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看完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下，从洋务自强到北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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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篇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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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战败后，中国并没有马上开始改革，为此浪费了20年的宝贵光阴，直到英法联军侵华，才不得不走上洋务自强的道路。

此后的40余年里，中国历经探索与挫败，中国不仅要经受外强的侵略，内部清王朝也腐朽至末路。时人要在一片破败与危机中探索中国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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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三章  自强及失败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三章：自强及失败

洋务自强

恭亲王及文祥从英法联军的经验，得了三个教训：第一，他们确切的认识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 第二，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他们认为这是时人自强的机会。第三，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并不是他们以先所想象那样的不守信义 。英法的军队虽然占了北京，并且实力充足，但他们依约撤退了军队并交还首都，因而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

根据以上总结出的经验，恭亲王与文祥定下大政，一是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换句话说，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事部分。二是他们知道自强不是短期内所能成立的，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前，中国应该谨守条约以免战争。

同时在京外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诸人也得着同样的教训。李鸿章设大本营于上海，与外人往来最多，认识西洋文化亦比较深切,，他对西洋机械也是极为注重。在他与曾国藩、恭亲王及文祥的书信往来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的先进思想：

一是认定我国到了十九世纪惟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即所谓学“器物”。二是他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哪一国变的快，明治维新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他看得清楚，更加疾呼当时人要猛醒与努力。三是他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 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么经历了英法联军与太平天国的中国还会继续麻木，好似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一样。

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初始动机是为国防，故军事建设最多，如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津，于上海设江南机器制造局制造兵器，于福州设造船厂及船政学校。但我们如仔细研究就知道国防的近代化牵连甚多。近代化的军队第一需要近代化的军器，江南和天津的两个机械制造厂十几大部分是兵工厂。

江南机器制造局

江南机器制造局炮厂炮房

第二，新式军器必须有技术人材去驾使，所以设立武备学堂，派遣军官出洋留学。第三，近代化的军队必须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设立了造船厂和电报局，建造铁路。第四，新式的国防比旧式的费用要高几倍，以中古的生产来负担近代的国防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李鸿章办招商局经营沿海运输，开煤矿金矿以增加收入。

福州船政学堂开业

轮船招商局

这批自强运动的领袖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定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须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简言之，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洋务反思

李鸿章、曾国藩等人虽已向近代化走了好几步，但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从他们个人角度来说，这些领袖都受的是旧教育，除李鸿章以外，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他们对于西洋机械十分努力去接受，对西洋科学也相当尊重，但他们自己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

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这样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以李鸿章为例，在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时候，他极注重海军，然而第一个困难就是军费。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认定之后，又不能按期拨足款。

其次当时皇室用钱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 。西太后要重修颐和园，李鸿章不敢得罪，只能把建设海军的款子挪作修园之用。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船上的炮虽比日本的大，但炮弹不够，并且子弹里所装的不尽是火药 ，外商与官吏狼狈为奸，国事败坏。

李鸿章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幼稚与用人不善也是他失败的原故之一。北洋海军初成立的时候，他请了英国海军有经验的军官作总教官和副司令，光绪十年左右,中国海军纪律很严，操练很勤，技术的进步很快，那时中国的海军很有希望。后来李鸿章误听人言，辞退英国海军的军官而聘请德国陆军骑兵的军官来作海军的总教官，技术就反而退步。

而他所用的海军总司令是个全不知海军的丁汝昌，丁汝昌原是带马队出身，让他作海军领袖当然只能误事。再看看当时的数据：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海军原本占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日本的海军占第十一位。北洋海军的情形如此，其他的自强事业莫不如此。

同光年间自强运动不能救国，由于领袖人物还不够新，但社会能容许他们更新吗？社会一定会给他们更大的阻碍。且他们所行不彻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对，同治光绪年间的社会，如何反对新人新政，我们从郭嵩焘的命运可以更加看得清楚。郭嵩焘经英法联军的洗礼后便觉悟，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国有公使驻外便从他起），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学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

郭嵩焘像 右：1878年巴黎世博会官方画报封面图片，报导郭嵩焘作为驻法公使，参观巴黎世博会

他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却引起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汉奸。 回国时，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时人反对他，他以后全无机会作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与他类似命运的还有曾纪泽，他运用外交从俄国收回伊犁，但也遭时人反对，不久就气死了。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阶级如此守旧，民众也一般无二。当时中国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地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的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但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不是民众。可以说，民众的迷信、教育水平低是中华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碍。

同治共十三年间，德意志统一、意大利统一、美国也消灭了南方的独立运动加强了自身的统一。这些国家统一之后，跟着就是国内的建设与经济发展。国际上新巨头的崛起，除了政治势力的竞争以外又有经济竞争。我国光绪年间处境之难远在道光、咸丰年间之上。

帝国主义还是我们最大敌人（注：帝国主义可理解为利用政治手段在落后国家获得经济利益）。要救国应该了解帝国主义真实的性质，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可以说有三层：一是资本主义国家贪图在外投资，英美国内资本多、利息低，而国外资本少，可获利空间大，所以英美资本家竞相向未开发的国家投资。当然接受外国资本不一定有害，我们的平汉铁路（又称京汉铁路）原是借比国资本建筑的，后来我们按期还本付息，那条铁路就变为我们的了。故孙中山先生虽反对帝国主义，但赞成中国利用外债来建设。凡是国际投资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凡是国际投资无政治作用的，就是纯洁的、投资者与受资者两方均能收益。

平汉铁路全国路线图，由卢沟桥至汉口铁路，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准备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

第二层关系是西方国家如何把商品推销出去。工厂规模愈大，得利愈厚，难的是获得市场。在十九世纪末年，国际贸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国不但提高本国的关税，并且提高属地的关税。这样一来商业的发展就是随着政权的发展，争市场等于争属地。被压迫的国家一旦丧失关税自主就永无发展工业的可能。

第三层关系是西方国家如何获取生产原料。世界上没有一国完全不靠外来的原料，帝国主义为寻求原料，大肆侵略。当然资本主义不一定要行帝国主义才能得到原料，同时出卖原料的国家也不一定就是受压迫者。

总之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资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同时我们不要把帝国主义看得过于简单，以为世界上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帝国主义了。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民主，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共产主义，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逻、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守门户的，在古代这种言论有相当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势就大不同了。 鸦片战争时英国将中国沿海一带各个击破，英法联军直打进北京，所谓国防外线简直没有用处。倘使在这种时代我们还要保存外线，我们也应该变更方案。

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国家独立， 因为它们独立后绝不会侵略我们。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是怕他们作帝国主义者的傀儡 。但历史事实是，法国攻打越南时，清廷举棋不定，后来就引起中法战争。而士大夫大多纸上谈兵，不济事。中法打了不久就讲和，和议刚成又打，再后还是接受法国的条件。越南没有保存，我们的国防力量反大受了损失 。

中日矛盾

关于我们的近邻日本，李鸿章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既注重中日关系，同时特别注意高丽，在国防上高丽的地位极其重要，其陆、海的位置都得天独厚，可攻我东北、山东、河北。（注：在清时高丽王朝已经更换为朝鲜王朝，此处蒋廷黻仍使用高丽名之。）

反过来看，高丽在日本的国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紧。高丽在我们手里，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国或英国所占，那时日本所感的威胁就更大了。所以高丽也是日本必争之地。

清中期周边版图  朝鲜位置对我国与日本国防均极重要

高丽（918年－1392年）又称高丽王朝，是朝鲜半岛古代国家之一。1392年，李成桂废黜恭让王自立，建立了朝鲜王朝。

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如岩仓、大久保、伊藤诸人原反对征韩，他们以为维新事业未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不应轻举妄动的贪图向外发展。后来迫于舆论压力，他们一面派舰队到高丽去交涉通商友好条约，一面派使者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并避免中国阻抗。我们自然不能坐视日本侵略高丽，而日本派去高丽的使节则交涉成功，他们订约承认高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就侵犯了中国的宗主权，然而北京没有抗议。

不久中日就发生了琉球的冲突。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1372年）起隶属中国，按朝进贡，但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琉球又向日本称藩，成了两属，好像一个女子许嫁两个男人，幸而这两个男人未曾遇面，所以这种怪现象相安无事了两百余年，直到日本维新，日本初阻止琉球入贡中国，改为日本一县，中国当然反对，也因彼时中国正与俄国争伊犁，又是无暇顾及。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既能灭琉球，就能灭高丽。日本或可不争琉球，高丽则势在必争。 

李鸿章也意识到这一点。不幸的是高丽忽生内乱，中国派兵驻进高丽，日本也在高丽京都驻有军队，与中国形成对峙之势。时人多有轻敌，预备向日本宣战，然而越南问题又起，主战人士忽又忘了日本，准备与法国开战。中国自顾不暇，高丽人便自发革命，其时高丽内部一直不得平静。

甲午战争的直接起因就是高丽内乱。1894年，高丽南部东学党作乱，中日两国同时出兵，中国助平内乱，日本藉口保卫侨民及使馆。然而造乱之地并无日本侨民，可见日本另有野心。李鸿章本想先平定东学党之乱，使日本无所借口。岂知内乱平定后日本仍不撤兵，要求中日共管高丽。在那之前，高丽本已与清政府签订条约，由中国独管。两国舆论都十分激烈，一意出兵。于是中日两国同于七月初一宣战。

第一战是海战，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从物质上说来，两国海军实相差不远，但是却战败了。

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割台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政治领袖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摇摆不定，结果就是误国。

189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署《马关条约》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甲午战败后

甲午之前，李鸿章用各种外交方法想得到西洋各国的援助，但都失败了。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各国的外交家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而且愈愿意出代价。而日本虽同中国打了胜仗，但战争总要削减其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俱伤，他们便可从中坐收渔人之利。

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字，俄、德、法三国就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俄国主动因其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如果横穿东三省，如果占领辽东半岛路线则可缩短，同时俄如能得大连、旅顺，俄在远东就能有完善的军港和商港。法、德同样有意向远东发展。于是三国给与所谓友谊的劝告，说日本之占领辽东半岛不利于远东和平。

西伯利亚铁路示意图

修建于1891年到1916年，起点是莫斯科最终抵达太平洋，让原本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地区逐渐繁荣起来，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中东铁路路线图

中东铁路，亦称东清铁路，是19世纪末沙皇俄国为称霸远东地区而修建的一条“丁”字形铁路，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在中国境内的一段。

中东铁路1897年8月开始施工，历时六年建成后，沿线地区商贸发展迅速，30多个国家在这里设立领事馆和银行，满洲里，富拉尔基，扎兰屯，哈尔滨由此发展起来。

战后日本固不敢不依从三国的劝告，于是退还辽东，但加赔款三千万两，中国当然不能负担。俄国大使一口答应帮我从法、俄银行借一万万两，年息四厘，数目之大、利率之低，诚使我们受宠若惊。

到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时，俄要求我们派去代表，于是李鸿章到了欧洲去。俄国借机提出了修建西伯利亚铁路需横穿东三省一事，并称如中国坚拒俄国的好意，俄国就不再助中国了。这一句话把李鸿章吓服了。于是中俄签定密约，俄许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中许俄国建筑中东铁路。

1986年李鸿章访俄国

然而《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的终身大错，甲午以后，日本并无于短期内再进攻中国的企图，是时日本政府反转过来想联络中国，因为西洋倘在中国势力太大是于日本不利的。俄国反之，是要利用中东铁路来侵略中国的。日后的瓜分之祸、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由那密约引出。

光绪二十三年秋，山东杀了两个传教士，德国乘机一面派兵占领青岛，一面要想租借胶州湾及青岛及在山东修铁路和开矿的权，自此山东算是德国的利益范围。

俄国见德国占了便宜，于是也调兵船占据旅顺大连，名曰制衡德国——我们费三千万赎回来的辽东半岛又被俄国夺去。俄国的外交最阴险：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东三省籍此划入俄的势力范围。

英、法、日的瓜分接踵而至，中国通通答应。惟独美国没有提出要求，但他运用外交使各国不完全割据各国所划定的范围，使各国承认各国在中国境内都有平等的通商权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门户开放主义。这种瓜分因甲午败仗而起，可见近代的世界，败仗千万不能打。

戊戌变法

康有为的出现恰逢其时。我国被小小的的日本打败了，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救国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自然拥护他。

康有为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觉得变革的时机到了。梁启超曾批评李鸿章的变革没能改变政治态度，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的变法运动。

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更。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 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 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 。他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作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康有为是那个国难时期的新贵，他趁机组织学会，发行报纸来宣传，一时附和的人不少，他的运动盛极一时，好像全国舆论是拥护他的，但大多数并不了解他的学说。

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他一再上书给光绪，大讲救国之道。光绪很赏识他，但因为种种的困难，只教他在总理衙门行走。后来又派康有为的四位同志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处办事。在戊戌春季的瓜分刺激下，从戊戌（1898年）四月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行了百日的维新。

百天内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的新政最主要有两件：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换句话说，以后读书人要做官不能靠虚文，必须靠实学。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康有为裁汰了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新添农工商总局，即经济部。

时人反对居多，因为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而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原打算从中升官发财的心血全都无望，至于被裁的官员更对之切齿痛恨。

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彼时实权尚在西太后手里，太后与皇帝两人之间久不和睦，这一来便动了废帝的念头。新派的人求天津的袁世凯以武力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们的机密。于是太后囚禁了光绪，重新临朝训政，康有为等人逃的逃，杀的杀，他们的新政就此失败。

慈禧与光绪

戊戌年的变法运动之中，外国人颇偏袒光绪帝及维新派，反对西太后及顽固党，于是一个内政问题就转变成国际问题。外人在中国不但通商占地，还传教，这一层极招顽固分子的愤恨，他们觉得洋人宗教是异端，几千年来都是外夷学中国，没有中国学外夷的道理。当时顽固派也是爱国派，他们觉得他们是在为保御中国文化而与外人战。这一点上，他们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 。甲午以后，山东出现义和团，这成为顽固党需要的武力。

义和团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他们专以洋人尤其传教士为对象。当时传教士许多偏袒教徒，教徒又仗势欺民，因此民众对其也有多年积愤。山东巡抚鼓励他们，他们就以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山东扰乱起来。后来袁世凯在山东作巡抚，视义和团为乱民，团民在山东待不下去，再经过满清贵族向西太后的介绍，义和团在北京得势了。

庚子年拳匪之乱其实是我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西太后及想实行废帝的亲贵，顽固的士大夫及顽固爱国志士，都与义和团团结去灭洋，以为灭了洋人，他们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达到。于是西太后于1899年5月25日向各国同时宣战，结果义和团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而八国联军占领了天津，慢慢逼近北平。于是西太后携光绪逃到西安。

八国联军侵华路线

拳匪之乱的结束是《辛丑条约》，除此之外还有东三省的问题，俄国趁拳乱占领全东北并不肯撤兵，日本出面与之交涉，引发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线路图

日俄战争是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与俄罗斯为了争夺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战争，以俄罗斯失败告终。

关于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日本彻底胜了，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成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得不到便宜。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的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算是损失较小的一种结果。但要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事业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围。由此，日俄对峙，中国得收些渔人之利。

孙中山的革命

自此，国人经过自强、变法、反动的失败洗礼，终于注意到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的方案。中山先生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 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由于经过了科学的训练，中山先生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

孙中山

光绪二十年的中日之战给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此后他完全放弃行医，专门从事政治。次年他想袭取广州以为革命的根据地，不幸事泄失败，他逃到国外并于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当时清廷监视极严，海外侨胞加入的也就少。此时期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到美国、英国，鼓吹革命。在海外逃难的时期，也是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初熟的时期。

位于檀香山的小屋，作为兴中会的根据地

等到庚子年间，拳匪作乱，动摇了许多人对满清的信念。留学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的加增。从此中山先生的宣传容易的多，信徒增加也很快。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创办了《民报》，这是我民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创立同盟会

孙中山创立《民报》所书发刊词

也是在那时，中山先生首次公开的正式以革命领袖的资格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

中国应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学和工业为全民谋幸福，这就是民生主义。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对内反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民权主义则明确提出民权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 许多人以为这偏于理想。其实中山先生已有准备，他以三民主义的步骤同时进行革命。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

军政是指，一切制度服从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训政即由政府派出经过训练的人员到各县筹备自治，对人民进行使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凡一省内的县全部实现自治，就可结束训政，宪政开始。

宪政是指国民代表会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的监督，而省内的行政事务长官省长受中央的指挥。到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时，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并颁布。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全国国民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建国大功告成。

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支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所以他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不小心我们就可召亡国之祸。

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接受训政，一般浅识的人承认军政、宪政，但不了解训政阶段是必要的。因为认识不到训政的必要性，所以没有想过去接受。可以看到，三民主义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

庚子拳匪之乱以后，全体人民感觉满清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日本胜了俄国以后，时人都觉得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西太后派了无名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表示要预备立宪。

然而国人此时对满清已然全不信任，各种改革之举反而增了革命运动的力量。满清在这几年之内，不但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还收走了袁世凯手中的北洋兵权——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算是第一，满人还要得罪他，真是自取灭亡。

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满人的把戏，积极的图以武力推倒满清的政权。丙午年间，同盟会员陆续在湖南、江西、武昌、南京等地起事，清廷几乎防不胜防。但同时，由于中山先生被满清逼离日本，同盟会阵地转移至安南（越南古名）；同盟会成员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数次在我国东南一带起事，均归失败 ；光复会徐锡麟杀安徽巡抚牵连同盟会成员秋瑾，两人终皆遇害。

胡汉民（1879年—1936年）。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民报》主编，从此成为孙中山主要助手之一。先后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华革命党、广东非常大总统府及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要职，曾任国民政府主席。1936年突发脑溢血病逝，享年57岁。

汪兆铭（1883年－1944年），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大总统后，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后任中央宣传部长。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病死。

秋瑾（1875年—1907年），1904年不顾丈夫反对，自费东渡日本留学。1906年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加入同盟会。曾与徐锡麟约定，在皖浙二省同时发动起义。1907年创办《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宣传革命。同年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杀，牵连出秋瑾。她已知失败消息，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遣散众人独守大通学堂。清军包围，秋瑾被捕就义，时年仅32岁。

两年既受了这许多的挫折，会中多数人主张变更策略，然而汪精卫坚持暗杀行为，秘密谋刺载沣，却失败被捕。彼时中山先生定下计划，准备先占广州，然后北伐。次年，产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这一役军事上虽失败了，心理上则大成功，因为革命精神从此深入国民的脑际。

黄花岗起义中部分牺牲人士

1911年4月27日下午，黄兴率120余名敢死队员率队攻入总督衙门，决心生擒两广总督张鸣歧。不料张鸣歧越墙逃遁。起义队伍与清朝部队人数巷战但失败，黄兴侥幸脱险。事后收殓烈士遗骸72具（32年查证姓名为86人），合葬于城东黄花岗，史称黄花岗起义。

正在这个时候，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那时待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为最急迫，困难在缺乏资金。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集民股筑路。但民间的资本不够，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便奏请借外债修路，把两铁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是一个开明的政策，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满清已丧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就更加不乐意铁路收归国有。革命党便借此做文章。

争路风潮很快发展到140多个县，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各地人士达数万人。争路的风潮扩大以后，革命党人就决定在辛亥年（宣统三年，1911年）秋天起事。革命党占据武昌。 一个月之内 ，十三个省相继宣布独立，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

辛亥革命后

清朝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满清此时山穷水尽，请袁世凯出来挽回大局。这般临时抱佛脚自然没用，袁世凯虽为清室谋得退位以后的优待条件，自己却因掌握军权，让孙中山让位于他，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的地位。

袁世凯

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这是革命惟一的成绩。我们虽进入了民国，但其实并不具备必备的条件。在上了正轨的国家，政党的争权绝不使用武力，军队则是国家的，军队应服从政府，不问主政者是属于哪一党派。但民国初年在我们这，军权就是政权。

辛亥年秋，清室请袁世凯来主持大局，中山先生民国元年把总统位置让给他，都是因为当时全国最精的北洋军队是忠于袁世凯的。我国的私有军队自湘军起，不过湘军和淮军都随着他们的领袖尽忠于清朝，所以没有引起内乱。到了民国没有皇帝了，北洋军就转而尽忠于袁世凯。

那么为何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民国呢？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不是要保御国家，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如无训练，他们便不知道大忠，而只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或是同乡。

那么工商界及学界的人何以不起来反对呢？他们经过几千年的专制熏陶，只懂作顺民而不知民权，如何能突然要他们作国家的主人。知识分子好像应该能作新国民的模范，其实也不尽然。第一，他们的知识都偏于文字方面，古书愈读的多，思想就愈腐旧；留学生分散到各国各校各学派，等回国后他们带回的各种学说，增加了思想的分裂。此外，我国的读书人素以作官为唯一的出路，所以知识阶级不但不能制止军阀，有的时候反助桀为虐。

诚然当时也是有办法引国家走上轨道的，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便是其一。但时人没有耐心，他们以为清朝是我们惟一的障碍，清朝扫除了，中国就可以从几千年的专制一跃而达到宪政。在民国初年，不但一般人不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就算是同盟会的会员了解的也很少。

中山先生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和革命军作他的后盾，这也是他让位于袁的原因，无人能帮他推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让位后，孙中山一方面希望袁世凯能不为大恶，同时他自己以在野的资格,，努力造党和建设。

假如当时中华民族不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空前难关，以一个曹操、司马懿之流的袁世凯当国主，树立一个新朝代，也可马虎下去。但既然是二十一世纪，所须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

袁世凯并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大政客。他借外债，暗杀宋教仁，与日本订约，扩充北洋军队的势力，待他死时，他没有做一件于国有益、于己有光的事情。

民国四年（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队四分五裂，遍地皆是军阀。东北、河北与山东归于奉系的张作霖，在北京自称大元帅，算是民国元首；江、浙、皖、闽、赣五省归于直隶的孙传芳；湖北与河南仍属于直系的吴佩孚；山西自是阎锡山的天下；西北则划于冯玉祥；川、滇、黔则属于一群内不能统一，外不能左右大局的军阀。粤、桂、湘算是革命军的策源地。

1920年北洋军阀割据示意图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界。此前我们虽有革命志士、有军队闹革命，但无政党、无革命军，此后就大不同了，黄埔军校的成立便是佐证之一。

北伐战争路线图

北伐战争是由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蒋介石为总司令于1926年—1928年间发动的统一战争。从广东起兵，于1928年攻克北京，致使北洋奉系的张作霖撤往东北并被日本刺杀于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北伐完成，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北伐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统治全中国，成为中国在国际上唯一代表政权。

中山先生为实现三民主义进行过诸多努力，在苏联革命的初年，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列宁乐与我们携手。民国十二年（1923年），中山先生与列宁的代表共同发表宣言，声明两国在各行其主义的条件之下， 共同合作。当年夏天，中山先生派蒋介石赴俄考察红军和共产党的组织 ，并决定联俄容共。同年蒋介石从俄回国，中山先生就请他创办黄埔军官学校。不幸这一年春天，中山先生于北平逝世了，革命重担大部分从此落到蒋介石身上。

1924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时, 孙中山、其夫人宋庆龄与蒋介石、廖仲恺在检阅台上

黄埔军校建校时期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培养了诸多军事将领。

编者注：倘若孙中山未于1925年逝世，可能中国会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孙中山既有为国为民的理想，同时经历过多次失败，也探索出务实的改革经验。此时他已经意识到扶助农工、团结最广大力量的重要性，如果他未逝世应能较好地平衡党内左右的力量，建立更开明的制度。而蒋介石上台后，右派力量当权，一反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与“训政、宪政”道路，虽然在中国经济近代化上多有贡献，但是在政治上专权，在民权、底层民生上鲜有作为。这也是导致其在与共产党的对峙中失败的其中原因。

关于北伐，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近十年来，蒋中正的事业皆遵中山先生的遗教。二是蒋中正努力鞭策全国向近代化迈进，近几年的大成绩有铁路的加修、全国公路网的完成、航空线的设立、无线电网的布置、义务教育的提倡、科学及工程教育的奖进及国防的近代化。三是九一八以来， 蒋先生为民族计忍受国人的非议和敌人的无礼，绝不轻言战，而是继续推进近代化建设。不尽早宣战是明智之举，反而能争取到宝贵的建设期，这一点我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