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以来,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我的第一篇正式专题报告——《社保征缴改革,经济影响几何》,竟是至今为止我在市场上反馈最热烈的报告。当时(2018年),市场对社保征缴改革可能带来的市场冲击,忧心忡忡。报告中,我从总量和行业两个角度对社保征缴改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报告发出后,电话、信息、路演、晨会轰炸般出现,随后各家友商也分分投入到测算和分析之中。当时的我在想,难道我的工作会一直在这种聚光灯下应接不暇吗?事后,我才知道年轻的我想多了。当年,在报告发出几天后,人民日报刊文《厘清社保缴费新规的三个误读》,开篇就是对我们报告的回应,我意识到话题热度已经从市场走向社会,于是我对这篇报告和事情的经历再度思考,有三个问题我依然在反复询问自己:
一是卖方宏观分析的核心任务是什么?从结果上来看,我受到关注的研究,都试图在揭示这样或那样的风险,是不是宏观研究就应该扮演投资“雷达”的角色,探测风险?我觉得目前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我个人是否定的。宏观研究要创造价值,仅仅辅助投资者规避风险是不够的。揭示主要矛盾,前瞻性的对分子、分母端判断提供支持,帮助投资者抓住,甚至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是我眼中卖方宏观分析师的任务。
二是宏观研究中总量和行业的关系应该如何把握?在三年的宏观研究工作中,我的很多报告最终都落到了行业维度,特别是产业链的传导、产业链竞争力,依赖了大量投入产出表的测算。在研究过程中,我也产生过困惑,如何不陷入汪洋,如何不一叶障目,行业与总量的角色应该怎么把握?我想解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回到黄老师对证券研究从总量进,从边际出的思想源头。宏观分析必然需要对经济运行有全面的了解,但是抓住投资机会往往是从边际着眼,这其中既包含总量的边际变化,也包含行业的增量信息。因此总量和行业的研究关系在宏观角度只是个形式,核心是如何从总量进,从边际出。
三是宏观研究到底怎么落地?反思早期研究,我的很多报告与投资关联度都有些远,即便现在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出现。在总量波动收敛、趋势下行的背景中,自下而上的逻辑基本占据了主导,也不乏很多声音提到总量研究日渐式微,甚至无用。回顾近年市场上的宏观研究,我也明显感受到一些研究开始更加注重宏观与大类资产配置的联动(策略化),一些研究专注于海外政治经济与海外资产的扰动(外向化),还有一些宏观研究试图运用新的技术与指标,建立完整的量化体系和模型(数量化)。无论哪个维度,都在试图让宏观与投资不断贴近。而我想努力达到的宏观研究目标是进一步下潜。以结构化的视角和理论拆分宏观经济运行的逻辑,也就是说,尽量去构筑一个带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研究。除了传统宏观在趋势、斜率、拐点上的研究外,“看得细”是我们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