明王朝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除了皇帝。
随着万历皇帝的年龄增长，对张居正，对冯宝，甚至对母亲，都充满恨意。但此时，后宫、宦官，以及整个官僚集团都在张居正的掌控下——可以说，张居正时代，基本做到了“相实君虚，君主立宪”的程度——万历皇帝毫无办法。
但张居正会死啊。所以，张居正一死，年轻的万历皇帝就认为到了自己大展抱负，毫无羁绊的时候了。
所以，张居正前脚死，万历就开始借打倒张居正，宣告自己的权力与权威。这个时候，文官集团基本都是配合皇帝的——毕竟，他们也都受够了张居正。
然而，万历皇帝很快懵圈了，因为他发现，想要权的不仅仅是他，还有整个官僚集团——所以，万历很快发现，打倒张居正之后，他面对的是更为庞大的官宦集团。以前这个集团以张居正为目标，现在张居正倒了，只好把火力集中在万历身上。可以说，打倒了一个张居正，无数个张居正站了起来。
所以，对万历皇帝，黄仁宇的定语是活着的祖宗，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摆设，一个事事不能自己做主的皇帝，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群臣在立储问题上和他针锋相对。
原本希望大干一场的万历无奈地发现发现，自己只是一辆老旧车子上的零件，做着早已经规定好的动作，一旦想自己设计两个动作，这辆车子的其它部件就会集体抗议。
比如，黄仁宇就介绍了万历皇帝一个特殊的情况：他的婚姻生活。万历和淑妃很相爱，天天黏在一起，并试图册立淑妃所生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因为这件事情，万历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文官集体发文章批判万历宠爱淑妃冷落王皇后及王皇后所生的儿子。
无休止的礼仪，无休止的争论，无休止的指责，万历终于烦了。所以，从万历十五年起，这位受制于人的皇帝终于向百官诠释了沉默是最大的反抗，开始了长达32年的罢工而没有把自己的创造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大明王朝的国运在这32年里消耗殆尽。
第二章：首辅申时行
皇帝不玩了，群臣炸毛了，谁来调和呢？这就轮到张居正的接班人申时行了。
在这一篇里，黄仁宇细致地描写了申时行的工作，非常的繁杂，非常的沉闷，让人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
这些细致的描述，无一不在提醒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机构，它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在于完成什么工作，制定什么计划，而主要变成一些繁文缛节的仪式。这就是黄仁宇所说的，明朝失去了国家管理的关键：技术。
但黄仁宇依然认为，申时行有他的价值，他的价值就是和事佬，起着调和剂的作用。明朝的官员技术上不先进，但吵架个个都是先进标兵。所以申时行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么调和各级官员的争议。他成了调解员，而不是帝国CEO。
申时行能在首辅的位置而不倒，和他的道德洁癖及处事技巧有很大关系。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申时行的清廉及处事方式：在明代，许多退休回家的官员都要买田扩宅，采取的方式多是强取豪夺，所以民愤极大。申时行也想扩展一下房宅，他的邻居是一个做梳子生意的木匠。申时行先同这个邻居商量，但这邻居不买他的帐。有人提议通过官府强买，但申时行不同意。
他想到一个办法：让管家到这家梳子店买了很多梳子，每当有客人来时就赠送一把，并称颂这梳子如何如何好。逐渐这家梳子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特地来买梳子的人络绎不绝。但生意好带来的问题是店面太小，必须另找一块地方扩大经营规模。于是店主主动找到申时行，请求他买下店面。这样申时行在两三年时间用他惯用的方法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申时行的的清廉，也说明了他处事方式：用温和的方法达到双赢的目的。
所以黄仁宇在书中对他颇多肯定，“申时行用恕道待人”，“有阳刚有阴柔，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官集团与皇帝之间的矛盾”，这是说他的平衡术。
申时行是道德楷模，却对帝国无能为力；张居正不是道德楷模，却很好地治理了帝国。这里能说明黄仁宇的另一个重要观点：道德很重要，但道德不是万能的。在治理社会方面，道德只是底线，而不能是手段，技术才是重要手段。
所以，黄仁宇给申时行的定位是官僚，张居正的定位是政治家。当然，官僚和政治家基本是同一品种，大家都在官场混，先装孙子最后当爷爷，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政治家首先是有良知和理想的官僚，混出来后就要干事，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官僚是实用主义者，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总之一句话，政治家要能干再能混，官僚要能混再能干。
申时行是顶级的官僚，他老成，做和事佬和稀泥的艺术已达登峰造极的境界——可以说，如果没有申时行的和稀泥，在张居正死后的十年内，张居正的政令会被彻底废除，已经形成的有利于大明帝国的游戏规则会被彻底改变，大明王朝会提前迎接下一个朝代的到来；没有申时行的和稀泥，北方边境（山西河北北部）不会有十年的和平，和稀泥不仅仅是调和皇帝和大臣，更是和到了外邦人头上，把大仇人蒙古忽悠成生意伙伴；没有申时行的和稀泥艺术，群臣会激烈反对启用张居正提拔的潘大人去治理黄河（当然也是群臣揣摩上意的结果），也就没有万历年间成功地治理黄河的记录，这让万民受益。
一句话，申时行这一章很枯燥沉闷，但又不得不承认，申时行和万历的对话实录、申时行的奏折及申时行和百官讲话实录值得认真学习，可以从中学习到说话的艺术。
还有，因为申时行很是洁身自好，所以没谁能抓住他的把柄，否则，张居正倒掉后，作为张居正的得力副手，他不可能登上首辅之位。
换句话说，申时行是传统的好官：有能力，又没道德瑕疵。但一味地强调从道德上处理问题，也是传统中国的一大弊病。申时行就是重要的代表人物。申时行强调以德服人，亦以德量人。评判一个官员的最高标准，是道德是否完备，而不是技术是否先进。调解的标准，也不是谁的论点更合理，而是论者的道德是否高尚。
这就是黄仁宇说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很不好的问题就是过于关注道德，而忽视技术。
于是，这位万历十五年的内阁首辅，最终陷入道德的泥潭，才57岁，就被迫上疏辞官归乡。
套用一句经典的话来说，申时行或许是最好的内阁首辅，同样也是最坏的内阁首辅。
那有没有人试图提高过大明帝国的技术管理手段？有的，那就是张居正。
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的去世，是大明帝国的重大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损失。但有意思的是，我们以为黄仁宇要正式介绍张居正了，黄仁宇却不，而是继续讲起了万历皇帝的消极不上班，甚至还把正德皇帝翻出来说了一通。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正德皇帝是典型的反叛者，是文官集团的挑战者，他屡屡跳出文官给他划的圈圈。他放着坐班制度不执行，翘班到蒙古打仗，放着五星级的办公室皇宫不要，另修了一座豹房，与既定的制度斗得不亦乐乎，却也没占到什么便宜，而且早早身亡。
讲了这么多，黄仁宇就是没有讲张居正。一个以张居正为章名的章节，没有张居正，这合适吗？太合适了。这正告诉大家，没有张居正，朝中就是这样的混乱，也正好点了题：世间再无张居正。
那么张居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前面已说，一个超级的大政治家，一个远大理想与良知并存的救民于水火的改革家。黄仁宇给张居正的修饰词为“世间已无张居正”，这可是一个空前的评语，当然张居正也尽可当得。
世人之所以把张居正称为政治家而非官僚，主要就是因为他的政绩远大于其混功，且其死后名节不保。就连看不起张居正的大清官海瑞，也不得不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凭张居正的混功，完全可以做到生前荣耀无比，死后功在千秋的。张居正的混功，可以称为惊天地、泣鬼神。从万历的爷爷嘉靖27年到万历20年将近50年的岁月里，中华大地上演了中国厚黑学史上最为精彩的一幕一幕。自嘉靖27年（1548）起，在嘉靖的英明怠工下（万历的罢工可谓是家传渊源），大明王朝最为优秀的几位天才进行了一番又一番的角逐。政客严嵩、严世蕃父子整死夏言；接着明代第一官僚徐阶除掉严世蕃，顺利倒严，把持朝政，却被高拱斗翻，惨淡收场；之后高拱高调上台，风光无限美好；然而胜利最终属于一直低调的张居正，他等到最后，在暗处用一记黑枪结果了高拱，成为游戏终结者。
夏言输给严氏父子，不是夏言笨，是严嵩更无耻；严嵩父子输给徐阶，不是正义最终战胜邪恶，而是他们不如徐阶狡猾；徐阶输给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为他更精明。现在，张居正收拾了高拱，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帝国最狡诈、最杰出、最厚、最黑的人才。
高拱走后，内阁就剩下张居正，但凡有事都由他批示（外廷），然后找大太监冯保盖章（内廷），而且得到皇太后的极力支持（后宫），于是，整个大明帝国，张居正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总之，从高拱走后，大明王朝就差改姓为张了。
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张居正没有只顾作威作福，没有不顾百姓死活，他能成为历史名臣就是因为他干了一件很多人想做但不敢做的事——不是造反，而是改革。
改革就是要向既得利益团体宣战，历史上从来都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可是，张居正还是干了。
翻看张居正的履历，他出生于普通老百姓家，靠成绩非常优秀而成为庶吉士，在少年的时候，家乡的辽王曾经整死张的祖父，少年张居正见过腐败庸碌的王爷、见过饿死的饥民，领略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也见过无耻中饱私囊的官吏，以及边境百姓流离生活的不易。在经历了这些，又经历了将近30年的宦海沉浮后，张居正走到了权力的顶峰，想要什么都可以垂手可得，但是他没有选择维持现状，因为他心里还有一样东西——良知与理想。
然而，张居正也不是蛮干的人，他认得清形势，会注意用技巧。他知道，自己权力再大，即便是皇帝，也很难与庞大的利益集团相抗衡——所以选择的是“改而不革”，也可以说是慢慢改革，由易到难的改革——他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先改掉一些落后的规则，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又不至于让官吏没有便宜可占。总之，我也不彻底夺你饭碗，你也别造我的反，我改革，你少贪点，大家各干各的，互不干扰。
一句话，张居正很务实，且很讲究技巧，可以说是很具有“技术性”，比王莽、王安石好了不知道多少倍——王莽励精图治，想干点事情，可惜过于理想主义，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王安石的改革也失败于其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
就这样，到万历十年时，早已空瘪的大明国库居然又一次充盈，百姓又一次富足，边境也变得安宁，军备又一次振兴，这真是一个奇迹。
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
但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万历皇帝不理解张居正，申时行理解，但却没有张的本事及机遇，所以，皇帝只能继续和官僚集团空耗，从而就有了更加古怪的第四章。
第四章：活着的祖宗
岳飞名言“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是朝廷之幸，可大明倒好，文官虽然不贪财，可也不怕死了。大明朝言官热衷于不停的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出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因为在明朝，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狠狠地打一顿屁股而已。
所以，我们前面已说，万历皇帝好不容易熬走了一个张居正，结果发现起来了无数个张居正，他与他们斗的筋疲力尽，变得无所作为，最终成为活着的祖宗，是一个可以上香、可以祷告的活着的对象，但绝不是走下神台，亲自过问具体事务的一个对象。
就这样，从万历十五年起，一直勤政的万历突然在这一年开始了长达32年的怠政罢工。32年中，因为前5年有申时行撑着，大明的国力还不至于江河日下，申时行被迫退休后可以说朝廷中再没明白人，从此大明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朝廷就这样了，地方官场呢？于是著名的海瑞就登场了，但黄仁宇却说，海瑞是古怪的。
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前面数章，都是从皇帝、从内阁等高层管理机构去解读明朝运作机制的，而海瑞是一个地方官僚。他代表着明朝朝廷所希望的地方官样板：廉洁自律、公平公正。
海瑞全然无视官场的潜规矩，他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有着道德上的洁癖。这样的人，就是古代社会最推崇的道德样板。
但就是这样的海瑞依然无法挽救大明朝。原因不是海瑞无用，而是不能有一个能够孵化更多海瑞式官员的制度出现。固执的海瑞终其一生都在同僚的怪异眼神里度过，成为了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所以黄仁宇用海瑞道德完备与备受指责两个看似矛盾又合理的现象相互交叉叙述来完成了这一篇，再一次论证了道德于政府管理上的无力。
毫无疑问，海瑞是作为“道德模范官员”被提拔起来的。海瑞从童年起一直专心考到36岁才中举人，终生没有中进士，在明代和平时期非进士出身而能身居二品的估计仅海瑞一人而已。
海瑞41岁才第一次得到朝廷任命，做一个县的教育局长。他没有什么欲望。在他看来，自己拿朝廷的钱，就应该拼命给朝廷办事，升官发财与他毫无关系。
一般人认为，在大明那么腐败的官场，海瑞这样的人，要想升迁简直是天方夜谭——实际上大家都错了，对于这样的廉洁官员，朝廷还是有渠道知道的。事实上，自古以来，以道德治天下的朝廷都很重视并有渠道挖掘真正的“道德模范”——所以很快海瑞就接到吏部公文，连升六级成了七品知县。这年他45岁。三年后，吏部考评为优，升任嘉兴通判，不到两年又升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成了京官。
海瑞当县令时就敢和省一把手总督对着干，到了京城，就和皇上干，最有名的一句应该是“嘉靖嘉靖，家家干净”，气的嘉靖要弄死他，在一旁的首辅徐阶说了一句话，保下了海瑞，他说：“皇上如果杀了海瑞那就上了他的当了。此人只求激怒皇帝，然后以死求名而已。”
后来徐阶退休后回到老家，海瑞正好是徐阶的父母官，按道理海瑞应该好好报答一番，但海瑞不但把徐的两个儿子充军，还几乎把这个大明顶级官僚弄个身败名裂——谁让你儿子不法了呢。
张居正主政时期，海瑞被罢官不用。他曾写信给张居正，希望能够出来做事，但张居正回复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 翻译一下：“那些开国时制定的国家大法现在早不适用啦，你突然用这些法律行事来严打，恐怕不成啊，造您谣的开了锅啦，听众也被搞迷糊了。”一句话，你继续休息吧。
但细细品味，两人性格迥然，处世方法迥然，但所做的事，却殊途同归。
大清官海瑞，带头拒收“陋规”和“常例”，使得官员没有了额外收入。
改革派张居正，则逼着各级官吏加班付出，又不提供额外收入。
只是不同的是，一个道德完备，认死理遵循既定律法，不知变通；一个虽道德不高尚，但知道利用技术先导，循序除旧纳新。
张居正死后，万历启用道德完备的海瑞整治官场，结果海瑞那一套更加玩不通。当时，70多岁的海瑞一上任就建议，所有贪官，一律按太祖朱元璋的律法，该杀的杀，且杀了之后剥皮下来，皮里面再装草，肯定能根治腐败。
这个小故事说明了什么？黄仁宇要说的就是，帝国有法律，但是问题是一个百分百要遵守律法的官却被人认为是迂腐的，这说明什么呢？不是说大家都没有法治精神，而是说那个律法远远的脱离现实了。你怎么可能说一个官贪了一点钱，然后就要把他处以那么残酷的刑罚呢？但这是朱元璋制定的，后世的皇帝又不敢动。这就造成了一种悖论。
所以，海瑞的坚持让万历这个皇帝也很是心烦，便把海瑞升为二品闲职，到南京养老，直至去世。
黄仁宇写道：“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事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安排了。”
高拱的评价则是：“如果说海瑞做的事情全是错的，那是不对的；如果说全是对的，那也是不对的。可以说，海瑞是一个不太会做事情的人。”
但没有人否认，海瑞是一个一板一眼，任何事都要遵循道德、礼法规矩，而且是严格遵守律法，非常有法治精神的一个人。可是在有明一朝，这种精神就行不通，所以连皇帝都说他迂腐。于是海瑞活的就很显古怪，死的也很寂寥。
总之，万历十五年，海瑞死了。一个人民的偶像，中华民族的门神走了，虽然他不是一个会办事能办事的官员，但谁也不能够否认，海瑞的存在是一种象征，象征吏治的清廉，象征百姓的福音，然而他去了，并且终大明王朝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高级官员。
皇帝、中央机构、地方官员代表都有了，接下来就是重要的武官了，黄仁宇选的代表是戚继光，但又给了他一个定语：孤独的将领。
第六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戚继光孤独在哪里？
他首先孤独在明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
黄仁宇仔细分析了明朝的军事制度，提出了他的见解。就是明朝的军事制度不足以应对一场大的对外战争，尤其是后勤保障。其次，明朝的将领选拔制度几乎是世荫制，这让明朝中后期的名将尤其难得。
明朝只需要打赢一场战斗的勇将，而不需要戚继光这样具有运筹帷幄能力的统帅，这是戚继光孤独的第二个原因。
这一章大篇幅介绍了戚继光的戚家军是怎么练成的，他所有的努力，亦证明了他的成功在他的时代，是个孤例。尤其是他的成功依附着文官的成功。当谭伦、张居正这些支持他的文臣一个个离开后，戚继光的辉煌也就结束了。
可以说，戚继光的辉煌是异常值得国人骄傲的。在中国和日本所有的战斗中——从明朝抗击倭寇，在朝鲜和日本人交手，一直到二十世纪抗战结束——只有戚继光打日本打得最痛快，让国人感到最爽。
为什么感到爽呢？因为戚继光每次和日本人打仗，只有一个原则：全歼！——就是对小鬼子要统统干掉，一个不留，统统死啦死啦地。
有人说，戚继光是世界军事史上唯一一个每次都以歼灭战为目的的军事将领。
戚继光为什么能打那么多大胜仗呢？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务实。而这也造成了他孤独的存在。
我们知道，除了练好兵，将领还需要有当局的支持才能打好仗。但在明朝是啥样的呢？不但司令部有个不懂军事的文官乱指挥，而且朝堂上还被无知的御史们参来参去。
黄仁宇写道：“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洪武皇帝从取得天下开始就实行重文轻武的原则，大约过了100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本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地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这就是明朝军队逐渐走向衰落的原因。戚将光当然不能改变这一现实，张居正也是有心无力，然而戚继光足够务实，更幸运的是，他遇到一个同样务实的张居正，所以张在任的十年间，张戚二人的关系逐渐升温，以至于戚担任蓟州总兵期间，同僚不听话——换；下属不听话——换；上司不听话——换。当然，也换来了京城十年的和平。
戚继光有多务实？兵部有领导下来，他请客；他到兵部去，还是他请客；酒桌上拜把子拉兄弟更是其长项，久而久之，他在兵部扎根，上级领导对他也十分重视。和戚关系很好的大才子王世贞在批判张居正的同时也把戚带了进去，说戚大量地送给张居正美女以及高级礼品。这些我们都无从考证了，但是这就是另一面的真实戚继光。也许有些见不得人，也许不得体，也许该被谴责，但从历史纪录里我们看到，他镇守东南时，“百姓欢悦，倭寇丧胆”，他离职后“领将军印三十余年，家无余田，惟集书数千卷而已”，他的收入，不管合法还是不合法的，都用于交际了，而他自己，是清白的。他的交际纯粹为了实现他的远大理想。
用黄仁宇的话说：“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事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享受。至于合法或不合法，以他的政治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世出之才，至少一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人物，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终在贫病交加中，郁郁而终。
黄仁宇评价说：“将星西陨之际，我们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这是一个高的不能再高的评价，但戚继光当之无愧。戚死后几个月，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军备的张弛，正在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32年后，大明的军队与努尔哈赤所部交锋，没有戚将军所强调的纪律及苦心拟定的战术的明军众不敌寡，一举丧失了明金对峙时期大明的优势，而后八旗军作为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最终取代大明王朝，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戚继光，注定是一个孤独的存在。
最后一篇，黄仁宇旨在说中国的乡村社会也已病入膏肓。在传统旧中国，自治的乡野和官僚的庙堂一样，是旧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一部分有什么问题？黄仁宇选择了大思想家李贽作为代表。
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如果说，万历是高居庙堂的皇帝，那么李贽则是乡野的皇帝，但这位乡野的皇帝，同样陷入了道德的困境。
自诩知识分子的李贽希望自己是离群的，自我的，偏偏中国的社会又是一个宗族的社会，他置身其中，难免矛盾。
他称赞妻子“慈心能割有，约已善持家”，但又埋怨妻子无法理解他的“丈夫志四海”。
他渴望清净，却不得不面对整个宗族的复杂社会关系。
他越想摆脱这个社会，社会就越要抓住他。
他出家当和尚，以为四大皆空，结果族人写信告诉他：我们已经指定你的一个侄子当你的接班人。
他跑到庙里，但无法不做学问，他要跟朱熹、跟王阳明隔着时空争论。他还要跟世俗争，有意思的是，他猛烈地抨击着世人，却往往还要依靠被抨击者的接济而生活。
可以说，李贽是乡绅的代表，他的困惑，也就是明朝基础社会乡绅自治模式的困惑。
在黄仁宇看来，李贽就是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的矛盾里。作为个人，他尚且无法摆脱社会固有模式和思想给他的枷锁。可想而知，整个社会要做出改变是多么困难。而那些寄希望的廉洁与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到了最后，这本书想告诉我们的就是：透过这么多的不同的这一年发生的琐碎的事情、案例，上推下衍，总结出来的就是，明朝的衰亡从万历这时候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大明王朝覆灭是必然的。
而这个衰亡为什么又是中国失败的总记录呢？中国自古以来，就承袭了孔子的理想，儒家的理想，治国的方案。但只是把它硬压在社会现实上面，完全不去考虑社会现实是不是能够配合这么一个理想的秩序。而现实，往往是变动的。当不变的理想与变动的现实矛盾不可调和时，这个王朝就会崩溃。崩溃之后就会开始另一个王朝，往复循环。所以《万历十五年》就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兴衰的问题了。
再多说几句
如果说，万历十五年（1587）的变化，让中华文明失去了继续保持领先世界的重要机会，那在历史上，还有一年和1587年类似，就是公元755年。
这一年发生了安史之乱，自此大唐王朝和中华民族走向衰落，繁荣的经济、璀璨的文化、强盛的国力都一去不复返，期间经历了晚唐的惨淡；五代十国军阀割据的混乱；辽、金、北宋、西夏的并立与混战，直到蒙古族灭南宋统一中原建立元朝，中华民族才又一次融合，但元朝仅仅以一个扩张土地为己任的姿态统治华夏，加之其不善治国，经济文化始终也没有达到两宋时期的高度，更不用说比肩唐朝；直到朱元璋驱除鞑虏，汉人重新统治九州后，华夏才逐渐恢复元气，明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外交方面有郑和下西洋，有万国朝拜，经济方面有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出现，文化方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和其他数不清的灿烂艺术及其《永乐大典》等，军事方面更有永乐帝远征蒙古、万历年间屡次打败日本的记录，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全盛的时期，在1587年偏偏悄然改变了——最终，华夏大地再次沦落在少数民族手里。
不用疑问，历史上只要是异族统治汉族，统治者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解决民族矛盾，这个通常事倍功半，统治者也不会有多余的精力很好的发展经济为百姓造福。参考大元及大清的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明被清取代后，满人和大元时期的蒙人一样，丝毫没有把自己当作主人翁，他们从内心深处惧怕汉人、嫉妒汉人从而排挤优秀的汉人、迫害汉人，直到金田起义、鸦片战争开始才不得不用汉人，但用汉人也不是掏心窝放心的用，上下级心里的隔阂始终有，且越用隔阂越大。这就是造成终满清一朝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没有继续发展反而完全退缩到封建小农经济，最终造成落后挨打的局面。用教科书中的说法，就是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古老的中国终于没有能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终于落后了，终于挨打了。
所以，读罢《万历十五年》，我们完全可以做这样几个假想：假如张居正的改革思维能够持续下去，假如海瑞现象不再是古怪地存在，假如戚继光这样的将军能够不孤独地存在，假如万历年间中华大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清就很难灭明，中国依旧会是世界第一强国！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有很多缺憾，没有假如。所以说，自755年繁荣的中华谢幕后，1587年昌盛的中华又一次凋谢！这一年是万历十五年！
一声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