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社会总是在永恒的变化之中。
美国建国时的人口不过三百万，疆域局限于东海岸十三州；而今天的美国拥有三亿人口，疆域横跨两洋。
通用电气，波音，陶氏化学，辉瑞，苹果，迪斯尼，IBM，Google等众多巨型跨国企业仍在各自的领域执牛耳；从白雪皑皑的新英格兰到浩瀚的太平洋之滨，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和加州理工等科研重镇仍然引领全球科研的前沿；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到洛基山脉之间数千英里的密西西比河冲积平原，西部拓荒者在几代人之间就把这块天赐的土地建成了世界性的粮仓。
在奔腾向前的历史长河里，总会有几块沙洲，几处河湾，几条峡谷，人们会说，在这之后这条河再也不同。
在美国的历史里，2000年布什诉戈尔就似乎是这样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也有若干次结果很接近的总统选举，但是似乎没有哪次总统选举能像2000年这次掀起双方如此激动的情绪，能导致两党如此深度的总动员，整个对抗一直延续到联邦最高法院才结束，美国国父设计的这套宪法架构几乎是被穷尽到最后一件武器才解决了这个危机，而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如此之深，其影响一直波及到今天。
前几天CNN有一个专题回顾15年前的这场战斗，民主党人的总结是：“我们带着大刀参加枪战”。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共和党笑到最后的原因，整个共和党的团队从一开始比民主党团队更加抱着必胜的信心，狭路相逢勇者胜。共和党团队的领导者贝克从一开始就比他的对手克里斯托弗更具有清晰的战略和远见，他在遭遇战之初就看出共和党的制胜策略是把这个事情拉出佛罗里达州，在联邦最高法院解决战斗。
《法庭上的巅峰对决》是知名作家图宾的又一力作，他在这本书中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民主党在最高法院的失败并不只是战术性的，其中包含了很多长期和战略性的因素：特别是重要骨干的梯队培养上的差距。
在六七十年代的法学界，保守派被自由派长期压制。八十年代初随着里根革命保守主义大潮卷土重来，在最高法院里伦奎斯特和斯卡里亚长期致力于反转自由派在六七十年代创立的判例法。在各个法学院里的保守主义教授们也组织起了“联邦主义者学会”，开始海选，培养年轻一代保守派的法学人才，并把其中出类拔萃者向白宫，国会和联邦检察官岗位上输送。
罗伯茨首席大法官（John G. Roberts Jr.）和阿利托大法官（Samuel Alito）都是八十年代通过这套“选拔制度”被从哈佛和耶鲁法学院输送到法官助理，白宫和司法部这些关键岗位上。而克鲁兹参议员（Ted Cruz）和超级诉讼律师克莱门特（Paul Clement）则是九十年代那代人中的杰出代表。
正因为长期和持之以恒的团队建设，共和党才能在佛罗里达州这个关键的战场上，在关键时刻积聚了大批曾担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助理的法律精英。
初出茅庐的克鲁兹结束了在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办公室的法官助理不久，就担任了诉讼团队的二传手重任，在他的协调下，他的“大师兄”罗伯茨等人云集佛罗里达汇聚在贝克的大旗下，他们正确地判断了最高法院殿堂里的前老板的想法，剩下就是等待主将奥尔森（Ted Olson）带领他们发起冲锋了。
与之相反的是，民主党方面的团队建设就差得多了。因为卡特没有机会任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1969年到1993年之间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共和党的总统垄断了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虽然有共和党总统任免的大法官渐渐倾向于自由派的情况，但是总体而言保守派在九十年代以来维持了稳定的五票多数。结果就是保守派阵营里的法官助理人数要多得多，也更有组织。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在约翰逊总统和克林顿总统之间没有一个民主党任命的大法官，最高法院始终没有大幅倾向于保守派。
其中的原因自然是因为很多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渐渐地倾向于自由派，如已退休的史蒂文斯大法官（John Paul Stevens，福特总统提名）和苏特大法官（David Souter，老布什总统提名），还有联邦第七上诉法院的波斯纳法官（Richard Posner），虽然他们都是共和党总统提名，但如今几乎没人还认为他们属于保守派。
有意思的是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共和党，本书的作者图宾在多个场合强调过最近二三十年的政治大趋势：共和党温和派的消失。因为大法官们是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共和党温和派参议员消失对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转变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在保守派和自由派尖锐对立的政治大气候下，伴随的现象就是温和派大法官在最高法院里越来越稀少，在奥康纳大法官退休之后，肯尼迪大法官成为唯一的温和派和所谓的“摇摆票”，从布什诉戈尔到联合公民案，一个接一个5：4按意识形态划线的判决让人越来越质疑最高法院的政治中立性。
但是在我看来，身为自由派的图宾可能对保守派阵营的极端化洞若观火，但是他自身阵营何尝没有极端化？奥巴马的政策就比克林顿的政策左得多。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两党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可能有好几个因素都或多或少地起了作用：比如说前苏联的解体让两党团结一致的外在压力消失了；比如说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但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媒体的变化，特别是如面书和维特这样的社交网络的崛起。美国有一个社会学家用略带夸张的语气描述了这个社会现象：“每个镇子都有一个疯子（极端保守主义者或者极端自由主义者），过去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互联网的出现让这些人不但找到了彼此还串联起来，结果就是在两党内的极端的声音越来越大。”
美国的政治策略设计师就注意到，虽然共和党相信全球暖化的党员超过半数，仍然没有一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敢公开说“全球暖化是真的”，原因不外乎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第一站衣阿华州党团会议的参加者中铁杆保守派占多数。其实民主党的衣阿华党团选举也差不多，因为党团选举这种不同于普选的形式，一般抽出时间开车去很远的地方参加党团会议肯定是对政治比较热衷的人。结果就是：两党中较为极端的群体绑架了整个党的政策平台。宾州的温和共和党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在大法官提名过程中没有准备严格按党的政策走，结果差点被轰下权力极大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宝座，尝到苦头之后他只好许诺严守共和党立场才保住主席的职位，几年之后他被共和党的新锐派扫地出门。
政治固然现实，但并不意味着这场政治斗争里的人都是冷酷的政治机器。恰恰相反的是，在最高法院的这场巅峰对决的两个主角奥尔森和博伊斯（David Boies）渐渐地惺惺相惜，最后成为好友。在小布什总统提名奥尔森为政府首席律师遭遇民主党参议员的杯葛的时候，博伊斯为其到处奔走游说，奥尔森最终在参议院以51对47票涉险过关。在其后的四年里，奥尔森以其职业精神赢得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的敬重和美国法律界的普遍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