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秦以外,历朝历代,孔夫子都是被人供起来用的。虽说供在庙堂之上,尊贵无比,但总得根据后人的需要变脸。不过,变脸归变脸,孔老夫子不仅皇帝喜欢,士大夫也喜欢。再狂悖之人,也不敢对孔圣人说半个不字。
进入民国之后,皇帝变了总统、主席或者总裁什么的,但大家尊孔如旧。用还是想用,但总也用不好。蒋介石尊崇理学,天天讲礼义廉耻,提倡新生活运动。但是,上海的漫画家,却画了漫画来嘲笑他。五四新文化运动,人说是打倒孔家店了,其实,真的打倒孔家店的,只是一个来自四川的吴虞老先生。其他的人,包括最新派的胡适先生,无非是想把孔子的思想,搁在先秦诸子当中,不让他老先生总是披着圣人的大氅,在庙堂里啃冷猪头,落下来做一个哲学家。尽管《新青年》办得很火,影响巨大。但在那个年月,绝大多数的文化人,还是把孔夫子当圣人,儒学,不管面目变了什么样,依旧是文化人安身立命的本钱。
当然,这个本钱,到了1949年之后,忽然之间变成了负资产。几个政治运动一横扫,从乡间到城市,士绅和半士绅们都见了鬼,没有见鬼的,也威望扫地,沦为贱民。这期间,孔夫子也一次次地中枪,挨批判。最凶的一次,是吃了林彪的挂捞,被全民挂起来批,批林批孔。接下来是批儒评法,实际上还是批孔。
当然,文革过去之后,逐渐中国人开始过正常的日子,孔夫子被批的境地有所改善,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顶多恢复到哲学家、教育家的位置,悄然无声。然而,不知怎么一来,孔夫子开始重新走红。讲儒学,号称讲儒学的人越来越多,连台湾、海外的大师、小师,都被招惹进了大陆。儒学经典,外加三字经和弟子规,央视开讲,民间也开讲。官员喜欢,老板喜欢,一些民众也喜欢。尽管他们都不过对孔夫子有过丁点模糊的印象,但都相信这个被皇帝捧了两千多年的圣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帮助领导管理下属,帮助老板挣钱,帮管不了自家小皇帝的家长度过难关,让孩子乖乖听话。当然,最后都是帮助那些儒学或者国学大师把口袋撑满了。
不消说,孔夫子再度走红,是因为上面喜欢,中外儒学或者国学大师们正好大展宏图,不仅趁机塞满口袋,而且好像有机会变成国师,让儒学变成儒教,自家来做教主。
然而,这样的儒学复兴,真正能看得见,说来说去,只是一些人发了财。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文化已经残破不堪,儒学之所以为儒学的基础,已经荡然无存。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大潮中,无论在那个层次,儒学的复兴,都只能变成一点商机。就像当年的孔府家酒一样,孔夫子在这个浪潮中,只能再一次被当成商品被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