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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讲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特别指颠覆性、突破性的技术

腾讯财经 · 公众号 · · 2025-01-21 10:02

正文

“长安讲坛”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创办的经济政策讲坛。2021年-2025年，长安讲坛独家与腾讯合作。腾讯新闻将就该系列讲坛提供独家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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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质生产力所瞄准的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简单的生产要素的再配置，也不是产业转型升级问题，而是特别指具有革命性、突破性的技术。

② 科技创新要转换为产业创新，要转换成可盈利的商业模式，要为我们原来所有的创新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

③ 我们已经具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基础条件和成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验。我们已经在基础研发、新兴产业、新模式、新要素的布局上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我们也具备了能与美国进行竞争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一些基础要件。

④ 新兴产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实际上蕴含一种新的产能模式，不仅在于剧烈的竞争，更多还是体现了一些商业模式和技术的进步，以及有支撑科创的强大金融体系。

编者按：

刘元春，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刘元春的主要研究领域有开放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等，著有《通往复兴之路：新质生产力理论前沿》、《读懂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

在长安讲坛第414期，刘元春受邀发表演讲，他的主题为《新质生产力：思想、理论与战略》。

刘元春阐述了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理解，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举措，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新质生产力的学理基础。

刘元春认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重大前沿技术和颠覆技术持续涌现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而是具有颠覆性的技术进步、创新性的要素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刘元春强调，在大国竞争中，谁赢得了第四次的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谁能够建立新质生产力发展新的体系，谁就能够在这一场大国博弈中取得胜利。

下面刘元春的演讲全文：

新质生产力：

思想、理论与战略

非常感谢50人论坛秘书处安排我又一次来和同学们交流，我上一次来讲的是中国技术创新，这次我讲新质生产力。这两个题目是有共同的一些背景和共同主题的。当前社会各界已经把新质生产力炒成了一个热词，目前在百度网以“新质生产力”主题的文章按几何级数快速增长。知网查询也表明，去年9月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到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学术界正式发表的论文已经超过了七千多篇。全国各界都在谈新质生产力，但在这样一种浪潮里，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清醒、敏锐地指出，“我们不能一拥而上，我们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当然从学界来看，尤其是在高校，我们更不能够一哄而上，制造学术泡沫。我们需要静下心来，把这一个新的概念和新的范畴理解清楚，明了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提出到底有什么样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于清华学生来讲，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战略显得尤为重要。从清华的传统历史看，80年代的经管学院主要聚焦于技术经济学和技术管理学等领域，那时清华大学有一批老教授是研究生产力经济学或者技术经济学的。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把一些基本内容进行梳理，从背景材料、理论价值和战略举措等方面谈一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准确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大家都知道，新质生产力是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提出这个概念的。这个概念是与新材料、新能源、先进信息这些战略性产业相联系的。当时很多人对这个概念感觉很陌生，甚至很多人还在疑惑说是不是总书记说错了，因为大家以往只讲生产力或者先进生产力，而不明白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2023年底，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性技术，催生出新产业、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家突然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很重视这个概念，有可能把这个概念上升成为我们未来布局、未来战略提升的核心抓手。当然，从理论来讲，只要涉及到生产力这个概念，大家都会很清晰地体会到这是一个在理论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开创性的概念。因为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如果没有上升到最基本的理论范畴与最基本的逻辑体系，那么它在学术化、体系化上就难以达到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他的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范畴就是政治经济学领域最为核心和基础性的理论范畴。新质生产力范畴的提出无疑蕴含了大量在学理化上的新想法。

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了新质生产力，直接激发了理论界对这个理论的高度重视。各种解读文章如潮水一般喷涌而出。但很多解读并不十分准确，出现了误读。为了防止这种误读现象的泛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体系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为什么要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我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主要考虑的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也就是说，任何理论与实践行动，如果归结不到生产力的范畴，这些行动和实践都要打一个问号。很多的理论和规律，如果不能够归结到在生产力这样一个基础范畴之上，这些理论构建和思想构建就难以在体系化中具有科学性和实践的指导性，在学理化、体系化上面当然也是很不成熟的。

习近平总书记同时也提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新质生产力来指导”，同时，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于指导新的发展实践。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更重要的是要在战略上和实践上进行新的布局和深化。所以，这个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以及战略理论基础要往前更进一步。怎么才能更进一步？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要考虑的。

2024年1月31日的政治局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科学的界定。他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而是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个定义中的定语很多，把定语去掉就是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质态”，它具有“三高特征”—— 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另外几个关键点就在于其强调创新特征以及与传统增长方式不一样的特征。

理解新质生产力，必须把这个概念放在我们的时代及其战略框架之中，那就是，新质生产力必须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中来进行理解。主导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和核心力量到底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答案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很多人讲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只不过是要总结出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一些新规律！这种认识太泛化，并不准确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多状态也有很多规律，但新质生产力所瞄准的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简单的生产要素的再配置，也不是产业转型升级问题，而是特别指具有革命性、突破性的技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就是，革命性技术突破是哪些？颠覆性的技术突破有哪些？回答这些问题就会自然把我们的关注点聚焦于现在正在发生的第四次技术与产业革命。这可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是指某一天某一个企业技术进步或某一天某一个行业进行了一些新的改革和调整。技术进步应当具有颠覆性、生产性要素要聚焦创新性配置，产业升级要深度转型升级。

另外，新质生产力必须强化生产力三要素。它不仅只是技术，而是以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三要素的理论来讲，生产力的进步决定于几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基本素质的提升；二是劳动资料，尤其是劳动工具的改进；三是劳动对象扩展；四是三要素组合关系的改进；这种改进有时是线性进步，有时可能是非线性进步的。

新质生产力对于劳动者、生产技术、劳动对象都有特殊的界定，尤其是这三大要素的新内涵的组合关系有特殊的理解，那就是要聚焦于要素组合关系是跃升的，而不是线性变化的。这个跃升实际上是以全要素生产力大幅度提升为核心标志。所以,这里大家都会谈到,它并不是简单的一般性的技术进步、一般的要素配置、一般的产业升级。而是要真正聚焦于在一种临界点能够发生质变的这样一种状态，以此为基础总结出一些新的规律和新的要求。

实际上，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定义与我们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是有关联的。回顾过去我们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技术有没有进步呢？不仅进步，进步得还不错；产业有没有升级呢？有升级，升级在某种程度上也很好，新兴产业跑得也很快；我们的一些资源配置有没有改善？是否出台了改革举措？都出台了；配置方式有没有调整？都在调！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很多技术进步在很多方面并不具有颠覆性、并不具有系统性和革命性的进步，难以达到突破卡脖子问题的边界。难以改变大国博弈中我们在贸易战、技术战、人才战中间的谈判地位。同时，我们的各种改革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也没有在发展方式和新旧动能转换上实现质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没有大幅度提升，反而出现了持续下滑。

所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要有与以前不同的内涵，也要有不一样的改革、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看到，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准确把握实际上暗含了大量的新内容、新标准和新战略。对这些内涵把握不清楚也随时意味着会出新问题。最近大家也会看到，我们很多人在写文章，很多人在做表态。而这些文章和表态，基本上是把现在做的事情换了个马甲而已,都披上了“新质生产力”的外衣，但是实际上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所指的新质生产力差异甚大。

深入把握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举措

那么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大战略举措。

第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他谈到，“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的突破催生而成。因此，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没有科技创新，要实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很不可能的。

一般而言，产业革命要出现，要经过以下几大步骤：第一个步骤,基础理论要有突破性的进展；第二个步骤，围绕着一些基础理论的核心概念、核心命题和相关体系，涌现大量的研究论文；第三个步骤，这些理论性的论文和观点应开始转化成相应的专利技术，出现一系列的运用研究和实践；第四个步骤，新技术广泛运用，开始全面转化形成对于新的产业和新的模式，进一步形成生产方式的变革。换句话说:就是让这种新的技术要真正转换成生产力，最终能够对生产效率产生根本性的提升，能够对于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能够带来革命性变化。

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对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的加强，对于加快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十分关键。但什么是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呢？我们目前这一套体系和战略能不能适应这种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呢？能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这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在国家全面推行的科教兴国战略、科技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都明确指出要以关键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创新为突破口，充分发挥新型举国机制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底哪些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性技术呢?

实际上，不同时期和不同政策文件里既有基础性的共识，也有一些差异。我们国家在“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中界定了科技前沿和攻关领域的七大领域。比如:第一个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第二个量子信息，第三个集成电路，第四个脑科学和内脑研究，第五个基因和生物技术，第六临床医学与健康，第七深空、深地、深海和对极地的探测。“十一五”到“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都对这些领域进行了科技规划。从这些科技规划里面，我们会看到从国家层面对于很多新技术的理解随着时间变化而不断深化。

当然，我们也要思考，当年在规划这些战略性新兴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具体领域时是不是出现了系统性偏误。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对我们现在的举国体系提出很多疑问。其中一个疑问就是，当一个国家接近人类技术创新前沿的时候，由政府主导的创新体系是否能够对下一轮技术创新的方向进行预判和甄别。很多人认为，政府不具备这种能力，无法预判和甄别前沿技术发展的方向。其原因很简单，原始性的技术创新和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往往是超越我们人类规划的。当然，这种讨论会引发我们思考——我们在接近技术前沿面的时候,如何才能构建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科创体系，在科技从赶超阶段步入并行和引领阶段时，如何鉴别科学和技术有效的发展路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案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基础研究不错和军事技术发展上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最后却走到死胡同里面了。苏联就是一个典型。

我们从历史上也会看到，由于对于技术研发的方向和轨道的判断出现错误，从而导致整体性的研发投入成为沉没成本，而没有成为有效的竞争力的基础。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日本在八九十年代由于美国对于日本半导体战略的干涉，使日本在数字技术与模拟技术上面选择出现了偏差，最后选择了没有发展前途的模拟技术，结果导致美国企业大量的研发支出没有转化成生产力，而成为沉没成本。所以，在当前，我们依然要思考如下问题:我们这些布局是不是前沿技术？如果是前沿技术，我们需要哪些新的体系去与之匹配？

当然，这些年来，中美技术冲突直接帮助我们对于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进行了全面梳理，凡是有卡脖子效应的短板技术都是我们必须重点关注的技术。同时，第四次产业革命也对于前沿技术和未来技术有很好的显示。所以很多研究团队梳理产业短板之后，对关键技术进行了四大分类: 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行业技术基础。在这些基础上,同时又分成很多细分行业加总在一起，当时梳理了682项技术。当然，不同团队研究与梳理结果是不一样的

当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们在解决卡脖子问题时并不是简简单单地要将所有卡脖子问题都要解决掉,因为任何一个国家自己在全球化体系中都会存在着卡脖子问题，不可能在任何技术和任何行业都十分擅长。但是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很重要一个关键,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长板来补充你短板，从而获取国际博弈谈判力。所以，我们目前的战略不是简单进行全面突破，而是要真正研究出我们在卡脖子问题上是否能在具有技术基础前提下进行重点突破，铸就我们国际博弈的谈判力。因此，我们在突破卡脖子问题上不宜将战线拉得太长。在“十三五”重点布局和“十四五”重点布局里面,不仅有连续性，同时也是有选择性的。

第二个战略布局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科技创新是不是就是生产力呢？大家知道，马克思对于科技的强调是无以复加的，他认为科技是组成生产力最核心的部件。后来邓小平同志在这个基础上专门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命题提出来了。但我们一定要记住，单纯的技术研发、单纯的用于某些特殊目的的技术研发要想真正的改变生产方式、全要素生产率，必须要进入到经济循环体系中间，使科技成为生产要素之一。所以，在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因素就是科技创新要转换为产业创新，要转换成可盈利的商业模式，要为我们原来所有的创新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

我们大家知道，美苏之间的冷战竞争实际上最终通过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体系。也因如此,目前中美之间的博弈，我们一定要避免重蹈苏联模式的覆辙。我们一定要使很多的基础研发和军事技术的研发和使用能够转换成我们的民用产品，从而能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产业创新。美国模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军工复合体，以及军民融合战略的发展。换句话说，美国能够通过这些新科研创新体系使一些基础研发快速地运用于军事领域，又从军事领域能够快速形成军民共用，同时支撑整个的经济发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也知道美国目前很多一些民用技术前身都是军用技术，但只是这套体系能够很顺畅低成本地进行衔接,美国的军事科研及技术创新就能够保证他们的经费支出。所以，我们从“十三五”之后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就是军民融合战略。实际上，我们也正在这上面进行一些突破。因此，发展的核心是我们要重视科技要转换成产业创新。

当然，这个里面存在着很多的争论——很多人讲，中国目前的瓶颈问题不是基础研发不够，而是科技的转化率太低。有一个核心指标表明,我们国家的专利申请量很多，但是专利的使用率却很低。有人测算，我们如果科技转换率能够提高到跟美国差不多，那我们就很厉害了。但是清华有一个校友认为这个说法是假的，因为这些专利全是假专利。所以我们不是转换率太低，而是没有可转换的好东西。科技创新还没有夯实基础，导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局面。因此大家就会看到一个最为典型现象，我们这些年来全面推动科创，全国各个省和各个市各个县都在建设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创新园区，但很多地方就没有想过，他根本没用原创性的技术，怎么可能会形成这一种产业创新呢？因此，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过去十年里面涌现出“PPT创新”的新现象，就是把PPT做好,在PPT上向大家描绘美好蓝图，然后圈地、圈钱和融资。但真正的科技创新却是没有的,到处充斥着虚假创新。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过去这些年里面比比皆是。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我们的资本市场出现了一些压力的原因。这与上市公司质量低下是密切相关联的。而且很多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主要体现于没有真正的科技创新产品，没有真正的具有颠覆性和原创性的技术，或者说按照某种程度来讲就是没有达到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水平，仍然还是一个很传统的，甚至是我们讲只是PPT的融资和PPT文件创新而已。这样我们欺骗了市场，最后导致投资者用脚投票，并延伸出一系列的悲催的后遗症。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要经过产业创新才能将科技转换成生产力，转换成生产效率的提升。它要有三大层面：一是培育重大新兴产业、二是布局未来产业、三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主要体现在：新兴工业化和制造业强国战略和质量强国战略及网络强国战略和数字中国战略，同时还还包括农业技术与农业产业的发展战略。

在这方面，很多人老想不通，认为农业是夕阳产业，不应当放在战略核心之上，但实际上与我们时代背景有关联——第一个背景就是，农业技术已经发生了革命性一些变化；第二个变化就是，目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使农业已经从传统的普通农业上升到一个战略性的产业。例如，俄乌冲突直接导致世界的粮价直线提升20%，对于当时的东欧和西欧的价格影响更为剧烈。再如，三年疫情期间很多国家停止对外输出粮食，过去四年里面全球农产品的贸易壁垒提升了60%，导致粮食进口国价格高企。当然还有气候原因，很多专家预测我们很可能处于一个气候长周期中对于农业生产不利的阶段。

因此，“粮安天下“就成为一个战略性的事情。破解这个战略性问题的根本性方法当然是农业技术创新，特别是基因技术的创新，从而实现农业产业全面的创新。也可能有很多人认为新质生产力怎么可能是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产业升级呢，农业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夕阳产业。这实际上是不对的。所以，对于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新划分及对于未来产业的界定有一些新变化。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创新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二十大专门谈到一个基本原则，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强化基础设施支撑的引领作用，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是四位一体的产业创新。如果我们梳理对于新兴产业的一些认识，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变化，一是2020年32号文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对于战略性新兴产品进行了很好的界定。节能环保、新一代新兴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战略新兴产业的布局已经超过20年了。包括现在已经取得卓越性成就的新三样，实际是长达20年的国家战略布局的产物。国家“十三五”对这个战略新兴产业又进行了界定，并有一些变化，把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纳入进来，智能化更为重要。到“十四五”对于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空天科技聚焦新一代的技术等等有了更多的界定。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又加了一些，因此大家就会看到国家目前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有特定理解的。当然，我们也要明白，如果我们对于战略性产业理解得很正确，我们目前的这一套体系就会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如果规划委员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这就麻烦了。我是“十四五”规划委员会委员，也参与了很多这样一些讨论活动。国家是通过集众智来形成一个国家战略的。

2024年4月份国家正式启动“十五五”前期规划研究，要求全国各个相关团队对于“十五五”的发展环境、核心任务、实施路径要进行全面研究，研究之后再根据各个部门与团队之间情况再合成。但即使如此，真正懂前沿的人是很少的。同时，对于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即对《2025年中国制造》里面规划的制造技术，国家也进行了很多的界定。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对于相应现代产业体系的内涵和产业创新的目标也进行了不同的表述，但有很多具有共性的地方。比如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施以及新基础设施都给予了很多的界定。这些方面可以看到中国模式的强大。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把它说得很透的，但是如果你从这些规划内涵和它的连续性和我们长期进行的科创、长期进行产业创新这样一些体系构建来看，你会明白这就是中国这套体系是一个技术赶超绝佳的体系。它会集中体现在动态资源配置的跨周期配置上面，而不是我们在教科书里面简单理解的静态资源配置的范畴。

对于未来产业的内涵，“十四五”规划进行了界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进行了一些界定。因此，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地方对于未来产业的新赛道进行了一些布局。例如上海市对未来产业的三大赛道就进行了全面规划和布局，希望经过10年的奋斗能够在这些未来产业里面形成几大万亿级的产业群。

第三个战略布局就是着力推进发展方式的创新。发展方式创新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符合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内涵五大维度：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其中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生产力是从人类的视角来把握的，要探究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关心整个人类和星球的安全问题。绿色是可持续和安全的核心。因此，把新质生产力定位于绿色的生产力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个很重要的战略是扎实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即生产力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质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第一命题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要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构建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一个很能动的要素。同时，比生产关系更为广泛的一个范畴就是上层建筑。也就是我们政治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与我们的经济制度一样对于生产力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利用改革来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招与关键一招！

但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新质生产力必须促进很特殊的技术革命性的突破，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的配置，同时还要促进产业深度的转型升级。我们在生产关系层面缺什么？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这是我们要考虑的很重要的问题。比如我们最近讨论很多的产能过剩问题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摩擦最前沿的问题。欧盟秘书长在讨论这个问题，德国总理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出现大面积的产能过剩是不是说明现在制度体系与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系存在差距呢？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

一般产能过剩都通过市场价格降价、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企业的破产退出等方式来消除一些产能。但我们看到是，产能过剩的问题每隔五年会掀起一个浪潮，就会掀起一些大讨论。比如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经济陷入了困境，产能出现过剩，朱镕基总理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结构性的改革。那场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抓大放小、精简机构、下岗分流。但是，我们在2013年、2015年又开始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和新一轮争论， 2015年政府采取了“三去一补一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重要工具就是“去产能”，但是你会发现，“去产能”越去越多。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这需要从生产关系层面来分析。地方政府的一拥而上、重复建设的这种模式可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如果要想使新质生产力得到发展，生产关系层面要改革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这涉及到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相关内容。改革标准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路径是什么？理论上判断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正确的标准一定是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当然，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很多一些不同声音。中央领导也专门谈了要深化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前阶段证监会公布了“国九条”，没隔几天证监会又出台一个条例，要求证券市场必须促进高技术创新，这些都是落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

第五，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简单归结为技术要素，也不是简单等价于技术创新或产业创新。生产力最为活跃的要素是人，最为关键要素当然是科技，而这两者最为基础的肯定是教育。所以，“二十大”报告将科技、教育、人才三位一体作为发展的基本战略，并单列为一个核心纲领进行强调。实际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久久为功的大工程，需要从科技、教育、人才三位一体的角度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一个要率先完成的强国目标是教育强国！它具有战略性、先导性、基础性。2035年要率先实现教育强国。教育部目前正在制定《教育强国行动纲要》。为什么还要把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单列出来？原因就是，它与我们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必须进行以下几项工作：一个是科创，一个是产业升级，一个是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以及科技人才教育的三位一体新机制的建设。这四个维度很清晰。

这些论述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发展，是对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科学总结，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新范畴，它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和学理化提供了基石，它不仅说明了新质生产力的定义内涵和特征，同时也回答了为什么要提出新质生产力以及如何有效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科学问题，为我国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战略性新指引。

事实上，我们要想深入理解这个问题，一定要把时代背景把握清楚，把它的逻辑体系把握清楚。

从时代背景来看。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加速演进，重大前沿技术和颠覆技术持续涌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融合不断加深，催生大量新发展的方向，大力培育未来产业已成为引领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开辟新赛道、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

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爆发的一个时点，这个时点有很多特殊性：第一，新一轮产业革命可能已经到来。做出这种判断的标准有很多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分期方法。一般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械化的，以蒸汽机为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以内燃机和汽车等等为标志。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信息化的，与计算机的产生有密切的关联。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信息化，更重要的是智能化。这个智能化对于技术演进的规律，生产力演进规律都有哪些挑战呢？我们需要掌握一些新知识，因为如果我们仍按照旧的一些模式，我们可能把握不住这一轮技术革命的新规律。

很多人谈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殊地方。产业革命实际上就是对人类发展的能力延伸，这个能力就是我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再进一步说就是能量转换成能力的方法。我们认识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延伸了人类的双手。第二次产业革命是电力和内燃机及汽车飞机延伸了人类双脚，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延伸了人类的感观，特别是信息网络。第四次工业革命大家认识到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科技、先进通信、绿色能源，延伸到人类的大脑，改变了知识创造的路径。可以看出：第四次的工业革命具有前三次工业革命不一样的路径特点，不一样的组织冲击能力和道德伦理的冲击能力。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延续前三次科技革命对于技术体系、生产方式、法律制度等等方面作用的规律。若要想很好地迎接第四次产业革命、不创新原来的思维方式肯定是不可行的。

有人讲到了另外一种观点，那就是多元论。也就是说第四次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可能并不像大家所理解的，这里面涉及从5G到物联网，从网络神经深度学习生成式AI，从虚拟现实到扩张现实、混合现实、远程呈现到元宇宙，从生物技术到生物制造，从高速列车到真空管道磁悬浮等等这些内容，不是单一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第四次产业革命是具有颠覆性、能源性的革命。这涉及到生产方式的革命、社会组织的革命、生命方式的革命、知识生产的革命还有生存方式即有关个人与安全的革命。我们很可能面临着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这些新阶段有很多新特征，这些新特征第一个表现为跨界融合，也就是说这一次革命不是仅限于单一技术领域革命。我们从几个AI领域和信息领域的大佬看到，他们讨论问题时可能思考的不是单一的。马斯克讲AI最终革命是能源革命，还有几个大佬讲，比AI更厉害的技术是生物技术。好几个在这个领域具有引领性的领袖级人物给很多学生的建议是不要选计算机，应当选生物技术专业。

第二个是快速发展，它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发展。目前围绕着摩尔定律是否失灵，是否已经呈现出新规律，爆发了一场新的争论。但是对于AI的学习速度和未来的成绩提升已经大大超过原来一些原则。第三是绿色可持续的，第四是万物互联的，第五是定制化和智能化连接的，第六是数字驱动与知识革命的，第七是颠覆性的社会变革。AI如果是一种最顶级创新工具，那么人类结构会发生巨大变化。还有更离谱的就是脑机对接，生物制造如果成功了，各种器官都可以换了，然后大脑内存升级直接可以输进去了，原来科幻所讲的半人半神的新体系就出现了！这种体系的出现会导致人类社会结构怎么样变革呢？实际上这是很复杂的。有人讲，可能出现一个超智商、超财富的超级独裁者统治的体系。这就有可能实现柏拉图在理想国所构思的“哲学王”，这个哲学王通过脑子升级最快、掌握的财富最多来支配其他的力量来进行创新，同时又能控制创新来为自己的大脑提供全面的升级，进一步拉开智力和能力的差距，这就是哲学王！很多不可想象的东西被创造出来。

第四次产业与技术革命对于生产力发展规律、未来生产关系、社会组织的冲击具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我们应当用全新视角和理念来处理这种不确定性，而不是按照传统一种管理模式、哲学模式进行思考的。从目前的技术周期理论来看，我们目前正处于技术周期转折点，而不是原来预计的导入期。因为我们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到现在已经度过整整16年，这16年已经孕育出一个新的导入期，迈入到新大技术周期的拓展期。拓展期是最具有革命性的，我们目前已进入一个超级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他明确指出，历史事实表明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一个国家长期落后归根到底是由于技术落后，并不取决于经济规模大小；更为重要的是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会带来新的历史机遇，都会有国家抓住了机遇实现了综合国力的大幅度跃升，甚至一跃成为了世界强国。也就是说，后进国家要赶超先进国家，从历史角度来看在一个技术没有发生变革的时候是难于实现的，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就是，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单一轨道和平稳行驶时能够实现超车吗？很难！往往是在大变革时代，上一轮的技术被新一轮技术全面替代的过程中间，你可以超越上一代技术一些薄弱环节进入到一个新的赛道之中。这个认识很重要。就是说技术革命往往会提供大国跃升的机遇。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历史的交汇。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与我们大国崛起实现民族复兴也形成了一个交汇点。

我们判断，如果在第四次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过程中抓住这样的时点，引领了新的AI时代与智能化时代，我们一定能弯道超车实现现代化强国和民族复兴。所以，如果我们不领会这一轮技术革命所带来一种战略性契机以及新一轮技术的新特征，我们很有可能完成不了民族复兴的梦想。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大国博弈也可能以失败告终。因此，我们必须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抓住第四轮产业革命的关键。刚才讲的新质生产力不是指一般的技术进步和普通产业升级，而是指技术革命实现弯道超车，推出一些颠覆性科学技术。

第二，我们已经具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基础条件和成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验。我们通过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尤其是通过在新时期我们的布局，我们已经在基础研发、新兴产业、新模式、新要素的布局上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我们也具备了能与美国进行竞争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一些基础要件。

一是大市场需要大创新，也能孕育大创新。小国是很难的。目前，中国大量的企业已经进入到必须要进行创新的新阶段。

二是，我们在人力资源上，中高端人才红利逐步显化。我们研发人员在全国2014年有324.7万人，2022年十一年内提高到635.4万人年，稳居世界首位，同时入选世界级科学家数量从2014年的110人增长到2022年的1169人次，位居世界第二。很多这方面数据证明了我们在各个领域里都有十分优秀的专业人士。

三是，在产业装备和产业链配套方面具有十分雄厚的力量。我国产业链全，在规模和结构等方面都很好。最为关键是，我们中国制造开始全面向中国创造转变，同时还拥抱了科创所必需的金融支持。在经济总量方面，我们进一步巩固了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当然，在这方面近两年中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我们去年按美元所测算的名义 GDP ，下降了0.15%。很多人由此就讲，我们出问题了。其实这主要是汇率和物价因素所导致的。如果按照不变的价格测算，我们目前整个增长速度以及规模比美国依然要好得多。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2023年购买力平价中国大陆GDP是33.01万亿美元，而美国是27.37万亿美元！这不是说“厉害了我的国”，而是中美之间的关系要用多角度来看。按照现价的汇率测算，我们近期的确不及美国，这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

同时大国博弈在一些特殊时点，大国综合竞争能力和对抗能力可能并不完全决定于现有GDP的规模。美国的战略家认为，中国购买力的平价大大超越美国，以及剔除通货膨胀中国增长快于美国，一直是美国霸权体系持续的挑战。我们在国内宣传的时候没有很好宣传这些，从而导致我们很多人对于这两年经济状况有点悲观。我们转换一些视角来看则会更好。在制造业这些方面，我国产量已经达到了整个世界的32%，高居世界第一。更为重要一个方面就是，2023年汽车生产世界第一，出口世界第一。造船已经连续5年位于世界第一。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参数。在这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中国制造开始转向中国创造的一些基础参数。有人说我们有些专利是假专利，水分很多。但是大家一定记住，原来有水分的数据都没超过人家。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论文产出，各个大学考评体系已经不考评SCI和SSCI，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变成发论文的超级大国了，你当然要从数量转到质量。很多大学制度体系在早期就是拿钱买文章，尤其拿钱买海外文章。现在不需要、也不允许再拿钱买文章了。这就要求我们要激励大家有真的创新而不是简单以论文来充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研发的强度、创新指标体系以及科创板的发展都有十分迅猛的发展。

我们目前在一些金融体系短期风险上面还有一些薄弱，但是，衡量一个民族的关键是新三驾马车，而不是原来讲的旧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是短期数量，难以反映出一个大国的真正实力。每一个民族都会经历很多灾难的，美国民族也同样经历过每20年一次房地产危机、每10年一次金融危机和每30年一次超级债务危机的洗礼。但是谁会因为美国出现了周期性危机就得出美国崩溃了的结论呢？那是不会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基础研发，看到的是产业升级能力，看到的是科创金融体系能不能够把有限资源，更快更好集中在基础研发和产业升级之上。基础研发、产业升级、科创金融这三项指标是反映一个国家核心实力的新三驾马车。

从上面这些角度可以发现，我们目前的确正在发生一些我们自己还没有感受到的变化。但这些变化让我们的竞争者却感受很明显。在AI领域研究方面，中国并不是处于大家想象的落后位置。比如AI领域的高被引论文数量中国已经大大超过美国。同时在上市公司持有的专利数量方面，腾讯占到第一，然后是百度。近几年中国在新三样领域的突破表明了中国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已经走出一条新路，去年我们新三样合计出口1.06万亿。无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还是欧洲代表来到中国都会对新三样的新现象表示高度关注。我们一定要清楚，新兴产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实际上蕴含一种新的产能模式—— 我们光伏、风能设备、新能源汽车的成本降低大大超越很多人的预期，但成本下降来自于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而不是简单故意自己压低自己的价格。去年一些太阳能组件价格下降得非常快，超过了50%。之所以这么快，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剧烈的竞争，更多还是体现了一些商业模式和技术的进步，以及有支撑科创的强大金融体系。

第三就是中美大国博弈进入到关键期。高新技术冲突与对于未来技术革命的引领，要求我们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有更为体系化和学理化的认识。中美大国博弈从2014年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之后就成为事实。2015年布鲁金斯的智库年会的主题就是遏制中国，拉响了中美冲突的真正号角。从竞选到中兴事件、华为事件和报复性关税就显得十分自然了。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现在中美冲突已经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刺刀见红的新阶段。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与世界相比，我们还有很多短板。展望下一个阶段的博弈，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有一些方面去突破，我们可能会很麻烦。

从欧美角度来看，美国目前实施小院高墙等战略将产生持续性的战略遏制力。但是，美国战略所推进的再工业化、近岸外包和离岸外包必须要有新的商业模式，具有可竞争性。美国产业链回归和供应链再造必须要面对中国强大的出口竞争力。美国智库经过深入评估发现，美国补贴的新兴产业由于成本太高卖不掉，不具有竞争力，原因在于中国技术创新和各类成本产生的价格效应太强烈了。耶伦就讲你们搞这么低的价格，害得我搞的那些东西都要成为烂尾工程了。你们要自我约束，要不然我就要搞你！耶伦这一次来中国讨论产能过剩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我们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走出一种新模式，已经在这样的博弈中间开始探索出一条新路。美国的小院高墙无论怎么样？它所布局的产业链和技术链具不具有可竞争性，未来两三年后当它所有的补贴都用光了的时候一定会有结果的。而对于我们来讲应要高度重视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成本优势能不能够在技术进步，尤其是我们在颠覆性技术上的进步，取得更为坚实的基础。大家看到这是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实体清单针对中国高新技术关键领域进行的遏制，这个名单很长。同时大家也会看到最近热议的问题。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中美在研发上的比较，会发现我们在基础研发只占到了百分之五点几，美国的基础研发占到了16%，美国的基础研发强大实力一直是我们难以比拟的。因此，我们在“十四五”规划里面就有一个指标，基础研发占总体研发支出的比重要超过8%。即使超过8%也只有美国的研发强度和支出强度一半。我们的劳动生产效率与美国比也差很远，仅仅比印度高一点点，如果我们能够提升到日本这样的水平，那就了不得了。

中国的研究强度和近期投入实际上与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虽然我们已经很努力了，达到GDP的2.5%，而美国为3.5%。从近三年的研发强度的增幅可以看到以色列增长得最厉害，美国近三年增长幅度也比我们要高。我们与欧洲差不多。但这两年美国新一轮的投资规模量很大。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美国AI企业数量达到了34%，中国只有15%。我们最近这2年AI的发展反而相对的速度被美国落下了，我们也要反思。

这就是第三个背景。谁赢得了第四次的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谁能够建立新质生产力发展新的体系，谁就能够在这一场大国博弈中间取得胜利，这当然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现在中国目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阶段，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们走出短期困局，成功迈向高质量发展，如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很多人在讲，走出困局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改革走出困局；第二种是技术革命走出困局。1933年美国大危机时，很多人认为技术革命是解决美国大危机很重要的一个药方，但是经济学家研究表明，罗斯福新政并没有让美国走出危机，美国实际上是通过二战带来了大量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现代技术的运用，从而导致走出了这一个长期停滞的状况。

目前我们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局。很多人主张，我们可以在改革以及技术双重作用下走出困局，这对于我们的经济体系是适用的。我们最近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最后一公里往往是最艰难的一公里。我们人均GDP现在基本上达到了1.2万美元，现在高收入国家门槛只是1.35万美元。就差一千美金就可以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一千美金的增长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10%来完成。要完成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的测算表明，这要求2020年到2035年的实际GDP的增长速度年均要达到4.83%。我们过去四年平均增长速度是4.6%，没有达标。这意味着下一步的增长必须更快，综合国力经济技术再上一个台阶，否则这个翻一番的目标是翻不过去的。坦率地说，我们的现代化也不是那么好完成的。再者，我们的TFP值下降得很快，不仅人口红利、资本红利在下降，同时制度红利、改革红利也下降得更快。目前测算表明，到2013年左右，TFP值的贡献度是负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制度成了拖累。IMF的测算，未来的TFP值全世界都在下降，他们测算我们的TFP值下降得更厉害。我们的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改革红利进入递减期，我们需重视了，我们需要新的动能，而这个新动能一方面来自于新一轮的大改革，构建第二轮的改革红利，同时来源于我们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创新所构建的新质生产力红利。各项改革与战略是否成功，其主要的标志就是新质生产力是不是已形成，TFP值有没有根本性的提升。

美国各行各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很快，但是70%的劳动生产效率提升是与数字化应用相关联的。大家看IMF最近测算表明，人工智能的采纳对于各种要素的终期影响是根本性的。

我把这个背景讲完之后，大家可能觉得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是那么简单。它暗含了我们对于时代的理解、对于战略的再布局、当然对于理论的再深化。

新质生产力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分成几个阶段：一个是1845年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中第一次表述了关于生产力的理解。李斯特谈的生产力也是针对大国竞争与德国崛起，提出国家的崛起和大国之间的博弈一定要从技术生产力的角度来考虑。美国目前布局发生巨大变化，原因很简单，大国之间较量一定要回归到这个上面来。美国产业政策开始全面回归。美国20世纪末是羞于谈产业政策的，认为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但是现在布林肯专门介绍了美国的六字方针——竞争、合作与遏制。其中竞争要求美国政策要采取与之相关政策，抛弃过去自由放任，采取补贴与关税来保证美国在先进技术上保持领先地位和新兴产业全面可控地位。他们的产业政策现在很明确了，他们的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缩减法案、基础设施法案已经全面运用产业政策，很多学者也回归到基本点来进行战略构建，当年马克斯也是从这个来的。

第二个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形态理论对于生产力进行了全面认识。他通过在历史形态的研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生产力理论体系，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都利用这个原理来分析社会变迁规律。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不谈生产力只谈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都是要回归到生产力之上的。

第三个是晚年反思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思考。马克思晚年反思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那就是“跨越卡夫丁峡谷”——落后国家如何才能长驱直入进入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问题隐含了重要一个命题，即落后国家即使可以长驱直入共产主义社会，但该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是否可以出现跨越式发展，从而直接达到发达生产力的阶段呢？换句话说，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具有这种间断式的能力跨越？这几个命题对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十分重要。

第一个系统研究这个问题的就是列宁同志，他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这样落后国家实现，不是在帝国主义最发达的部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共产党宣言》里面所讲的全球同步爆发，而是有先后顺序的。现实社会主义很可能和资本主义社会有一个并存的时期，该时期可能还很长。如果大家学政治经济学的，你会知道目前很多讨论，包括新发展阶段之后的阶段是什么，中国下一步的社会分期到底是什么，初级阶段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都暗含在此类理论讨论之中。

很多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很多设想和理论构建，但理论的最为重要功能是我们要解决现实问题！而要解决大量的现实问题，就生产关系谈生产关系，就社会主义制度谈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案吗？历史证明是不能的。毛泽东同志在60年代就谈到，太马克思主义了，可能是对我们很不利的。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你要符合现实。当你回归到现实，我们的理论构建原来又是按照资本论，特别是按照恩格斯的哥达纲领批判里所设置的一些模式来进行的，就会出现大量的问题。若我们要想回归到中国的现实，怎么回归呢？小平同志的方法就是把这些问题和范畴回归到生产力上去，实现了对理论的新突破和新构建。

首先界定我们是不发达的国家，从制度与生产关系层面回归到生产力层面。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决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样才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能够得到产生与构建。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对“新发展阶段”进行十分重要的界定呢？不界定好分期一定难以进行战略任务和内涵的规划。我们处于什么阶段，是由你主要矛盾决定的，而主要矛盾核心内容和基础是什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水平及其之间的关系，而生产力发展的状态是首要的参数。因此，在现实实践中，回归现实建设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必须回归到生产力这个层面。如果要进行理论创新，也必须认识到这个层面才能创新，否则构建的理论是经不住意识形态冲击的，所以很多伟大领袖在理论构建上基本都要回归到这个上面。

刘元春讲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特别指颠覆性、突破性的技术

正文

深入把握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举措

新质生产力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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