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将铁路收归国有，直接引爆辛亥革命，铁路国有化大清错了吗？

如今中国的铁路毫无疑问是归国家掌管的公有财产，其建设运营也都由政府完全负责。但在100年前的大清，在那个铁路与火车刚刚引入中国不久的时代，铁路的所有权是十分模糊的，甚至人们更喜欢铁路的私有化与民间化。就在1911年，当政府宣布将两条重要的铁路收归国有时，一场大暴动随之发生了。

1900年，美国永兴公司拿下对中国粤汉铁路的修建经营权，但这家公司并没有修建铁路的能力，再加上清末十年，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大为觉醒，收回利权运动与反洋运动此起彼伏，就这样在1905年，张之洞与湘、粤、鄂三省士绅共同出资将铁路从美方买了回来，交由地方士绅出资修筑。

川汉铁路也大致如此，1903年，由四川总督锡良赎回并交由民间公司修筑。就这样直到1911年，两条铁路已经修了好多年了，照理说可以看到一定的成果了。

1911年，出资修建铁路的民间公司由于集资等种种问题迟迟未将两条铁路修建完成，清政府眼见铁路迟迟未通车，希望能够将其收归国有后，再向西方借贷来完成修建。其实以今日的角度来看，政府收归铁路所有权无可厚非，但清政府错就错在处理问题的方式又简单又粗暴，在对民间各方意见未进行任何调查的情况下，急促地发表收归命令，这自然引发了地方的巨大不满，保路运动应运而生。

保路运动发生之后，民间将矛头集中到时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身上，不仅是士绅，就连四川总督王人文，也向朝廷奏报说盛宣怀误国害民，请求朝廷罢免盛宣怀。

盛宣怀不冤枉，他在这次行动中的确错误频发，他从没有参与过两条铁路的相关事宜，这一年刚刚就任，但就任后却在没有任何调研的情况下，便对英、德、法、美四国银行代表宣称，铁路的修建必须依靠外债。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政府一定会很快将铁路收归国有，这显然与事实是南辕北辙。

收路命令发至各地之后，各地纷纷反对，《大公报》报道称，无论是湘人还是鄂人、粤人、川人，无不连续召开大会，表达严重的抗议声音。而面对民间的反对声音，盛宣怀依旧没有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他反而向摄政王载沣上奏要求派兵消弭地方的暴动。

虽然数省都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每个省的反对缘由又有差别。就爆发保路运动的四川来说，其实四川士绅对于铁路的国有与否起初并不在意，他们强烈反对的理由就在于清政府收归铁路国有政策是一张空头支票，没有给他们任何补偿。他们在意的是之前投入的大量路款应该得到怎样的补偿，相较于广东、湖南与湖北来说，朝廷对四川的补偿是最差的，算来算去，他们相当于这么多年来对铁路的投资不但是零收益，反而还要倒贴数百万两白银。

搁谁谁也不答应！

本来四川士绅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但朝廷随后却又颁布了与西方银行所议定的借款合同，这对于四川士绅来说无异于一颗炸弹在心中爆炸。他们认为朝廷不但要空手套白狼，将铁路收归国有，还要拿他们的血汗去向西方摇尾乞怜，让西方人来投资建设铁路。这样的话，他们几年前辛辛苦苦从西方公司那里收回的铁路又有什么意义？到头来不还是得用西方人的钱来修中国的铁路吗？

清政府的一系列盲目且愚蠢的举动一次次鞭打着四川士绅与民众的心，也使得反抗的浪潮是一波接着一拨，一场新的风暴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保护中国的国家尊严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四川士绅组织成立了“保路同志会”，用以统一指挥川省的反抗运动。1911年8月2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全省各地诸多学校纷纷停课，商户关门停业，并拒绝向政府交税。尽管如此，保路会采取的措施依然以和平手段为主，并不主张以暴力解决铁路国有问题。

但就在此时，清政府再次脑残，朝廷竟然决定以军队和武力来镇压四川民众的保路运动，于是湖广总督端方带兵前往四川，以武力震慑民间反抗力量。

军队的出现无疑使局面更加混乱，四川总督赵尔丰也与前任王人文不一样，他是一个做事果断狠辣的人，先是派兵捉拿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伦、副议长罗纶、川路公司股东会长颜楷、保路会成员邓孝可等人。此外，赵尔丰还放任军队攻击游行示威的民众，大量平民惨遭屠杀。

清政府的愚蠢行为忽略了所有的社会力量，而这种完全不考虑后果的暴力解决方式，最终导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趁端方带兵赶往四川，武汉兵力空虚的时机，一举攻克了武汉三镇，辛亥革命就此爆发了。

清末新政时期，大清的每一步改革都是举步维艰，可以说越往后就越需要谨慎小心，以避免被各方势力所责难。但在收归铁路国有事件中，清政府却一反常态，以一种长时间未曾出现的强势且独裁的暴力方式处理问题，但此时的大清已不再是康雍乾时期的大清，革命党人正虎视眈眈等待时机，而大清也最终倒在了保路运动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当中，再也爬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