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福进入越南之时,也正是法国大举入侵越南、企图以此为跳板占领中国西南、建立“法兰西东方大帝国”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将刘永福推向了抗法的最前沿。
1873年11月,法国海军上尉安邺率领军队,乘坐炮艇气势汹汹地向河内进发。不到一个月,这支只有数百人的军队,居然接连攻陷河内、海阳、宁平、南定四省,越南军队几乎没有抵抗力,闻风而逃。此时,刘永福已被越南政府授予保胜防御使的官职,被国王“迭发急谕”,请求援助抗法。
刘永福挑选了一千多名精兵强将,从保胜连夜急行军至河内,在河内城郊附近安营扎寨。他到前线详细侦察一番,考虑到敌我优劣,制定了“诱敌深入、近战歼敌”的作战方案。
刘永福派人三番五次挑衅,引诱法国人出城作战。12月21日,法军走出河内城,按照步兵战术向黑旗军发起进攻。刘永福佯装败退,引诱法军至河内城郊。此时,埋伏在四周的黑旗军一拥而上,在贴身肉搏中法军的武器优势难以发挥,安邺被斩杀。
这一场战斗虽然规模很小,但是影响很大,给狂妄不可一世的法国侵略者泼了一盆冷水,使他们认识到仅靠目前有限的兵力很难鲸吞越南。经过谈判,法国人从四省撤兵,暂时缓下了侵略步伐。刘永福因作战有功,被擢升为三宣副提督,赏银345两、铜钱3000串。
经此一战,越南国王阮福时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军队外强中干、一击即溃,作战骁勇、战斗力强悍的黑旗军由此成为了抗法的中坚力量,也是王朝得以延续的重要支撑。而法国人也对刘永福极为忌惮,一度不敢侵犯刘永福把守的红河流域。
几年之后,法国慢慢从普法战争的失败中缓过劲来,又一次激发起侵略越南的野心。1881年,法国议会通过了侵略越南的战争拨款,1882年海军上校李维业(又译李威利)率领的远征军进犯越南北部。
此时,刘永福以请假回钦州修葺祖墓、为父母追赠越王皓封为由,返回国内联络清军,商谈共同抗法事宜。黑旗军退守保胜,法国人相继占领了河内、南定等地。
当时,刘永福的处境还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越南君臣对这一支不受自己掌控的军队颇多猜疑掣肘,需要抵抗法国侵略、镇压农民运动时就有求必应;一旦形势缓和,就想方设法逼迫刘永福迁出保胜,防止尾大不掉。
另一方面,虽然清廷滇、粤、桂等巡抚表示支持黑旗军,但都是口头上的支持,并没有实际举动。加之阮氏王朝抗法意志摇摆不定,让刘永福一度犹豫是否出兵。
后来,眼看形势越来越危急,经越南国王反复请求,并在清朝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入越游说之后,刘永福最终坚定了抗法决心。
1883年5月,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奔赴抗法最前线,在越南丹凤和河内城外连续两次组织誓师,深刻指出法国人“用兵于越南,无异用兵于中国也。”官兵们士气高涨,决意“为越南平寇、为中国屏边”。
刘永福知道,与10年前斩杀安邺相比,此次作战法军人数更多,武器装备更精良,决不能轻敌。于是,他每天都要到河内城外勘察地形,请居民提供法军情报。经过综合考量,他决定扬长避短,把十年前那套引蛇出洞、近身作战的战法再运用一遍。
刘永福发出挑战书,把法军羞辱一番,法军头目李维业被激怒了,于5月19日亲率守兵出击城外,与黑旗军决战于纸桥一带。黑旗军埋伏在纸桥四周,待法军走到桥中央时,枪炮声骤然响起,法军依靠武器优势击溃了第一波伏兵。李维业以为黑旗军和越军一样不堪一击,于是大摇大摆继续前进,结果全部掉入黑旗军的“口袋阵”中。
混战中,李维业被子弹击中,后被黑旗军砍掉首级。失去指挥的法军如无头苍蝇一般,被黑旗军打得七零八落,最终溃败回城。刘永福下令将李维业的脑袋埋进马路中间,任由路人践踏,以示对侵略者的轻蔑与侮辱。
消息传来,越南国王大喜过望,将刘永福提拔为山西(今越南河内西北)、兴化、宣光提督,赐正二品冠服,加赏忠勇金牌一面。其余作战有功人员,均提升了官职,赏赐了银钱。
战胜的消息传回中国,久受列强欺凌的民众为之鼓舞,“刘义打番鬼,越打越好睇”等民谣广为流传,一时间刘永福被视为民族英雄。
然而,纸桥之战的胜利,却极大地激怒了法国政府。他们打出为两次败战复仇的旗号,大规模调兵遣将,扩大对越南的侵略。而武器落后的黑旗军,多次攻打河内、南定等法军据点,均铩羽而归。同时,清政府对援越抗法态度消极,坐视不管,形势逐渐变得严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