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及文祥从英法联军的经验,得了三个教训:第一,他们确切的认识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 第二,
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
们。他们认为这是时人自强的机会。
第三,
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并不是他们以先所想象那样的不守信义 。
英法的军队虽然占了北京,并且实力充足,但他们依约撤退了军队并交还首都,因而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
根据以上总结出的经验,恭亲王与文祥定下大政,一是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换句话说,他们觉得
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事部分
。二是他们知道自强不是短期内所能成立的,
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前,中国应该谨守条约以免战争
。
同时在京外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诸人也得着同样的教训。李鸿章设大本营于上海,与外人往来最多,认识西洋文化亦比较深切,,他对西洋机械也是极为注重。在他与曾国藩、恭亲王及文祥的书信往来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的先进思想:
一是认定我国到了十九世纪惟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即所谓学“器物”。二是
他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哪一国变的快
,明治维新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他看得清楚,更加疾呼当时人要猛醒与努力。三是
他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
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 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么经历了英法联军与太平天国的中国还会继续麻木,好似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一样。
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初始动机是为国防,故军事建设最多
,如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津,于上海设江南机器制造局制造兵器,于福州设造船厂及船政学校。但我们如仔细研究就知道国防的近代化牵连甚多。近代化的军队第一需要近代化
的军器
,江南和天津的两个机械制造厂十几大部分是兵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