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汪兆骞
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
——《红楼梦》第二回
1946年，丙戊年，开年伊始，政治协商会议终在重庆召开。参会的各党派代表共三十八人，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盟九人。蒋介石致开幕词，会议对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队、国民大会、宪法草案问题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毛泽东、蒋介石分别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令，并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在北平成立军调部，负责停战协定的实施。
2月10日，庆祝政治协商会成立，重庆校场口集会引起流血事件，政协代表郭沫若受伤。
2月22日，重庆举行反苏、反共大游行，《新华日报》及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被捣毁。
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从根本上否决了1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有关停战协议。
4月8日，国民党新一军新三十八军向北进攻，东北爆发大规模军事
冲突。
5月4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至此，解放区掀起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
6月26日，面对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围堵歼击，中国共产党中原部队分两路向西突围。至此，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大规模的国共内战
爆发。
7月15日，昆明城腥风血雨骤起，民盟李公朴（1902—1946）、闻一多相继遭暗杀。
8月31日，中共华中野战军在江苏中部七战七捷，挫败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对此，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vis Strong，1885—1970）谈话时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9月，内战大火蔓延全国，美国国内发起美国“退出中国”运动。
10月2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川滇黔桂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以对抗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
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因大会召开未经政治协商会议同意而拒绝参加。
12月24日，北平发生两名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并引发了大规模反美运动。
1946年是丙戊年，既是抗战胜利的第二年，也是历史给予中华民族复兴机会的一年。但是，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蒋介石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纲领，国共两党谈判破裂。国共两党虽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并未能阻止内战爆发。
国共内战爆发后，两党的舆论也针锋相向，展开了一场舆论的短兵相接和斗智斗勇，与硝烟弥漫的战场一样血腥惨烈。
此年
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蒋介石信誓旦旦地承诺：“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话音尚未落，次日就有报人羊枣（杨潮，1900—1946）惨死杭州监牢的噩耗传出。几乎同时，广西梧州《新人报》被迫停刊，社长李焰生（1897—1975）遭国民党军警侮辱并逮捕。
2月，国民党宪兵公然捣毁了沈阳《新华日报》筹备处；制造了《民主报》《新华日报》遭袭，重伤三人；查封了广州《自由世界》《文艺生活》《学习知识》《新世纪》四家杂志。
3月，西安的《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由《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而成，简称《秦风报》）、《老百姓》、《民众导报》被国民党当局纵火或捣毁。民盟成员、律师王任挺身为《秦风报》辩护，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枪决；其报记者杨贵卿也惨遭特务殴打。《老百姓》《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被绑架，遭暗杀未死。当月，广州的《光明之路》《愿望》《民国》《昆明》《再生》《平民周刊》《耕耘》《民主生活》等数十家报刊被警察局密集查禁。
4月，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报社被军警搜查，并逮捕钱俊瑞（1908—1985）等三十九人；湖南衡阳《大华晚报》记者被军警装入麻袋，乱刀刺死；广州《正报》分社遭国民党当局破坏，并将三条大蛇、两窝黄蜂投入《正报》社门市部，众人受伤。
5月，夏衍在上海创办《消息》半月刊，但不足两个月即遭查封；中共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新华周刊》也遭取缔。同时，北平当局还一次查封了《解放报》等七十多家期刊。
6月，上海的《昌言》《万象》、天津的《民言》《青年世纪》等二十一家报刊遭到查禁。
7月，长沙的《力报》、成都民盟的《民众时报》、昆明的《学生报》《民主周刊》《自由论坛》等四十六家报刊被禁止发行。
8月，成都《大声》周刊社长车耀先（1894—1946）在遭无辜关押六年后被杀害。
10月，重庆的二十家政治、文艺报刊被查封。
综上所列，仅仅一年，国民党当局为钳制舆论就查禁、捣毁了二百六十三家进步报刊，血腥杀害了无数进步报人和读者，逮捕了四十七名记者。
在枪杆子面前，言论显得过于孱弱。可敬的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长夜里，进步报人、新闻出版界同人，特别是共产党的报人并未屈服，一直用一支如椽大笔为争民主、争自由而战，如此才有了中国新闻史上虽悲怆却精彩的篇章。
1946年，正值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一年，郭沫若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坚决反对内战，积极声援国统区人民群众的民主爱国运动。为此，郭沫若一气创办了六个周刊——《新思潮》《新文艺》《新社会》《新经济》《新教育》《新科学》，亲任总顾问，并负责编辑《新思潮》《新文艺》两个周刊。郭沫若撰写了《新文艺》的发刊词《人民至上主义的新文艺》一文，倡导“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是文化生活的创造者。本质的文艺本来就是人民文艺，这在任何民族都是文艺的本流，而且站着极高的地位。脱离了人民本位的文艺，虽然借政治的力量可以博得一时性的月桂冠，但其实那是堕落。”在周刊的影响下，一大批国统区进步文人聚集在其周围，形成了一股“争民主、反内战”的力量。
这年
1月，夏衍等于1941年创办的《华商报》复刊，并改为早报。夏衍和聂绀弩（1903—1986）于1940年8月在桂林创办的《野草》也于10月在香港复刊，而夏衍为其撰写了《复刊私语》。同时，夏衍还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担任编委，又与田汉等编过《戏剧春秋》，并为《新民报》主编副刊《西方夜谭》。抗战胜利后，夏衍在中共的领导下活跃于文化战线，特别是积极投入报刊的建设，以舆论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了国民党的舆论欺骗手段。
夏衍在
1945年4月被任命为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代总编辑，后来又与金仲华（1907—1968）、姚溱（1921—1966）联手出版半月刊《消息》。此年3月，夏衍得到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信任，任命其为在海外颇有影响的华侨达报《南侨日报》主笔。后来，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概括性地回顾了抗战及抗战胜利后到全国解放的办报刊活动：
我由于偶然的机缘，（从抗战到全国解放）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最初是在上海、广州、桂林的《救亡日报》；皖南事变后，到香港和邹韬奋、范长江等同志一起办《华商报》；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沦陷，我到重庆进了《新华日报》。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恢复了《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和《消息》半月刊，出了不久，都被国民党封闭；接着我去新加坡，参加了胡愈之同志主持的《南侨日报》；在那里干了半年，被当地政府
“礼送出境”，重返香港，又参加了《华商报》的工作，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奉调离开香港。
（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67页）
其实，夏衍早在
1919年就开始编辑《浙江新潮》，至1949年他在编辑、记者行当中已有三十年的经历。可以说，夏衍由进步青年投入新文化运动，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战斗在新闻报刊战线，以一个报人的身份出色地完成了他的舆论使命，成为一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7月15日，诗人、学者、编辑家闻一多在其任社长的《民主周刊》社不远处突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一位为民主而奋斗一生的爱国者不幸罹难。
就在此年
5月4日，闻一多还向昆明西南联大的青年学生谈自己今后的打算：
此身别无所长，能和你们继续在一起工作，是我最大的幸福！能在北平，让继续教书就教书，不让教也好。也想像在昆明一样，编刊物，那儿如果条件方便可以多办几个刊物，最好能办一张报纸，一张民主的日报，爱国的日报，把民主的声音喊得更响一些。
（王康《闻一多传》）
从闻一多这简短的谈话中，便可明了他不仅是一位诗人、学者，以教书做学问为业，同时他还很钟情编辑工作。可以说，闻一多是教书育人传播民主的种子，办报刊高举民主大旗
“把民主的声音喊得更响一些”。
闻一多从
1915年起便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后被选为总编辑，并将之办成学校教育改良的阵地。后来，闻一多到美国留学，欲办《河图》刊物，“取义于河马负图，伏羲得之演为八卦，作为文字，更进而为绘画等等，所以代表中华文化之所由始也”（《闻一多全集·书信·致梁实秋》第四册），可惜未能如愿。1926年，闻一多与清华“四子”孙大雨（1905—1997）、朱湘（1904—1933）、饶孟侃（1902—1967）、杨世恩等一干年轻诗人创办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二个诗歌刊物《晨报副刊·诗镌》。1928年，闻一多参与《新月》创刊及编辑工作，后在1937年又主编了《语言与文学》。实际上，真正给闻一多带来更大荣誉的是，他在1944年完成了思想转变，从一个诗人、学者、编辑转变成一个战士，加入民主同盟、参与创办和主持《民主周刊》并担任社长。
《民主周刊》作为民主同盟的机关刊物，
“主张抗日，反对投降；主张民主，反对专制”。闻一多在《民盟的性质与作风》这篇讲话中，说明《民主周刊》的办刊宗旨就是“要以民主为准绳”。同时，闻一多在“征稿简则”中规定“来稿以不违背民主精神为标准”。《民主周刊》的民主精神和尖锐泼辣的文风在知识界影响甚大。
在
1945年“一二·一”惨案（昆明学生流血惨案）发生后，针对国民党发表的《告昆明教育界书》及《中央日报》对“一二·一”惨案所做的种种欺骗、诋毁、诬蔑行径，《民主周刊》马上发表了《我们对“一二·一”惨案的严重抗议》及《论一二·一惨案与纪纲》，揭露惨案真相，有力地批驳了欺骗、捏造的丑行。
对于《民主周刊》的反击，国民党当局黔驴技穷，只能以强权禁止其出版。但不屈的《民主周刊》针锋相对，继续发表时评：
“慷慨陈词为本刊及昆明四刊横遭阴谋破坏对玩火者警告，向人民申诉！”不久，《民主周刊》又发表《为横遭阴谋破坏敬告各界人士书》，争取社会舆论支持。
到此年
3月，正值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民主周刊》即发表《国民党必须立即放弃破坏和平、民主、团结的企图》，当头棒喝批判其“重回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老路”，警告其放弃、破坏和平和民主并发动内战的阴谋。4月，《民主周刊》将矛头对准独裁者蒋介石，指责他“没有带给人民以和平民主的希望，带来的是恐怖的内战和暴虐的一党专政、一人独裁”。7月15日，闻一多刚刚与《民主周刊》社的同人谈过话，鼓励大家克服困难，争取刊物继续出版，孰料刚出门不久便被埋伏在暗处的特务一枪毙命。就这样，闻一多这位从事编辑工作三十年的民主战士，无声地倒在了血泊中。
与此同时，闻一多的挚友朱自清将《新生报》副刊改名为《语言与文学》，并写了一篇
“周话”作为发刊词以祭奠闻一多。
说到《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的取名，不能不提
1937年闻一多主编的《语言与文学》。当时，朱自清十分支持闻一多主编的《语言与文学》，他不断给刊物写稿，其中《语言志说》专论就曾发表在《语言与文学》上。
关于《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朱自清在《标准与尺度
·自序》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