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TikTok难民”友好，掩盖了对个体的漠视

单读 · 公众号 · 杂志 · 2025-01-17 08:30

正文

剧集《初来乍到》

当 TikTok（抖音海外版）在美国面临禁令，一批自称“TikTok 难民”的美国人相约来到了小红书。这使小红书攀至欧美多国下载排行榜首，中国用户的首页上满是文化交流的友好空气。

“地球村”的幻梦又回来了吗？

感动之余，也有不少网友对这种无条件的友好表达不适。其中一个角度是，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面对来上海旅游的韩国人、在广州聚集的非洲与东南亚移民、驻外中资企业中的当地人等非白人群体，很难表达出类似的善意。

在今天单读分享的这篇文章《乌玛》里，作者话梅糖从一个“令人心虚”的时刻写起，讲述了她与尼日利亚人乌玛的友谊。在尼日利亚一家驻非中资企业实习时，她结识了公司的翻译乌玛，两人很快成为了朋友。某天，乌玛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知道‘小黑’是什么吗？”

《乌玛》在上海中非研究网络（CASIN）第一届全球中非写作大赛中获得非虚构类一等奖。这篇文章不仅在中国企业出海的大背景下描绘了不可见的小角落，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老外”“小黑”这些标签之下，有多少交往受困于文化的惯性，有多少是人与人的真心？

乌玛‍‍‍‍

撰文：话梅糖

当乌玛问我什么是“小黑”的时候，我承认，我是心虚了的。

我在一家驻非中资企业里实习，公司规模很大。大部分同事是中国人，但若折成百分比，那还真说不准能占多少。因为司机、保安、保洁、前台等各种“综合性”工作都是由尼日利亚人完成的。乌玛是我少数认识的、执行相对重要工作的当地人——她在公司担任翻译。

和乌玛相识于一场试镜。我为公司摄制的短片需要一个会说中文的女主角。对接的中国同事安排了她和另一个女生，宋，一起来见我，让我看看谁更合适。乌玛和宋，无论是外形还是性格，都十分不同。宋偏娇小，编着非洲常见的编发，辫子长长的。可能因为在中国留学过，宋更敢和我用中文对话。乌玛则高大些，个子有 170 厘米以上，肤色更黑，戴着齐肩一刀切的假发。她比较安静，说话时总要加一句“我的中文不是很好”。

显而易见，最开始是定了宋当主角的。可不知怎地，正式排练的时候，她总是会因为紧张而无法开口说话。反而乌玛更加舒展、更加大方。就是这样，我和乌玛开始了更深入的合作，也在工作间隙的交往中，越来越了解彼此。

尼日利亚露天市集（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拍摄工作的第一天，我们就忙到了下午两点。同事热情招待，说园区已经准备好了饭菜，感谢我给项目做宣传。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摄制组的成员都被邀请了，于是打算叫上乌玛和我坐同一辆车。

同事立马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聚餐的都是中国人。”

我没再说什么，乌玛也像是听不懂一样，坐上了回宿舍的车。

想起来，在尼日利亚的日子比想象中“轻松”太多：在公司里，我每周都能领生活用品，独享豪华阳台房宿舍。食堂的中餐好吃得让人立增十斤，外出工作全由司机接送，要去一些不太安全的地方，公司还会配备“大兵”。如同这次，我从总部到地区出差，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照顾得十分妥当，与在北京租房实习、苟延残喘的生活比起来，可真算得上是“养尊处优”了。

但也有被工作和情绪压垮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坐在车里看路边的景象：瘫坐在草坪上的尼日利亚人用手支着脑袋，在烈日下一动不动；或是坐在电线杆上，望着天空发呆；还有的坐在树根和石墩上。我则紧抓着把手，在颠簸的车厢里倚着车窗。我看不见他们的眼神，但总觉得和我一样。好想和他们对视，问一问：在想什么呀？也会思考宇宙的浩渺和人生的虚无吗？还是等待着下一秒的痛苦和迷茫，忍受着想要撕碎一切的悲伤。但好像又不一样，因为我坐在车里，而他们叩着大地。

尼日利亚街景

乌玛和我同岁，都是 98 年生。她是伊博（Igbo）族，也是基督教徒。她的父母是大学老师——这在失业率极高的尼日利亚，算是相当体面的工作。她有四个妹妹，经常在朋友圈和 instagram 发她们的照片，和我夸赞“她们很漂亮”，却不喜欢给自己拍照。

我俩最开心的瞬间，就是利用出园区拍摄的机会，吃上一个薄荷巧克力冰淇淋。我偶尔去她的宿舍串门，在充满 Jollof rice（尼日利亚特色炒饭）味道的小房间里学习当地语言。我们会聊解不开的自卑情结；聊在仍旧被催婚的环境里，如何逐渐摆脱年龄焦虑；聊环游世界的小小理想。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不论国籍、人种、民族，女性和女性之间竟有如此多相似的境遇、困惑以及人生态度。

有趣的是，作为一个曾在孔子学院读书、学习中文的学生，乌玛平时的爱好是看韩剧，聊起韩国流行文化可以说是如数家珍。我问她，那若提起中国，你会联想到什么？她却怎么也回答不上来。

乌玛还带我认识了兰兰——整个公司唯一一个作为家属来到尼日利亚生活的中国小女孩。事实上，也是园区里唯一的小孩。她 6 岁，大眼睛、小酒窝，笑起来甜甜的，一口“湘普”可爱得不得了。因为乌玛会说中文，兰兰总喜欢找她玩。她的爸爸妈妈也乐见其成，喜当甩手掌柜。于是，出差那几天，乌玛、兰兰还有我，常常在下班后一起在园区里散步，然后挤在办公桌上玩填色游戏。我们仨，肤色不一、身形迥异，乐乐呵呵的，成了公司里独一份的光景。

填色游戏，乌玛和兰兰的手

回总部之后，我和乌玛几乎每天都在微信上聊天，大多关于尼日利亚当地的风土习俗和时事新闻。

——你知道“小黑”是什么吗？

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生怕旁边有其他人。屏幕上仿佛显现出她的眼睛，淡漠的、厌倦的，令人无地自容的。

——你别介意，他们应该没有恶意。就像叫外国人“老外”一样。

与其说是在说服她，更像是在说服我自己。实际上，在尼日利亚的日常工作中，“小黑”这个词的出现频率不亚于“吃饭”俩字:

“让小黑来修一下就好了。”

“你去和综合部主任说一声，叫一些小黑过来帮忙。”

“这个小黑怎么还不过来？”

......

虽然我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本地员工，也每每感觉不适，可那种质疑的冲动很快就会碍于各种人情世故，消散而去。我又想起她和兰兰。圣诞节前夕，园区里挂满了彩色灯带。兰兰兴奋得很，又是跑又是跳，伸手去够。暮色下，乌玛望着她笑，然后转头回答了我的提问：

“因为我俩都很孤独。”——所以她和兰兰成了朋友。

但后来我明白，她俩相互靠近的真正原因，是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世俗标签的层层束缚。

乌玛，既不是同事口中的“小黑”，也不是我借以了解尼日利亚的窗口。她是个会愤怒、会伤心、有困惑、有喜悦的普通人，一个具体的人。

路上捕捉的可爱非洲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