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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恐怕没有哪部电影比《爱乐之城》更抢风头。自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上亮相以来，它已在全球斩获百余项电影大奖。在作为奥斯卡重要风向标的金球奖上，它包揽最佳音乐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原创歌曲等7项大奖。本月初公布的奥斯卡提名名单中，它也以14项的提名，成为冲奥热门。

在这个电影如同工业流水线商品一般速产速朽的年代，我们受到了太多“烂片”摧残，《爱乐之城》的出现的确令观众眼前一亮。然而，这样一部影片被奉为不世出的“神作”，则有过誉之嫌。在制作精良的外壳之下，男女主角的人设更显空洞乏味，他们被抽离日常生活，隐身于“梦想”、“真爱”、“情怀”、“遗憾”...这样一堆高高在上的名词之中。而这些伟大的“能指”背后，我们却难以找到有血有肉的“所指”。

好莱坞一向钟爱讲述业内辛酸的故事，《爱乐之城》的成功水到渠成，但我们实在不必对它的问题视而不见，跟好莱坞的自恋一块陶醉。观众对电影的期待和梦想，不该只满足于这样一部情感赝品式的“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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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除了亲朋好友聚会，去影院看场电影也成为许多人过节的选择。

根据相关数据分析，今年“春节档”全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3亿元。其中，大年初一全国票房8.02亿元，超过去年大年初一的6.4亿元，再创单日票房新高。春节档影片中，《乘风破浪》无疑在其中占据惹眼地位。

从开拍到宣传、再到上映，围绕着《乘风破浪》的争议一直很多：制作周期短暂、主题歌有“直男癌”嫌疑、影片原创性不够.....等等。但除去这些争议，这部影片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层层问题之下，逐步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的80后一代的青春记忆，以及他们试图与父辈和解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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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书评君的推送，关于一座城，一个时代，也是关于一个人，一本书。

之前偶然在网上看到了这本书中的图片——那些由喜仁龙拍摄于上世纪20年代的老北京的图片，因其珍贵，广为流传。但心中诧异：为什么一个瑞典人会在当时来到中国，专门拍摄这些城墙与城楼？

后来知道，喜仁龙不仅拍了照片，他还写了一本关于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的考察笔记。这本书在欧洲出版，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而书中这些城墙所在的中国，在彼时的动荡中又怎会有暇关注这些旧时代的砖石？

有很多事情，都是要时过境迁、风云变幻之后，才重新显示出它的意义或美丽。比如那些城墙，比如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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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元宵节，又刚好赶上星期六，书评君感觉像松了一口气——上了几天班，终于，又可以过节了！

虽然属于过年的“余韵”，但这个曾经被称为上元节、元夜的节日，有属于自己的热闹与喜庆。古时宵禁严格，平时的游玩项目与时间都相对匮乏，所以元宵是一年里难得的可用狂欢与游逛的夜晚。

人们聚在一起，才方便发生故事，才能碰撞出新鲜的情感。所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个热闹的节日一直是词人们的心头好，而小说家们就更爱了。

嗯，书评君今天趁着过节，讲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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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20日去世的爱尔兰文学大师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被被《纽约客》称为“当代英语世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特雷弗一生写过众多短篇小说，曾入围布克奖四次。1950年便移居英国的他，一直坚称自己为爱尔兰居民。

虽然以短篇小说著称，但特雷弗写过多部精彩的长篇小说。他曾说：“如果长篇小说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短篇小说则像是印象派绘画。生活大部分时间都是没有意义的。长篇小说模仿生活，短篇小说则是截取其中的骨架，没有犹豫和徘徊的内容，而是爆发性地表现真理。”

这一条，书评君和你们一同翻读特雷弗的长篇小说《费莉西娅的旅行》，这个未婚先孕的爱尔兰少女的故事，讲述了一趟绝望的寻人之旅，演绎了一场人性中良善与压抑的欲望纠缠的生命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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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底曾经发过的旧文《的传播是场骗局？》，带我们重温和反思现代教育的问题和争论。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更是让《弟子规》被纳入国学基础教材等话题再受关注，这篇讨论《弟子规》传播的文章也因此再度引发热议。近两日，我们在后台看到大量读者非常认真地留言评论，因为精选留言条数有限，我们今日特意在此重发此文，以期更多读者可以在文末留言处参与讨论、发表观点，也让更多理性的思考和建议被大家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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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相信大多数人都正在或将要走在回故乡的路上。如今说起“回乡”，往往在亲情与热闹中夹杂着隔阂、陌生与无奈，但纵然如此，当面对自己的内心，我们依然清楚，“故乡”永远都是我们的一个牵绊。

但这又是一个故乡沦落的时代，即便踏上了回乡的列车，也没几个人真回得去那个记忆中的故乡了。对于在乡村长大的人而言，似乎又尤为如此。那些田野、草木和与之相关的记忆，早已融入了自己的血脉和生命，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乡村正在凋敝，正在变得空荡荡。

这就是故乡，我们走不出，又回不去。

那么，何处安放那失去了归依的乡愁？书评君从熊培云老师那里，得到了一个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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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17日，瑞典皇家学院授予加缪诺贝尔文学奖，认为他“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

这消息震惊了加缪本人，也震惊了巴黎文学圈。不仅因为他战胜了如马尔罗、萨特和贝克特等几位声名更显赫的大师，更因为他才44岁，是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上最为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三年后，1960年1月4日，加缪遇车祸身亡，世界再度震惊。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对英年早逝的作家盖棺论定：“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

然而这还不能充分说明加缪的价值所在。诚如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所言，“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死于一九六〇年，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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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逝世后的第一个四十年（1936年10月至1976年10月），他不断被笼罩上政治色彩，直至文革期间被搬上神坛地位；而在逝世的第二个四十年（1976年10月至2016年10月）又被还原为一个“人”。今天书评君要和大家一起来回看的，是这第二个四十年间，人们对鲁迅的印象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曾经，这个国家需要他是神圣的；后来又需要他：时而是反叛的，时而是励志的；时而是文学家、思想家，时而是艺术家；时而是严肃的，时而是有趣的；时而是一个完整的鲁迅，时而是一个碎片化的鲁迅。或许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什么样的，就决定了鲁迅被塑造成什么样。对鲁迅印象的变化，见证的是中国在变、我们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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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奥兹，这位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呼声颇高的以色列作家，最近第二次来到了中国，书评周刊的记者柏琳对阿摩司·奥兹进行了专访。但这篇文章并非典型意义上的人物稿，它更多地像是一个记者细致入微的采访手记，也是一名喜爱奥兹的读者的坦诚讲述。它让我们看到奥兹柔软、亲切的另一面，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为何他的作品无论在谈什么，谈的都是爱。

奥兹说，“不要为你自己的柔软感到抱歉”。显然，柏琳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是柔软的：“对我来说，这回以一个文化记者的身份去报道他，太难了。从十九岁开始，我就读奥兹的书。而今过去九年，《我的米海尔》、《一样的海》、《地下室里的黑豹》、《咏叹生死》……奥兹的小说一本接着一本读过来。那时候，我从学校图书馆里借那本最有名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翻得太多，掉了封面，内页也掉了好多，已经不好意思归还，就没再归还（赔了十倍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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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来周六，或许你和我们一样，在昨晚便决定了要睡一场懒觉，但还是被“生物钟”敲醒。懒躺在初冬的床上，打开微信朋友圈，指尖很熟练地自下向上滑动“刷屏”，即便在“贴了膜的屏幕”上已磨得有点麻木，却也停不下来。

但你或许又和书评君有一样的体会：大概三四年前，朋友圈里真的都是朋友，大家记录生活、表达心情。但后来，人越加越多，微信代替了部门的小会议室，代替了工作中的名片……朋友圈也变成了宣传栏。为了能没有顾虑地表达几句个人心情，有些人干脆又匿了真名回到了微博。

为什么会这样？如今的微信，再也不是那个更亲近的“熟人社会”，我们很难再在其中放松地表达自我，而是多出了重重自我审查与潜在的尴尬。内在情绪的表达看不到了，而对公共话题的讨论又是微信天生的局限所在，于是微信的私人与公共领域在交叉之中相互拉扯，“公共”是晦暗的，而“人”也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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