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还在，其实人生的路永远只有一半。”
2月22日的海口音乐节，薛凯琪演唱《半路》前，说了这段话。
唱到副歌，她声音颤抖，强忍泪水，平复情绪后，暂停了演唱。
薛凯琪背过身，擦干眼泪说：“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很多人以为，她是因为歌曲本身而落泪。
之后，方大同于2月21日离世的消息被宣布，我们才知晓答案。
3月8日，薛凯琪的长文打破了沉静。
字里行间，她像是在和某个人对话：
“最希望世界大同的你，当听到我们说，会带着光的行动去爱这个地球和住在上面的每一个人时，你应该会很开心吧？跟你说，我们会。毕竟好不容易才能在这一辈子相遇。”
好不容易相遇的人，走散了。
《复刻回忆》MV
恍惚间，许多人想起那段2000年前后的香港乐坛，一批批新生代歌手蓄势待发。
青涩岁月里，薛凯琪还留着短发，又或是扎起马尾辫，在录音棚里和方大同打打闹闹，吃着薯片，才录完一首完整的歌……
做歌手、拍戏、接电影，这一切并不在薛凯琪的童年设想里。
三四岁的时候，薛凯琪就喜欢画画、做手工。小小的她，握着笔在纸上做“设计”，帮不同的人物换衣服，幻想自己有天能成为一名画家、设计师。
1981年，她出生于小康家庭，父亲经营一家设计公司，母亲开补习社，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备受宠爱，但管教极严。
直到她十七八岁，父母仍然不让她和朋友们单独外出吃饭，如果真要去，也必须知道她和谁吃，每隔10分钟，要打电话向父母汇报。
薛凯琪的爸妈喜欢在家里放音乐，比如张国荣、梅艳芳。他们甚至不争抢听张国荣的专辑《红》，家里都买三张。
薛凯琪在音乐文化的熏陶下长大，慢慢爱上了唱歌。
“我这一生只有一个偶像就是哥哥，他的演唱会看十次都不会厌。”她对着镜头直率地说。
但做歌手之前，她没有明星梦。
按照原定设想，她考上了香港城市大学的创意媒体系，学装置艺术。
大学时期，她为了赚生活费，去兼职做模特，专门拍电视广告和平面广告，模特圈子让她开始接触到了更多行业的人。
工作做了大约一年，她觉得模特不适合自己，她更想做创作。朋友建议薛凯琪，可以去华纳唱片公司试音。
薛凯琪把试音的事告诉家人，彼时，舅舅在华星唱片公司任职，他觉得不靠谱：“试什么试，那些都是骗人的。”
但她一再坚持，舅舅只好松口，让她带上妈妈，他们去唱一次卡拉OK。舅舅说：“我得看看你唱歌有没有跑调”。唱完后，舅舅终于推荐了她去试音。
这一试，华纳唱片公司就决定把她签下。
进入2000年，“四大天王”的时代缓缓落幕，香港乐坛迎来了新生代歌手的崛起。
陈奕迅一首《K歌之王》让大家记住了“E神”；杨千嬅凭《少女的祈祷》一举拿下当年叱咤乐坛金奖；容祖儿凭借《谁来爱我》迅速走红，成为英皇娱乐力捧的新人；郑秀文、陈慧琳、谢霆锋、Twins、谢安琪等新人崭露头角。
2004年，薛凯琪发行《奇洛李维斯回信》一炮而红，抢占排行榜高位，夺下叱咤十大第7位推荐，成为史上第一位新人获奖者。她以“人靓声甜”的印象走进大众视野。
2005年，她19岁，被尔冬升导演选中，担任电影《早熟》女主角，凭借电影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提名。
同年，她出演了人生第一部电视剧《学警雄心》，留着假小子发型的“兔子警官”形象让更多人熟知Fiona。
伴随荣誉一同来到她身边的，还有各种流言蜚语和花边新闻。
“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负面新闻，报纸杂志把我写得极度狰狞。”薛凯琪回忆道。
出席颁奖典礼时的站位需要谨慎，否则会被写成“耍大牌、没礼貌”；站姿也要控制，不然会被视为“装模作样”；拍戏途中，她帮同组演员拿反光板被称“指使人做事”。
但她都化作一句：“可以上台就执到（很高兴）啦！”
不同于八九十年代香港女星明艳大气的长相，薛凯琪的登场，没有烈焰红唇，没有热情摇曳的裙摆。
她身穿简约的纯色T恤，大眼睛，娃娃脸，留着利落短发，举止之间流露一丝灵动的俏皮。
薛凯琪之于那个时代，更像是穿过树梢的阳光，像夏日里的冰镇汽水，像沁人心脾的茉莉花香，清纯烂漫，如沐春风。
但这和她的性格截然不同。
薛凯琪是一个很有棱角的人。从小个性直率，习惯想到什么说什么，想到什么就去做，只有这样，她才觉得足够真诚。
但出道后，她见识到为人处事方式的多元化，她逐渐变得“每说一句话，更替别人着想”。
换做以前，她看见下雨天朋友没带伞，她会说“打伞啦，晒死你呀”，现在会改成“很晒呀，你怎么不打伞呢？”
她希望做自己的同时，也让别人感觉舒服。
2005年，薛凯琪主演的爱情电影《早熟》大火后，她的片约不断，但争议也接踵而至。
媒体纷纷传出她与房祖名的恋爱绯闻，她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薛凯琪每天被长枪短炮围得水泄不通，一举一动都被外界高度注视，她想好好唱歌，但却没了自由。
焦虑、紧张、无助的情绪压得她喘不过气。
2008年，金融危机，薛凯琪父亲的公司遭遇影响，家里经济受重创，父母争吵次数越来越多，直至感情破裂。同年，薛凯琪与男友分手，情感受挫。
恋爱不顺、工作忙碌、家庭变故，多重因素的交织，薛凯琪患上抑郁症。
生病后，薛凯琪的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时而激动疯癫，时而崩溃大哭，时而暴躁生气，时而开心，时而扮演冷静。
“我知道真正的我是怎样，所以一发脾气，伤害到别人，我又开始内疚，讨厌自己”，她不停地被复杂的情绪撕扯。
有次因为点外卖送错汤底，她哭到癫狂，把发型师吓坏了。直到
她完全提不起精神，就连站起来，走去卫生间的力气也没有了。
一天只吃半袋方便面，没有胃口。不愿意出门，无法和人交流，街上看见路人就恐惧。
她不爱将负面情绪告诉朋友，“分手又装没拍拖没事，家里出事了也装没事”但另一副声音又跳出来打架，“为什么我那么难过没人安慰我，大家还觉得我开心。”
薛凯琪讨厌这样割裂的自己。情绪不断走向低迷，直至跌入谷底，她才意识到自己病了。
为了不打乱工作安排，她坚持拍摄，依靠吃药平复情绪。2009年，抑郁症期间，她还在拍陈庆嘉导演的《人间喜剧》。
薛凯琪去试镜，导演让她演一个发疯的精神病病人，一秒哭一秒笑；一秒愤怒一秒神经，结果她演得非常好。
药物隐去她的愤怒和亢奋，致使她总在“发呆”，时不时就刮自己的手，看上去“不太正常”。
有次，她找不见一根眼线笔，立马从椅子弹起，在片场来回跑、问人，最后发现就在自己面前。
一段时间药物治疗后，状态有了好转。
但她又马不停蹄地拍了《分手说爱你》，
女主的人设对感情很敏锐，薛凯琪再次把自己扔进崩溃、大哭的情绪里。
“人好好的时候没奖，不对劲的时候却拿奖了。”薛凯琪调侃道。2011年，她凭借这部电影拿到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
随着病情越来越严重，她的体重降至70多斤，每晚服用三种安眠药才能入睡。
但她没有停下手上的工作。2012年，薛凯琪出演的《悬红》《低俗喜剧》等五部影片接连上映；同年，她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首个大型个人演唱会。
忙宣发、准备演唱会，跑通告……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薛凯琪长时间处于精神紧绷状态，结束生命的声音也时不时萦绕她耳边。
有天晚上，薛凯琪听到很强烈的信号——“我真的要去死了”。
她开始认真思考去世后的事：要办葬礼。
爸妈会很操劳，他们离婚后很久没联系了，现在又要为她而重新说上话。
还得花钱弄礼堂，给她的朋友打电话……不行，他们太难受了。
薛凯琪不能接受自己死后给父母带来的负担。她打给方大同：“我现在要去死了，你劝我吧。”
在薛凯琪世界里，方大同是最能守住秘密的人，一个靠谱的朋友。
不管情况再糟糕，方大同都能理智、平静到这种程度——“诶，千万别闹，不要哭，先把它拿起来，你要轻轻地拿哦，因为玻璃碎了，你不轻轻拿，会割到自己，割到自己后你会更惨。”
电话接通后，那边没有传来安慰的话。
方大同从饮食健康和她聊起：“阿Fi，都叫你平时不要吃那么多零食啦！”
薛凯琪被唠叨起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和我聊化学成分对人体的伤害会不会迟了点”，他们隔着屏幕吵起架，气到几次挂断电话。
薛凯琪被方大同的无厘头发言逗笑了，最后听取他建议去看医生。
灰暗浑浊的迷雾，被方大同撕开一道缝隙，光倾洒而下，驱散开周围的阴霾。
多年之后，薛凯琪明白了大同的用意：
“那时候他不在香港，我们也有段时间没联系了，他可能一时半会儿不知从哪问起，而且我都那么伤心了，他可能不想提起那些事，让我更难过。”
后来，方大同回香港见她，想知道她情况怎样，又送了她一本《一百种方法活到一百岁》。
“看书名就知道他是真的想我活很长命。”薛凯琪开玩笑说道。
薛凯琪知道，身边来来去去很多朋友，但真正能送她这样一本书的人，只有方大同。
他们的友谊，像那通“一打即接”的电话，是对方需要时，就会义无反顾出现的存在。他们相识于微时，成为了彼此生命里特别的人。
薛凯琪提及方大同，会用上3个“特别”来指代——“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搭档肯定是大同”；
而主持人问到方大同圈内最好的朋友是谁，他没有半点犹豫地说：“阿Fi，都是阿F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