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最后一站

父亲不见了

那是一个寻常的夏日，陕西蓝田县华胥镇的陈东毅晚上下班回家，发现父亲陈有银不在。直到晚9点，人还没有回来。这不寻常。76岁的父亲，自儿子记事起就在务农、至今仍在务农的父亲，顿顿离不了面食、从来不在外面过夜、尽可能守在母亲身边的父亲，在2024年8月8日，一个既不是纪念日，也不是阳历或农历上任何节点的日子，从家里消失了。

母亲说，父亲上午问她要了100块钱，出门买了桶油，找回的零钱一分不少，全在桌上摆着。他洗了澡，在中午时出门了。手机打过去关机，但陈东毅16岁的儿子说，爷爷的手机明明昨晚充了一夜的电。

陈东毅骑着电动车在附近找了一圈，没有任何发现。他报了警。消息在村组的微信群传播。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而来。可能去走亲戚了，过一夜就回来了，人们说。不祥预感在陈东毅心中升腾，留下钱，故意关机，父亲似乎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儿子不敢细想的计划。有一个人建议，陈东毅应该去山上坟头看看，他立马知道了对方是什么意思。

夜里3点半，他决定一个人上山。四处漆黑，长满杂草，他拿手机照亮。探路时，发现前方立着几只硕大的黄鼠狼，他吓得魂都飞了。他既害怕错过什么，又害怕发现什么。他走到过世超过20年的爷爷奶奶的坟头前，父亲不在那里。他几乎一夜没睡，天蒙蒙亮，他再次上山找了一轮。草丛里也看过了，没有尸体。

他开始从监控摄像里寻找线索。村里有人在家门口安了摄像头，把时间定位到8月8日中午12点，父亲在屏幕里出现了，穿白底蓝格子衬衫、灰色长裤、咖色皮鞋，推着一辆黄色共享自行车，往镇东边的工业园区而去。调取那里的监控，他看见父亲骑车继续往东。他继续追踪，在一个超市的监控里，又看见了父亲。就这样沿路问了几十个店铺，很多人二话不说就给他看监控。一直追到18公里外的蓝田县城，线索断了。

他计算了一下时间，父亲80分钟骑行了18公里。对于一个近8旬老人来说，这是惊人的速度。用最后那位在道路监控看到父亲的警察的话说，「老汉骑得美滴很」，意思是精神抖擞。他稍感宽慰，父亲似乎奔着什么急事而去，并且，那件事不是坏事。

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第四天。住在西安的姐姐陈艳丽和姐夫在事发当晚连夜赶回。远亲近邻相继来了。所有人都在想办法，陈东毅发小的媳妇把寻人消息发到抖音上。姐夫的朋友向蓝天救援队请求援助。村里不少人参与周边搜索。寻人启事印了一大叠，四处张贴。

父亲的人际关系简单，除了乡里乡亲，就是他50年前的战友了。最常联系的一位叫张红年，在隔壁村。陈东毅登门拜访，仅仅打电话不够，担心老人串通，把父亲藏起来。当着儿子的面，张红年又打了几个电话给附近的战友。这是儿子第一次知道父亲除张红年外还有哪些战友。一个在县城跟儿子卖菜，一个在西安市中医院看自行车，还有的得了脑梗，行动不便。「嫌疑」一一排除。

父亲不烟不酒，不打麻将不下棋。闲时，他爱看电视上的军事类连续剧。父亲很少有私人物品，一个放在抽屉里的记事本，几乎就是他全部生活的映照。上面记录电话为主，总共也没几个人。有一页写了两串610开头的长长号码，是父亲和母亲的身份证号，在农村很少用到，所以他记不住自己的后几位。有一页写着「每周一早12点放学，下午4点放学」，那是十几年前，孙辈在村小上学，父亲记下的接送时间，等他们长大一点，就被儿子接到城里去了。有一页写着几句古诗，有一页则是如何防止便秘的剪报。陈东毅从中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他与姐姐做了各种尝试。他们去寺庙，猜想父亲会不会躲在那里散心，僧人向他们保证，哪怕人真来了，也给劝回去。他们接到一些爆料，疑似父亲的老人在不同地方出现，无一是他。他们遇到了几拨骗子，一个人要200块，他们给了，另一个人要一万块，被识破了。他们找了不同的算命先生。他们甚至抱着最坏打算，用竹竿探入灞河的水草里，看能不能打捞出什么东西。一无所获。

最后，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待了。

监控画面中的陈有银图源网络

第一天

回到事发的第一天，午后温度达到35℃，他出发了。自行车是管村里小孩借的，没有锁。他曾有辆飞鸽，骑坏好多年了。这辆不同，轮胎不用充气，共享经济潮起时，附近到处都是，现在都消失了，独此一辆被掠为私产。他没看地图，看也看不懂。他心中有个目标，沿着国道走，不懂就问。十天？半个月？他估摸着能赶在小孙子高中开学前回来。

这是个新鲜计划，冒出来没多久。7月初，儿子退掉城里租的房子，全家搬回侯家铺村的这间祖屋。多年来，只有陈有银和老伴住在这里，理论上东边两间属于他二哥，人家早迁走了。老房子重新热闹起来。他的欢喜溢于言表。第一个月，正赶上儿媳妇淡季停工，一天三顿饭都她做。家得有人守，饭得有人做，这是他执行计划的前提。

出门前买一桶油，是看家里剩的不多了。省得孩子去买了，耽误他们事儿。剩下的钱放桌上，怕老伴疑心，「你把钱装兜里干啥？」他把手机电池抠了出来，难怪没人能联系上。他只带了两件换洗的上衣，一件雨衣。他甚至没有带身份证，怕丢。

家人以为他身上没带钱，其实不是，后裤兜里，他揣了1400多块钱。平时家里的钱他都交给老伴管理，这笔钱算是私房钱。儿子收拾房子的时候发现过。「爸，你咋把钱放这了，都发潮了。」他没再多问。陈有银兄弟姐妹6人，他排行老五，唯有他还在农村务农，情况最困难。逢年过节，姐姐和妹妹会给他几百块。这些年攒下来，约摸4000。前不久孙女说学校报名要交钱，爷爷把钱给她，剩下1400。

但没留个字条，家人着急怎么办？没锁的共享自行车，半路被人骑走怎么办？没有多余的裤子换怎么办？没身份证被盘查怎么办？钱用完了怎么办？赶不回来怎么办？最坏的可能是什么？他没有想过的事太多了。

后来，媒体会用「完成梦想」来描述他将进行的这件事。但他不会用这个词，只能叫「一个想法」。这件事论其本质，是一时冲动，没缜密考虑，和年轻人喝大了在腰间文了个身，或者上班族被老板训了一顿后裸辞去拉萨，没有区别。足够崇高的，才叫梦想。当兵是梦想，这件事不算。

年轻时，他梦想当兵。他三哥就是军人，他也盼着去队伍里锻炼锻炼。连续3年，体检通过了，公社的大队长不放人。几个哥哥都去了外地，家里要保留劳动力。他手脚勤快，公社每次开大会，他一早就去用架子车运水、做杂务，一来二去跟武装部长熟了。「部长，你看今年我22岁了，我再不走，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他说。1969年冬，武装部长说有个空缺，急忙骑着自行车驮他去县里办手续，直接在那儿把衣服换了。他穿着军装回来，大队长没话说了。

他们在西安上火车，是装牲口的专用车，睡在芦苇席子上，一路开往河南开封。他三哥是机械兵，开压路机的那种，而他耽误几年，竟去了空军，22岁时当上一名空降兵，是新兵里岁数最大的之一。15军43师炮兵团，番号0794。空军伙食标准比陆军高一倍，一天9毛钱。他为自己的兵种感到自豪。

那段岁月太遥远了。1976年复员后，他没离开过农村。他再没坐过飞机与火车。就连西安后来开通地铁，他也没有机会坐。

2019年，他所在的连队在西安进行了退伍后的首次聚会，指导员从河南远道而来。他得以与很多战友重新取得联系。每年春节，他都给老指导员打电话拜年。去年还是前年，他记不清楚了，指导员去世了，电话那端再也听不到那河南口音。重聚之后，是不断地告别。他数了数，全镇同年参军29人，已经走了十二三个。而活着的人，好几个脑梗了。不久前他去看望一个战友，坐在轮椅上。家人怕他摔，就用绳子把他和轮椅捆在一起，毫无尊严可言。他感到特别心酸，但也知道在农村，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属于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还算健康，一年到头连感冒都没有，至今没感染过新冠（或者感染了但没症状）。但他也知道，死亡并不遥远，随时可能发生。而在此之前，他需要完成一件事。

现在，他迈出第一步。没戴表，他一口气骑到天黑，抵达潼关。那是陕西与河南交接处，距离出发点有100多公里。晚饭吃了碗面条，每天不要花超过10块，尽在他的计划。他在一处关门的店铺前，把雨衣铺在地上，睡上去，也不感觉硌，很快就睡着了。

爱与煎熬

整个8月，陈东毅两口子在煎熬中度过。他出去找人，妻子在家看着母亲，工作全停了。村里的人都相信，陈有银不在人世了。痛苦是双重的，儿子听到风言风语，老头子是被儿媳妇气走的。怎么儿子一家刚搬回来一个月，这事就发生了？他们没有辩解空间。「我爸我妈这衣服都是我媳妇买。她跟我一样，不善言谈。」他说。妻子委屈，哭了三天。

陈东毅46岁，声音柔和，看起来文质彬彬，两鬓有不少白发。村里有人传他急得一夜白头，他予以否认。他有一种过分的客气，9月底我们约见面，他骑了两公里的电动车来我宾馆，聊了两个多小时，桌上洗好的葡萄一粒没吃，拧开瓶盖的矿泉水一口没喝。他和姐姐陈艳丽一样，初中就不读了。除了小时候偶尔帮手干些轻微农活，姐弟从未真正务农。他做过油漆工学徒，干过食堂，跑过印刷厂的业务，开过出租，没赚到什么钱。为了孩子读书，去西安租了房子，而现在孩子大了，搬回来能省下房租。

关于父亲的去向，各种可能滑过他的脑子。有一点是他坚信的，父亲不可能寻死。他放心不下我妈，他想。

母亲的精神分裂症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那时爷爷刚去世，父亲突然成了一家之长，所有的事情向他压来，他慌了。陈东毅后来总结，可能是父亲急躁的行事风格，激发了母亲本就埋在家族基因里的病灶。后来这些年，母亲病情时好时坏，剥夺了她的一些认知能力。她无法做饭。电磁炉不知道插电，放到煤气灶上，烧焦了。她晚上睡不着，白天则不想动。她多次住进西安市内的精神病院。

父亲的世界也随之改变了。他几乎寸步不离地照顾母亲。母亲头脑不清醒时，他出去转转，还得把院门锁上，怕母亲出门不认识回来的路。女儿陈艳丽回忆，村里有红白喜事，他总是随完礼就回家，饭都不吃。即便2019年那次对他意义重大的战友聚会，是两天一夜的行程，每人交200块钱，他也没住，第一晚就回来了，因此而错过了第二天的集体合影。他从没旅游过，西安的兵马俑、古城墙都没看过。大雁塔倒是见过多次，去省精神病院要路过那里，一次没上去过。

父亲急躁，体现在开始干一件事必须就得赶紧做完，但更多方面，他是随和的。农村男人打孩子很常见，他从不打。他让母亲掌管家里的经济，「我妈虽然有病，心能细一点。」陈艳丽说，「那账算得可厉害了」，这也是他不太传统的那一面。母亲不喜欢烟味，他就再也不碰烟了。不是自律，不是为了健康，唯一原因是母亲。「以后谁再给你烟你就不要抽。」母亲这么说，他记住了。

就像大多数的中国传统家庭，父亲与孩子交流不多。父亲在外面很外向，回家就内向起来。去城里生活这些年，陈东毅一个月回村一次，放下千八百块钱，待上一阵就回了。

父亲从未讲过他的军中往事。儿女只知道他在河南开封，不知道细节。家里没找到父亲当兵的照片。退伍证上本有照片，但陈东毅小时候把它撕掉了。陈东毅记得，当时他十岁左右，养了一条狗，他是它的好朋友，睡觉都要抱着它一起。但父亲看管不慎，狗死了。它颈上拴着绳子，从门上跳过，因绳子不够长，悬在半空吊死。那种惨烈的死状，对他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要惩罚父亲，所以他撕掉了照片。他后来意识到，那是父亲「唯一比较珍惜的东西」。

今年过年，儿子好像突然开窍了，管他的老板借了辆商务车。「爸，我带你去延安看一下吧。」他说。他想着父亲当过兵，又是党员，对革命老区有那种情怀。不去，父亲说，「我早都去过了。」他提议其他地方，父亲都拒绝了。他明白，父亲怕他花钱。拗不过，最后哪儿也没去。

父亲就是这个样子，小心翼翼，生怕麻烦儿女。村里有人去世，按理说年轻人会被喊回来帮忙，父亲相反，「尽量不告诉我，怕回来影响工作。」陈东毅说。母亲的病需要常年服药，每隔一两个月，父亲就要去县城医院取药，他不想用儿子的车，就自己坐车去。班车不定时，有时没赶上，天黑才回来，饿着肚子。「咱爸以后要是给咱妈买药，不给我说的话，我就跟他不过了，分家。」陈艳丽忆起弟弟知道之后说的半开玩笑的气话，「我弟其实也是很关心他，也是很爱他的。」

两代人之间的关爱，有时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呈现。父亲有件衣服穿得太旧了，儿子有天对他说：「你衣服烂了，不信你脱下来看看。」拿过去就用剪刀把袖子剪了个窟窿。他给父亲买了新衣。这件事，父亲后来会把它当成特别感动的事，乐呵呵地分享出来。

父亲情感含蓄。女儿陈艳丽记得唯一的一次，他哭了，是她出嫁时。按地方习俗，父亲要在婚车来之前，上山坡砍竹子。他想到女儿的户口要迁到别人家去了，心里很难舍，眼泪掉下来。陈艳丽没有看到，是父亲后来电话告诉她的。

父亲不在的日子，哭都是偷偷躲起来。明着哭，是向现实的投降，这事就铁定成了悲伤之事。家中还有母亲，陈东毅最担心的是她受到刺激。「妈也知道，这次还可以，她挺过来了。」

8月过去了。陈艳丽农历生日来了。往年她总会忘记，反而是父亲记得，她生日前一天，必定会接到父亲的电话，「明天给你做点好吃的。」她多么想抱着他痛哭一场，「爸，你欠我一个生日仪式。」她盼着电话响起，又害怕电话。「人家跟我说，没有消息是最好的消息。」

陈有银家中

在路上

时间模糊了，老人不再记得日期，只感受昼夜更替。夏天好像一直没有褪去，一天比一天更热。大多数的长途骑行，过程即目的，而属于陈有银的完全不同。没有直播，没有观众，没有记录，也不期待未来的讲述，这只是他私人的一件事。他不欣赏路上的风景，朝阳晨曦，落日余晖，野外夜幕中的点点繁星，对他毫不重要。

这是他人生中最脏的阶段。他素来爱整洁，在家时早晨起来，被子叠成豆腐块，床单抻平。地板是砖头铺砌，他把它清扫得特别干净。衣服、鞋子，一切要放置得井井有条。他时不时就拿湿毛巾擦拭床头，不允许积灰。他定期刮掉脸上胡茬。这些都是当兵时养成的习惯。现在，他每晚睡在地上，有时用砖头垫在雨衣下作为枕头，有时用脚上的那双凉皮鞋。一般选择的位置都是关闭的路边商店门口。说来也奇怪，竟也无蚊虫叮咬。

后半夜睡觉有点凉，他从垃圾桶里捡了一件西服，因为污秽，袖管已经硬得能立起来了，他抖掉灰土，盖在身上。西装还有一个用处，白天他搭在车头，即使人离开了，也是一种主权宣告。这一路，没有人动过他的自行车。

他的另一件垃圾桶战利品是一条长浴巾，他把它打湿，裹在头上，用来遮阳和降温，骑起来风大会吹掉，他就把两端一缠，咬在嘴里。那模样实在滑稽，后来他向记者复述时，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记者要拍照，他赶紧把毛巾吐出来。头皮是遮住了，手臂遮不住，暴晒之下，他脱了两层皮。

出发没多远，他就摔了一跤。明明是平路，不知道怎么回事，车就往侧面倒去。下一秒，他趴在车子上，膝盖磕破了。后来结了痂，没有化脓。两个月后，伤疤仍然可见。

从一开始，他对距离就没有概念。他只知道，他要去的地方不远。进度慢了下来。体力消耗是个原因。他也走了许多冤枉路。有时四野无人，问路问不着，就走岔了。有一次他路过一个三岔路口，他记得很清楚，那里有人征收玉米，一天之后，他发现他回到同一个路口。

「没有考虑那么多」，这是他后来复盘这段经历时，不断提起的一句话。每天走多少路，他没有规划，只要在天黑前有落脚地即可，最好是市镇。「路标上写的25公里，我就把这25公里走完。」他对地理概念所知甚少，沿途各站经过哪里，就像开盲盒，只知道他要去的终点。一路全凭问，碰到年龄大的人，他叫「大哥」，小一些的就叫「同志」。他更信任「大哥」，他担心「同志」不说实话。

出了潼关，他经过灵宝、三门峡、洛阳，然后是郑州。进入河南地界，山多起来。遇到上坡就得推着走。下坡舒服，他不用蹬就飞起来。

他基本不进城，「花费比较大，乡下吃两碗饭就完了」，只沿着国道走，但郑州是个例外。他知道郑州有个二七罢工纪念塔，有革命意义，特地去那前面的广场待了两天，把碑文全读了。他不确定塔是不是要收费，就没上去。

加油站是他的补给所。他的饮用水来自那里，他把矿泉水瓶攒着不扔，一次装满三个。他在厕所（有时是公路边上的沟渠）洗脸，洗上衣，晚上晾在车头或者树上。裤子因为只有一条，从来没有换过。

每天天亮，只要路上的车灯关了，他就出发。在家时，他早晨吃两个馒头和一碗苞谷汁，但现在为了抓紧时间（也许也为了省钱），他跳过早饭。一直骑到下午两三点钟，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他会去吃第一顿饭，然后找阴凉处休息会儿，再骑到天黑。晚饭有时吃，有时不吃。一天最多两顿饭，竟然也不饿。一般是吃凉皮加馒头。他路过卖热干面的摊位，那是在他家乡从未见过的东西。他喜欢吃面食，但面的名字吓退了他。「咱一听热字，就不想吃，管它好吃不好吃。」他说，天已经够热了，「想吃凉皮。」

因为他的年纪，路上遇到的人看见他一个人骑车，偶尔会搭讪几句。他基本只说自己从何处而来，而不会讲往何处而去。「不认识的话，跟他没有什么聊的。」他尽量尽快结束对话。只有在问路时，他会暴露自己的大致去向。但具体干嘛，没人问，他也没说过。

国道的很多路段没有路灯，夜晚逆行车辆的灯晃得他睁不开眼。他的原则是安全第一，绝不摸黑骑行。有次晚上，他在漆黑的道路上推车走，远处迎面驶来了一辆摩托。快接近他时，车的大灯关了，转为近光灯。他看清楚了，骑手是一位女士。他们寒暄了几句，他继续往前，发现摩托车掉转方向，跟在他后面。

「你为什么跟着我？」他问。

「我给你照亮。」女士说。

那一刻，陈有银并未感到感动，而是害怕。「又不认识，又是个女同志，又是晚上，万一她给我揽上什么事，说不清。人家再来一帮人打你一顿，你也没办法。」于是，他一再地拒绝她。

终于，那位女士站在原地不动了。他继续推行，不多时，却见一辆警车从对面开来，从他身边经过后转了弯，又慢慢跟在他身后。跟了10分钟，他明白了，警车肯定是那位女士叫来，帮他找路的。他再次谢绝了。

在一种自我警备中，他一路收获着善意。每个人都对他很客气。遇到的那种新潮年轻人，骑着车把和车座都很高、轮子硕大的自行车，也愿意和他聊几句。有人给他矿泉水，有人给他食品。他不愿被施予，总先试图推脱。还有「一个同志」，给了他一包东西，包装挺好看的。他不知道是啥，过了两天拆开，「里边纸是湿的，带水的，它一张一张，谁也不连谁，也（撕）不坏。咱们那个纸张，一沾水不是就拿不起来了？」他管它叫「水纸」。

睡眠不是问题，夜半车驶过的噪音不会惊醒他，他总能睡得很沉，以至于没有任何记得住的梦。只有一次，被路过的洒水车弄醒了，他以为下雨了。一路上，他只遇上过一次下雨。

他尽量不去想家人。念头冒出来，他就赶紧压制下去。反常的是，他不感觉累，一天只比一天感觉轻松。

目标越来越近了。他心中充满喜悦。

父亲的前半生

7月，陈东毅搬回父亲的房子时，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毕竟离开了十几年，但好像很多都没有变。墙还是他当年结婚刷过的，现在许多地方出现破损，因为冬天烧煤，墙壁被熏得发黄，今年村里才通了天然气。二楼废弃，楼板断裂，「现在都养鸟了」。

陈家是整个村里最早从窑洞里搬出来的，姐姐陈艳丽对窑洞的印象是蚊子多，潮湿。这栋两层砖房能在上世纪90年代修起来，主要靠着伯伯们的经济支持，当时是最靠外的一排，全村没有不羡慕的。陈艳丽记得，伯伯们会给家里置办各种小件的生活用品，村民晒粮食时会过来借席子，蒸凉皮时会过来借箩。往更早追溯，三伯在窑洞口打了口井，「全村人都去我家挑水」。

随着爷爷去世，伯伯们不再寄钱回来，父亲务农，母亲治病，家里越来越穷。一个与此呼应的具象是，越来越多的村民富裕起来，把房子盖在陈家前面去了。这些年下来，别人家的砖房都翻新过一轮了。「他家房也没有翻新，车也没有，可能心理上有一点自卑。」邻居张海燕说。在她看来，陈有银不过是一个在村里不会被注意到、极其普通的老人。

最近，陈东毅整理旧物时，翻开那张没有照片的退役证。日常生活里，他几乎遗忘了父亲曾是军人这个事实。他这才确切地知晓父亲的从军时间：1970年1月入伍，1975年3月退役。49年过去了。这跨度足够漫长，但又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父亲未再走出过农村。

当年，三伯退役后分配去了甘肃白银的矿上，但父亲却回到了农村，这区分了两者的工农身份，也影响了他们的退休待遇。据父亲说，整个兵团受到一些事件的影响，不管分配。

谁都向往外面的世界。大伯在上世纪50年代，小学没读完时就被钻井队带走了，全国到处走，后来落脚在新疆。二伯去了渭南的汽车公司，也一早离开农村。父亲也想往外走，他走不了。

家里最小的儿子留下守家、务农，是坚实的传统。「俺这村里就是要孝顺上一代，所以咱们有老父亲老母亲都不出远门。」张海燕说。「就是倒霉嘛。」同村的老人侯健康直白地对我抱怨，他也是家里最小的那个，他也是那个一辈子没有离开农村的幼子。但侯健康后来成了一名电工，好歹也算有个编制。「陈有银他爸爸，家法严得很，那个老封建。」他对我说。

父权曾经掌管一切。爷爷是那个最大的大人，安排父亲的婚姻。父亲和母亲订婚前只见过彼此照片。爷爷管家里的钱，父亲三十多岁时，身上不装钱，用钱还管爷爷要，剩了多少还给他。爷爷让父亲跟他务农，他听爷爷的话。

爷爷走后，当父亲成为家里的大人，他可以为自己做决定了，但母亲又生病了。她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她。儿女打工，他还要抚养留守的孙辈。上世纪90年代，村里很多人家从农业转型，开始从云南拉回大理石做茶几，从而发家致富。也有人买拖拉机靠拉沙子赚钱。父亲错过了这些机会。要照料母亲，那是他的理由。但也许，也是因为父亲害怕。

「他这个人固执，家庭观念重。」侯健康说。

农活是永远干不完的。地都在山坡上，这里一小块，那里一小块，无法规模化种植。「现在路修了还能宽一点，车能上去，原来全凭人力。」陈艳丽说，运输要推独轮车。地里主要种麦子和玉米，夹杂着种豆角。下雨天，豆角长出来，父亲赶紧摘了，用蛇皮袋装着，骑车去下面的工业园卖。陈东毅不知道家里靠农业得到的具体收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家里攒不下钱。母亲的药费每月要花700块钱，住院要更多。

父亲从不抱怨命运。「啥事他都愿意自己一个人承担，只要他自己能干，他宁愿苦死累死。」陈艳丽说。

他的同届战友里，张红年后来当上了村支书。有人当上了公安局长，有人当上西安一中的校长。就拿最近的对比，他们村去了两个人，另一个人有亲戚在县委，他退役回来把材料一交，安排去了公共汽车公司。父亲回来后，当上了民兵连连长，那对他来说，像是当兵的延续，他很喜欢。每年冬季，他要带几百号人训练打靶。5年后村与村合并，他失去了这个职位。命运好像没有眷顾他。

该怪责父亲没有本事吗？「我也没本事，我有本事，我在外边把房子买了。」陈东毅说。

在村里，父亲人缘好，热心肠。早年村民的房子连在一起，没有隔断，他清扫自家，总会连带把旁人门前都扫一遍。集体干活，他主动给大家蒸红薯当早饭。村里上岁数的女人，推着粮食去磨面，他会搭手推车，一直送到目的地。「你就是一个活雷锋。」女儿陈艳丽对他说。

在这个家族里，父亲似乎总是那个兜底的人。大伯去了新疆，从未供养过父母。父亲对他有意见，但终归是家人。反而是大伯晚年时，父亲托熟人，找单位接收他，把他从新疆调回老家。大伯一生漂泊在外，最后叶落归根。尽管父亲是为爷爷奶奶养老送终的人，爷爷安排家产时，却是平均分配。因为长幼顺序，他得的是最差的西厢房。如果问父亲公不公平，他会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

「我爸是个好人，」陈东毅说，「你对人千般好，一次就把人得罪了。我爸干事儿可以实干，不太会说话。」

他永远是把自己放到最后的人。「稀罕东西，我们很少吃的东西，他都是最后一个吃，问他你吃了吗？（他说）我吃了你们吃。人家都不吃了他才吃，要么就是快坏了的。」陈东毅说。

父亲老了。这件事，好像是突然发生的。他的背驼了，女儿陈艳丽发现，在他50多岁或者60多岁的时候。

「我爸确实难，确实苦。我跟您说我想哭。」向我回忆到这里时，陈东毅的声音哽咽了，他把脸埋进手掌里。

陈东毅

大桥

消息在9月7日深夜传来，陈有银找到了，人在武汉。联系人电话归属地是河北，陈东毅一度以为又是诈骗，打过去，对方说自己是警察，要和他核对他父亲的身份信息。他将信将疑，直到听到电话那边有人在喊，「毅儿，毅儿」。他确定那就是他的父亲。

警察打算把老人送到救助站，然后明天买火车票送他回来。那一瞬间，陈东毅只有一个想法，一刻也不能等了，现在就动身，开车去接父亲。他匆匆忙忙换衣，还是媳妇细心，给父亲准备了两身衣服。一路不停，8个小时开了700公里，9月8日上午，他抵达武汉，此时距离父亲消失，整整过去了一个月。

在派出所，父子重逢，他第一眼注意到的是父亲下巴上的白胡子。他从未见过他留过那么长的胡子。他叫了一声爸，然后就不知道再说什么了。「人晒得跟非洲人一样黑。」他注意到，父亲的眼睛下面都晒得起了水泡。好可怜，他想。

警察告诉他，他父亲来到武汉，是为了看武汉长江大桥，晚上迷了路，到警务站问路。他没有证件，又报错了身份证号码，所以被留了下来。

父亲浑身都很脏。儿子在宾馆开了间房，给他洗澡、理发。他看到他屁股都因为长期骑行而磨黑了。他肉眼可见地瘦了，腰围小了两个皮带眼。父亲说在路上有洗澡，理过一次发，还买过苹果、西瓜吃。儿子对此怀疑，不知道他是否在安慰他。他们把自行车、脏衣服（包括那件西服）都留在了武汉。

回去的路上，他们几乎没有说话。那不是一场凯旋，低气压笼罩。过去那些天升温到了近40℃，他想父亲一定受了很多苦。他不敢询问那些细节。得知孩子们找了他一个月，父亲看起来很自责。

故事到这里本来就结束了。次日，陈东毅接到武汉打来的电话，有关方面认为老兵骑行千里看大桥的故事很感人，希望予以宣传。接下来，他和父亲均接受了电话采访。

根据最初报道，「大桥」愿景的缘起，埋在50年前，训练间隙的闲谈里。每个人说到各自家乡。连长黄火生是武汉人，说长江大桥很壮观。50年后，陈有银来到武汉，看了几座大桥，当晚迷了路，直至被接回，他都没有看到真正的长江大桥。

「大桥」变成某种浪漫意象，故事在网络引发热烈反响。「这是多好的一个故事啊，人到暮年，为了深埋心底几十年的执念，老人像少年一样冒冒失失地出发，一路亲历冷暖人情和社会发展，最后被民警和亲人找到，安然回家，虽然还是没见到梦中的大桥，但最后也在陌生人的成全下获得宽慰，绝佳电影素材。」网红博主河森堡说。

更多的电话来了，更多的细节被问及。新闻滚动式更新着。武汉有关方面将长江日报记者拍摄的「万里长江第一桥」照片发给陈有银。老连长黄火生被找到了，提起陈有银，他用的称谓是「这小伙子」。武汉文旅局邀请陈有银一家六口国庆期间去武汉参观。

陈有银的家里开始接二连三出现拜访者，我也是其中之一。有天早上6点多，陈东毅媳妇赶去城里上班，门口蹲着一个记者，她吓了一跳。

陈有银一遍遍讲着去看大桥的故事，讲他是如何偷偷出发的，讲那个用摩托车灯为他黑暗中照路的女人，讲他在武汉看到的无人驾驶（他错误地管它叫「小萝卜头快跑」），讲他第一次用的「水纸」，讲他的钱如何稀里糊涂地只剩下400元。他是一个特别配合的人，你问什么他答什么。但有个细节被忽略了。如果目的地是武汉，为什么要去河南，两点之间，他走了一个直角。

其实，他从没打算隐瞒什么。在我们见面的前20分钟，他就说出了答案。他一开始要去的是开封，当年的军营，「我向往那个地方，特别向往我们部队」。去看大桥只是回程时临时兴起，「一打听郑州离武汉不远，我就有这个念头」。他全程没有问过日期，当他到了武汉，发现小学生已经上学了，他意识到已到9月，必须要赶紧回去了。大桥并没有那么重要，就像二七纪念塔，不是必上不可。离真正的长江大桥还有几十公里，他不想再费周折。事实上，那晚他找民警问路，就是为了从312国道回家。

你问什么，他答什么。更重要的是前面那一站，但很少有人详细问他。

图源视觉中国

故地

不再是小伙子，不再是空军战士，陈有银已经76岁，头秃得只剩下环绕后脑勺的一圈头发，脸颊凹陷，眉毛掉了许多，全白了。当他往故地开封疾驰的路上，很多记忆都回来了。

他不认识路，离开封越来越近，沿路看到路标上的地名，他就知道50多年前他去过。路过登封时，记忆闪回，他在随部队拉练，路过此处的煤矿。拉练可苦了，半夜哨子一吹紧急集合，打起背包就得走。有人裤子没穿好就跑出来站队，特狼狈。所有人都步行，就连50多岁的营长也不例外。出来一个星期，沿途住在村民家。夜晚走得很累，他眼睛不自觉地闭上了。班长在后面叫他，他马上惊醒，眼睛睁开，发现自己走到路沿的悬崖了，下面是煤矿，灯火通明。第二天，他问炊事班要了一个红辣椒，瞌睡再犯，就把辣椒拿出来咬半截子搁嘴上，一辣就没有瞌睡了。

那位班长是安徽人，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了，他想。

老兵有安徽人、四川人、湖北人，新兵都是陕西人。2年以后，他成了老兵，新兵来的是山西人。陕西人吃不惯米，每次开饭如果有馒头，全都上去围一圈，后面的人恶作剧，把前面的人帽子掀掉，掉进锅里。四川人相反，吃不惯面。大家都讲家乡话，一开始听不懂。时间长了，还是各自讲家乡话，都能听懂了。但老乡有时听不懂，他去村里管老乡借牛拉货，人家说，俺牛儿不在家。你牛儿明明在这放着，他说。后来他明白了，河南人管女儿叫妮儿，听起来和陕西话的牛儿很像。

他往开封的东郊而去，他记得部队驻地挨着一个化肥厂。到了那一片，站岗的保安对他说，部队现在不在这里了，在西郊。那人给他写了一个字条，上面有3位数的部队番号。过去都是4位数5位数，现在改了，他想。他把字条放进西服口袋。

他穿越开封，往西郊而去，据他说，他找到了部队驻地。他被门口的士兵拦下来。「我在这部队当过兵，想去里面看看。」他说。士兵打了电话，出来一个年龄更大的人，看起来也不过20来岁。他的制服与站岗士兵有区别，应该是个干部，排长以上，下面有两个兜，上面有两个兜，钮扣扣上后，不会露出来。他想起他的连长，也是这般，上身绿色，裤子是蓝色，对方是迷彩。后来，关于这场千里骑行，很多细节他都忘了，但这些细节他清楚记得。

过去在咱们这儿当过兵，部队里边有85加农炮，有高射炮，12个管的火箭炮，他一口气说下去，说了有10分钟，对方一直听他说。部队现在到外面去训练了，这边并没有人，对方说，领着他进了门。他记得当年部队每周六放电影，会把大门打开，让附近村民来看。现在管理严格，肯定是不能随便进入了，他想。

时值中午，对方问他，大伯，你吃饭没有，叫炊事员给你做饭，他谢绝了。

于是那位干部陪他转转，他看到场地上的训练器材，钢管焊接成圆圈，模拟跳伞过程的翻转，「人站到里面去自己滚」。他想起那时每年冬季训练，要跳三五回伞。头回不敢跳，被人给推下去的。跳伞纵然害怕，伞打开以后，在空中慢慢飘，也很好玩。如果刮风，落地时「能拖几十米，你都站不起来」。这些经历藏在他心里很多年，不轻易说起的原因是，「不需要别人夸你什么，好像在炫耀」。

他们走过一排排宿舍，里面设施很现代化，每间都装有空调。当年连风扇都没有，他想。有的同志不会缝被子，另外的同志就会帮他。他们在会议室上文化课，看书，学习炮的构造。他只读到4年级，许多字都是部队里认的。有的同志文化程度更低，刚来时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出来，给家里写信，让母亲下次过来带上一双妹子。你家有几个人？陈有银问。原来，对方写错了「袜」字。

没有看到任何武器，他本想能摸一摸，但没好意思提。当年，他所在的营负责操作85加农炮，他是炮手。他从未上过战场。中越战争开始，隔壁的高射炮营要调去前线，刚上火车，命令下来，又不去了。

他什么都没有问，只是默默地跟着，听那位干部介绍，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当然不会在这里见到任何认识的人。这里甚至不是原来的驻地。毕竟50年过去了。复员不久，他所在的三连就撤销了。他感到有些悲伤。

临走，干部看他鞋破了，送了他一双绿色的解放鞋。模样跟当年他穿的一样，但质量好得多，底子又厚又软。

但他没有走。他舍不得走。第二天一早，他穿上那双解放鞋，又去了部队驻地。换了人接待他，这次他坐了一整天。晚上，对方留他住了一晚。他睡在空空荡荡的宿舍里。第三天，再也没有留下去的理由。他离开了。

我的目的达到了，谢谢你，陪着我。陈有银说。

回归

某些讲述一定出现了错乱。陈有银说从开封到武汉，只用了两三天。两地距离超过500公里，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他是1973年入伍，76年退伍，退伍证上不是这么写的，他的战友也不是这么告诉我的。在武汉，到底看了几座大桥？有时他说三座，有时又说四座。据他说，他看到的第一座桥，让他一度以为是武汉长江大桥的那座，有五层塔楼，但他在网络照片上指认的那座桥，并无塔楼。关于他在部队营地住了一晚的那件事，他之前根本没有讲，直到后来，这段经历突然多了出来。

「我爸脑子记不住，他刚说的话，有时他都忘了。」陈东毅说。

在儿子撕掉他退伍证照片这件事上，情节也与陈东毅所述有出入。在他记忆里，儿子最多四岁，而不是十岁，死掉的是猫，而不是狗。但那种情感是真实无疑的，他下地回来，看见地上一堆白花花的纸片，一点点拼凑，正是他自己。「这个世界上从现在起就没有我了。」他说。

张红年告诉我，这些年来，有好几个战友分别去过故地，到了部队门口根本不让进。所以，陈有银真找到营地了吗？真进去了吗？那张写着部队番号的纸条，他说受潮烂掉了。没有照片，没有视频，只有单方面的讲述。

至少，儿子与他重逢时，他脚上真的穿着那双绿色的解放鞋。

陈有银失踪后，昔日战友微信群一直在表达挂念，而他被找到，继而成为新闻人物，群里沸腾了。陈有银没有智能手机，他无从感知。我去找张红年，他打开「情系老三连」、「蓝田空降老兵」这两个群，一路往上划，全是表达喜庆的传统表情包。我问张红年的身体情况，他大笑地一拍胸部：「装了三个支架，还有糖尿病！」我不得不注意到，群里一多半的人使用的头像，是自己年轻时候的军装照。在这个平行网络时空里，老兵们永远年轻。

不经意间，张红年向我透露了陈有银的一件事。他服役最后一年，其实是去了炊事班。他评上过几次「五好战士」，几个班才选一个，但从没当过班长。我问陈有银，炊事班和空降兵听起来感觉不同，以这种方式结束军旅生涯，是否感到遗憾。「没有遗憾，那就是组织分配。」他说，「确实是一个普通士兵，（叫）你不管做什么，都得做。你不想去炊事班，大家都不去，饭没人做了，你吃什么？」如果要说遗憾，「那就是感觉服役期限太短了」。

如果仅从经济成本上来看待这个骑行故事，你会发现陈有银算错了账，从西安往返武汉或者开封的高铁票不需要1000元。他最后身上仅剩400元。陈东毅难以想象如果他自己往回骑会发生什么，「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老伴会反复念叨另一笔账。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四个娃儿8月都停工找人。没了收入，花了油钱，欠了人情。她指着屋里的天花板，想告诉我，很多地方漏水，雨天要把床铺移开，直到我承诺会写出来，她才停下来。

最近这段日子，儿女们沉浸在复杂的情绪里。父亲平安回来值得高兴，但他也受了许多苦。他们没有和他太多聊起骑行过程，很多信息是在采访旁听时得来的。陈艳丽每每想起他睡在铺着雨衣的地上，就会心痛，「我感觉我爸就是乞丐」。愧疚感持续地折磨着她，「没有了解到老人心理，他现在到底想要什么，还是沟通得少。」但父亲说，他再也不会出去了。

来访者刨根问底追问细节，陈有银不拒绝，但也略感烦躁。晚上睡觉面朝天还是头侧着，遇上女同志怎么称呼，他向儿子复述那些问题，抱怨其无关紧要。「我就不记那些事，过去就过去了。」

骑行的困难不算什么。家人不在场的时候，他开始对我讲述另外一些事，一些他人生中真正艰难的时刻。儿媳在小孙子才7个月时，去城里上班了，还留下两三岁的孙女。他买奶粉，拿奶瓶喂孙子，晚上哄他睡。那时老伴的病很严重，除了照看她，「我整天抱着一个，领着一个。」他活得了无生趣，无人倾诉，「哭都没有眼泪」。

几年前的一个早晨，老伴躺在床上，叫不醒了。他发现，半瓶阿普唑仑没了。送医后，人救了回来。同样的事一个月后又发生了，她吃了整整一瓶。老伴说不想活了，生病时间太长，她觉得花费屋里的钱太多。在医院的那些天，他没有埋怨她，也没有流露过痛苦。他硬挺过来，「还要干活，还要做其他事情。」他从头到尾没有告诉过儿子。

漫长的照顾也许改变了他的性格。尽管他自我评价是急躁，但现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了。「在那个条件，你只得耐住性子。」他说，「我要是马虎人，早都没有她了。」

在互联网上，关于陈有银的故事还在传播着。很多人说，这是一个浪漫的故事，一场了不起的骑行。但在儿子陈东毅看来，父亲陪伴患病母亲的30多年，是一段看不见的旅程，比这段骑行更了不起。

「也没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女儿陈艳丽说，她回忆不起父亲的任何一个英雄时刻，「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平凡而伟大」 。

9月底的一个下午，家里只有两位老人。眼看休闲时间不多了，马上要进入农忙季节了，等下一场雨来，地里要种麦子。我们聊到一半，老伴喊陈有银，要炒菜了。他马上停下来，跑去厨房，做了一大锅卷心菜炒豆腐，浇在面条上给每个人装上。饭后又聊了一会，老伴又进来，说好几天没有浇蒜了，要不她自己去浇。

你别管，陈有银回头喊道，你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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