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1903年，一份身处上海租界的报纸，因种种“过激言论”惹怒了清廷；清廷本拟如踩死一只蚂蚁般严惩报馆诸人，孰料却被租界当局所阻，不得不以原告的身份，“降尊”与作为被告的报馆诸人打了一场诡异的官司。
这场官司，就是著名的“《苏报》案”，有“晚清最后的文字狱”之称。
被遗忘、被骗的陈范
辛亥之后，“苏报案”被笼罩上了许多“革命的光环”，几乎被神化了。许多意味深长的历史细节，随之湮没不闻。
比如，
斥资运营《苏报》的陈范，本意并不想做一份“革命报纸”。
最早的《苏报》是一份小报，创办人叫做“胡璋”，注册于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人是他的日本妻子“生驹悦”。因为影响力很小，创办日期等其他信息，已无从详查。
虽然挂靠在日本领事馆，但早期的《苏报》口碑并不好，刊载的消息和议论大多很无聊，1897年还因刊登黄色新闻与租界当局发生冲突。加之经营不善，亏损很大。约在戊戌政变前后，胡璋将把报纸全盘出让，由举人陈范买下。
陈范是湖南衡山人，做过江西铅山知县，因当地发生教案，而被朝廷当做替罪羊罢职。他的兄长陈鼎做过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期间，响应光绪皇帝的号召，对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书做了详细签注。陈鼎做事认真，对冯书中提出的与改革有关的问题，全部详加讨论，签注文字甚至超过了冯的原文。但这种认真给他带来了灾难。戊戌政变后，陈鼎因签注过《校邠庐抗议》而被严惩，不但废了官职，还被永久监禁在省，不许与地方士绅交往。
上述遭遇，让陈范“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这是他出资接办《苏报》的主要动机。
据陈范的妹婿、一同参与《苏报》经营的汪文溥回忆：
“丁戊（1897、1898年）之际，康有为始以维新号召徒党，君〔陈范〕私谓余曰
：
‘中国在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盍偕我以文字饷国人，俾无再入迷途。’于是相与在沪组织一日报，此即壬寅〔按：应为癸卯〕以言革命被祸之《苏报》也。”
像陈范这样，
一方面呼吁改革，一方面又不认可“改革旗手”康有为
者，在戊戌年有很多。
陈范接手后，《苏报》的内容品质有了明显改观，开始将注意力放在鼓吹维新改革、批评政府昏庸方面。
比如，1900年1月24日，慈禧下诏建储，拟废黜光绪。上海绅商学界1200余人联名发电谏阻，《苏报》也公开刊登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的反对言论：
“今皇上临御已二十有六年，天下臣民无不向慕，无不爱戴，自戊戌八月政变，无日不翘首北望，期皇上之复权。……天下方日以我皇上为念，而骤有往岁十二月二十四日建储谕旨，……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再如，1901年4月，清廷成立了“督办政务处”。这是一个以推行“新政”为名而设置的中央办事机构。清廷此举旨在对外以示开明。《苏报》对这种政治装点，也有严厉的批评：
“衮衮诸公，每日里忙于引用腹心，排斥异已，联络外人，弥缝前隙，此外什么改革措施都没有。……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偶尔搞出一两条对其私利毫无妨碍的“新政”，用来敷衍、欺骗天下……国家孱弱破败，而犹为人所撕裂；民众死亡流离，而犹为人所践踏；这些‘督办政务处’的大臣们，对此虽然耳闻目见，却无动于心……”（笔者对原文略做了通俗化处理）
大体而言，此一时期的《苏报》，在批评清廷、议论时局时，用词虽然尖锐，但立场仍属温和（比如对光绪皇帝抱有强烈的好感）
，偶有“斥君扶民”的文章，还会引起读者“诧为怪诞”，对报纸销量产生负面影响。
1902年，报纸又开辟了“学界风潮”专栏。
这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内部发生新、旧之争，某些守旧教师禁止学生阅读西学书籍及介绍西学的刊物，引发学生不满，200余人集体离校。《苏报》在立场上支持学生，嘲讽旧派人物试图将已接受了自由民权理念的学生，重新关进“忠孝圣贤”的牢笼，只是徒劳——“（已经）领略良辰美景、大块文章滋味，又复从而钥之，不毁瓦破壁以思突出者，未之有也”——学生们已见过屋子外面的旖旎风光，这时候把屋子再锁上，他们肯定会掀了瓦片、拆了墙壁。
对于清廷的官办教育，此一时期的《苏报》，始终持非常负面的评价。1903年6月的一篇评论文章，曾将官办学堂的总办、教习一概讥讽为“獭淫狗贱之徒”；同月的另一篇评论文章则直言，官办教育不从头改良，“则学生永无见天之日，教育永无发达之期”。
在当时，开辟“学界风潮”这种专栏，专门登载学界消息、刊发学界议论，仅有《苏报》一家。由此，《苏报》渐渐产生了一些舆论影响力，不再是边缘小报。
不过，这种改观仍然有限。
陈范本非报界中人，办报经验很有限；也不属于名流贤达，社会交际不广。这两个因素，导致报纸经营举步维艰。一是长期亏损，《苏报》销量的最巅峰，每天仅能售出1000分左右（当时发行3000份才能大致保本）；二是缺乏人脉，稿源奇缺，陈范焦头烂额，亲自出马拉稿，仍然无济于事。
于是乎，有了一些影响力、而经营商尚未摆脱困境的《苏报》，进入了革命党人的视野。
1903年前后，革命党人正迫切希望寻找到自己的宣传平台。邹容写成《革命军》之后，曾与章士钊商议：
“此秘密小册子（《革命军》）也，力终捍格难达，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将何处得有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供吾徒恣意挥发为哉？”
邹容希望有一个可以任由革命党“恣意”发挥的国内平台，章士钊等人看中了《苏报》——当时，上海销量较大的报纸如《申报》、《新闻报》等，均已是较为成熟的商业报纸，政治上比较温和，不愿报道学潮，鼓吹革命。《苏报》身处困境，亟需开拓稿源、缓解财务压力，陈范与章士钊、蔡元培等同属中国教育会成员，彼此遂达成约定：由爱国学社（中国教育会下属机构）教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轮流为《苏报》撰写评论文章，报馆每月资助学社100元作为报酬。
在陈范的角度，这种合作可以保证报纸的稿源，稿酬开支上也颇有利，章太炎等名流的文章，还可以提升报纸的社会影响力。在革命党人的角度，是终于在国内得到了一个由自己主持的宣传平台——
章士钊等人的这一项打算，陈范始终不知情。
稍后，陈范又聘请章士钊为报纸的主笔，《苏报》终于完全变成了“革命党机关报”。报纸的言论尺度，从主张改良，迅速转向了鼓吹革命。
章士钊后来承认，自己从未将以《苏报》为“革命党机关报”的隐秘打算，告知报纸的所有者陈范
：
“余之隐志，向与（章）炳麟、（邹）容私相计划，……全为梦坡（陈范，字梦坡）所不及知。”
他也承认，陈范与自己合作，其本意只是为了提升影响力“扩其销路”，“未必有醉心革命”的政治取向。
所以，报纸言论尺度的突然变化，让陈范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1903年6月7日、8日，《苏报》连载了章士钊所撰写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9日一早，陈范就满面愁容来见章士钊，对他说，《苏报》言论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否则是自取灭亡。
有意思的是，当天晚上，陈范又来找了一次章士钊，态度大变，“出语壮烈，较前顿若两人”，不但不再责备报纸的言论尺度，反而鼓励章士钊大胆去干，“毅然执余（章士钊）手曰：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
陈范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原因是他当天碰上了一位“假孙中山”，被这个骗子一顿鼓舞，忽悠走了三四百块银元，也忽悠出了浓烈的革命情绪，于是转回报馆，又去鼓舞章士钊放手大干。
据章太炎披露，这个“假孙中山”的真名叫做钱宝仁，本是个流氓，给康有为的弟子龙积之做过佣役，所以对晚清的改良派和革命党事迹，颇有一些耳闻。当时，张园常有集会演说，钱宝仁也上台慷慨激昂了一番，然后就认识了陈范，对他诡称自己是孙中山，此行是“秘密返国，策动革命”。陈范何曾有过与这等大名鼎鼎的人物亲密接触的经验，激动到不行，不但拿钱赞助钱宝仁，还给他在《苏报》弄了个办事员的身份作为掩护。钱还诓骗陈范，说自己手里有一尊金佛，变卖后一生吃用不尽，陈范于是又想卖了《苏报》，在半个银元还没见到之前，就要把报纸交给钱宝仁打理。幸亏其子陈仲岐识破骗局，才没闹个倾家荡产。
误入歧途的革命党
这场骗局持续时间不长，但已足够让章士钊等革命党人在《苏报》上“恣意发挥”，进而造成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所谓的“恣意发挥”，用章士钊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凡有助于推翻清廷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比如，刊登《严拿留学生密谕》，激发学生的反清。
1903年4月，有留日学生500余人，愤慨于俄国拒绝按照约定从中国东北撤兵（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俄国趁机出兵东三省），组织了“拒俄义勇队”，致电袁世凯，要求隶属袁的麾下，回国与俄国人决一死战。此事经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宣传运作后，成为当时的一个大新闻事件。
6月5日，《苏报》刊登了一份来历不明的《严拿留学生密谕》。这份密谕声称：留日学生以拒俄为名，要求袁世凯发给枪械，实属居心叵测，要求地方督抚严密跟踪回国的留日学生，“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
稍后，因“《苏报》案”在租界对簿公堂时，清廷坚称从未下达过这样的密谕；《苏报》众人则“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钞得来”。
再比如，痛骂清廷自己才是“革命党”的党魁。
这是章士钊《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的核心论点。章说，革命党好比是酒，民众好比是米，米不能直接变成酒，必须要经过“药料”的发酵，谁是“药料”呢？如今身居高位的大员如荣禄、德寿之流，“贪戾狠毒，横敛暴征”，就是将民众酿造成革命党的“药料”。
文章还拿“专以暗杀为事”的俄国“虚无党”来恐吓这些清廷大员：
“公等亦知俄国有所谓虚无党者乎？公等不读世界史，固无从而知之，吾今言之，公等谅未有不心悬而胆吊者。盖虚无党之性质，专以暗杀为事，一杀不得而再杀，再杀不得而三杀，以第一专制之俄国，第一专制皇帝之亚历山第二，卒以八次而刺死于车中，其他俄国政府以及外任大小之贪官婪吏，几于无日不摘其头数颗，而虚无党之势力亦浸盛。虚无党之所以盛者，非虚无党之自能盛也，有所以盛之者也。所以盛之者，即在俄国专制政府日捕虚无党而杀之之故。”
图：青年章士钊
进入6月下旬，《苏报》已开始直接鼓吹“杀人主义”。
在题为《杀人主义》的文章中，作者直接号召民众以“杀人”为主义，将“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之膝下，奴颜向外，鬼脸向内”的“五百万之么魔小丑”尽数杀尽，“斩草除根”，“杀尽胡儿方罢手，快哉杀人！”
这篇杀气腾腾的文章，将“杀人主义”直接等同于“复仇主义”，还拿出法国大革命的往事作为借鉴，继“快哉杀人”之后，又喊出了“壮哉杀人”的口号：
“读法兰西革命史，见夫杀气腾天，悲声匝地，霜寒月白，鸡犬夜惊。悬想当日独夫民贼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尝不豪兴勃发，不可复遏。今者断头台上，黄旗已招贴矣。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
将复杂的社会转型，变成简单粗暴的种族复仇、阶级复仇，无论其动机如何正义，历史已经证明，其结局必然非常惨痛。
很可惜，在1903年的《苏报》，成了宣传这种思维的平台。张君劢曾感慨，“
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
”，大约也是就此类事情而言。
相比以“杀人主义”为鼓吹，同期其他不实报道，比如讹传北京大学堂有两名学生因接应前往东北抗俄的留日义勇队被拘且遭杀害，呼吁学生成为“中央革命之原动力”，用“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来鼓动他们献出“自由血”……似乎显得有些不值一提——当然并不是真的不值一提，当时就有人批评《苏报》，说他们是在“以过激之论倾陷学生”。
清廷陷入了“子贡陷阱”
从报纸言论尺度发生变化，到《苏报》案发，前后不过一月。如果陈范没有被假孙中山所骗，革命党人很可能得不到一个月的“恣意发挥”的机会，也就不会有《苏报》案了。
一如章士钊所感慨的那般：
“梦坡（陈范）之愚陋如此，驯至促成革命史中一轰轰烈烈之事迹，恍若神差鬼使而为之。又若钱宝仁不骗人，《苏报》未必有案者然。”
《苏报》案的处理方式极为特别：以一国政府为原告，以本国国民为被告，由设在租界的中外联合审判机构“会审公廨”共同审理。
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因为清廷已深陷在“子贡陷阱”里不可自拔。
所谓“子贡陷阱”，出自《论语》中子贡针对商纣王的一番感慨：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大意是：商纣王坏，但没坏到传言中那种程度。所以，君子以身居下流为耻；身居下流，就
会变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