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1927年，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条飞越欧亚大陆、沟通东西方的空中航线，在那一年开始付诸实施。对于这条线路的陆地气象考察，催生了一支由中外学人组成的科学考察队伍。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的1927年，当推动现代政治史进程的“北伐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影响了中国现代科学史进程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也悄然踏上了“西进”的万里长征。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设想中的空中航线，与同是由德国的地学家李希霍芬命名的古老的“丝绸之路”就这样在中国西北重合。虽然，这条“空中丝路”在当时没有实现，却使揭示欧亚大陆数千年丝路的腹地考察、中国西北区域万里广袤的科学研究，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学者的踪影，它的意义和影响，至今犹存。
中国地学家袁复礼（1893—1987）先生是在这一支考查团中连续考察时间最长、获得采集品最多的工作者。当他在西北考察的纵深地带——准噶尔盆地连续四年的考察完成之后，又毅然决然地以驼、马代步，再次踏上内蒙古高原的征程，推轮记里，一步步丈量着塞北大地，往返行程，远过万里，为西北科考团在内蒙古高原的科学考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紧接着去年“袁复礼旧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集萃·新疆”的线上展览之后，我们再次编制考察队经历塞北高原的系列图片，沿着袁复礼先生“西行”与“东归”的踪迹，穿越百年时光，走进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万里征程。
* 本展览图录照片名称均据袁复礼《西北照片编号册》著录（部分地名括注今名），也部分采用其他成员保存的图片；说明文字据袁复礼《蒙新五年行程纪》（简称袁复礼1937）、《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简称袁复礼1982）
袁复礼在蒙新交界的戈壁滩琐琐柴旁。1932/1/1
民国十六年春，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博士有考查西北之拟议。继而赫定博士向各方再四磋商，遂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组织一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赫定博士商订合作前往新疆、蒙古实地考查。
予于四月下旬，经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委托，加入西行。于五月十二日由平绥前去包头。余在包头有数日之考查。该城位于黄河北岸冲积平原之北端，后依大青山西支之南麓。包头城处此二种地形之交界，故形势重要。包头又为远古人类栖息之地，十六年四月，白万玉、庄永成二人即寻得“中石器时代”之石刀、石镞多件。待吾人至包头后，徐旭生、黄仲良亦连次寻得“新石器时代”之磨光石斧，余亦发现石器遗址三处，皆在城北台地上。
出发前，左起：丁道衡、黄文弼、詹蕃勋、袁复礼、徐炳昶、白万玉、崔鹤峰、庄永成
余等于五月二十日由包头启程，共雇骆驼二百五十只。载负行李、帐房、仪器、文具、厨具、食品等等，重逾二万公斤，约四万华斤。由包头至蒙古草地有二路，一向正北行，彼时该道途中不靖，故吾等转向西北行之路。（袁复礼1937）
5月10日晚7时半，赫定、徐旭生以及中国团员八人和北大李四光教授及学生五人到包头，由3月下旬就来包头相候的德国团员到站欢迎。笔者（袁复礼）因事在京停留了三天，于13日晚到包头，由德国团员马森伯到站迎接。晚宿北街的一家客栈。院内堆满了许多木箱，是为装运行李、食品、器具和仪器之用的。到客栈后，就到徐旭生先生屋与中国团员欢聚，展望即将进行的工作，谈到子夜一时，才各归寝。（袁复礼1982）
第一日出发，包头城外店中暂宿。1927/05/19
古长城下与驼队交错而过之牛车队。1927/05/21
五月二十八日，移至罕纳郭罗
（即下文的哈那郭罗、哈那河）
，亦可译为斡难河，与外蒙之斡难河同名而异地，音鄂嫰。吾人宿于河之南岸。
除气象生四人随郝德学习气象外，余于清晨与丁仲良、詹省耕即在河西北平地上测量一基准线。詹君先起首测一万分之一地形图。丁仲良在驻所四周采取变质岩标本。余登各山梁审视近代河水之冲刷现象。是日余等已积极工作，亦吾人在蒙古高原上之第一次实测基准线及详细地形图也。
郝德及其指导下的四个气象生，左起：马叶谦、郝德、刘衍淮、崔鹤峰、李宪之。
六月一个月皆在此工作。蒙地六月乃气象转变剧烈之期，亦由干燥之五月而转至雨量最多之七月之过渡时期，故气候观察，颇多特点。郝德博士并每日施放气球，以试高空气流，各生皆轮流襄助，以资多增经验，且立无线电杆，以定时间，兼定经度，亦长途旅行中不可少之设备也。（袁复礼1937）
在哈那河畔时，同人有16顶蓝色带福字的帐篷，以及为全体开会和聚餐的一个大帐篷。加上厨师及佣人的日久熏黑的两顶粗布帐篷，一共19座。排列在河畔上确是一种壮丽景观。6月23日为瑞典习俗庆祝夏至的节日。晚九时，燃起篝火，由赫定博士带头饮酒歌唱以贺日长至，尽情欢乐，一同过节。（袁复礼1982）
七月十四日，逾西叶尔根尼堪之分水岭，再西即一小盆地，水不外泄，有二干湖，大者为依克诺尔，小者为巴喀诺尔，尚有水草，可供饲驼之用。湖之北坡，为格昭。……综观六月间在哈那河左近，各石器遗迹皆近河岸，而七月中所得，则皆近湖岸，盖当时古人择居之地亦为水草丰富之区，最近较为干旱，故成干湖矣。
余于二十一年四月自新疆东返，复过此地。事之奇特有不能不在此提前一述者，盖三湖又自干湖变为水湖矣。据本地蒙古人云，系年前（即民国二十年）秋季大雨后所积。自康熙亲至此地后，湖水即变干涸，此为第一次复在聚水者。
十六年夏，此区只有马三百余匹，羊十余头，驼百余只。至二十一年春，则羊群数逾二千，牛亦数百，即因水草较丰之故。（袁复礼1937）
为行动方便和扩展工作面积，赫丁博士与徐旭生团长商议分为北、中、南三队，分路进行工作。南队七人，与笔者（袁复礼）同行的有詹蕃勋、龚元忠、白万玉、杜厨以及察哈尔蒙古族宾拔和宫济格。此外，加用一位临时工赵姓（他能蒙语，善管骆驼），随行一个半月就回包头。（袁复礼1982）
九月六日，上午九时启行。下午出山，又二十里，皆冈峦之麓地。四时至山得庙（又名山丹庙）北之朐流河，海拔1740米。过去二十日，连日赶程，人畜俱疲，故在此“放场”一星期。山得庙乃此地之简称，其全名为白音山得苏木。盖以其富水草，故名。海拔1720米。此地花岗岩散布颇广，惟至山得庙左近则为变质岩。岩石种类甚多，非古生代下部，即为元古代。登山西南望，远山高耸，即汗乌拉。北望近山，仍多花岗岩。远处低地，则又有红山，疑似为恐龙层。二十一年东返时，即由该地穿过，掘得恐龙一具，经杨钟健鉴定为Nodosaurus[结节龙]。十五日，晨南行，经山丹庙，庙中喇嘛尽数出视，约数百人，黄衣或红衣，并戴黄色高帽，立于西藏式之平顶房上。（袁复礼1937）
9月15日南行，登上山坡到山得庙前，海拔1 690米。庙中喇嘛大约100余人，黄衣红裳，立于平顶高房上。同行蒙族驼夫到庙门前，鞠躬顶礼，各布施二元，口念啊咪啪喊哪吽数次后，才又启程。（袁复礼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