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可能不少人都有些“丧”。
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很多人即使不在武汉也特别焦虑，刷着微博坐立难安，什么事情都做不进去，没两分钟就拿出手机来看一看，越看越气馁、越看越沮丧……这其实是很糟糕的信号，说明
你的“同理”已经趋于过载了
。
你的情绪还好吗 | Abundzu/Dollar Photo Club
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特别是社交网络出来之后，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被不断地重复、不断地出现，所谓“刷屏”。而每一件坏事，每一次不幸，都会随着社交网络的运行机制被放大。
消息的流通，对社会是好的。
但是，消息的爆炸式流通，特别是社交媒体
上带有情绪的、个人化的消息，长期下来对人会产生相当大的心理负担；
而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力感，更是会放大这种焦虑。
这种负担，对于天性敏感的人来说，则更加致命。
过多的消息，是在消耗人与生俱来的同理心。这种同理心，是用来处理和亲近的人之间的关系的，我们会为他人的不幸而不幸，所以才能体谅、合作、帮助他人。
而到了技术时代，我们在演化中形成的天性，已经承受不了从远方传来的、成百上千倍的不幸。
很多人会在信息的轰炸之后，选择关闭自己的感官，变得麻木，这是一种心理保护机制，叫“
同情疲劳
”。
这不是说大家不要去关心疫情，或者指责别人“散布恐慌”，而是
在关心当下时事的时候，多体察一下自己的情绪和心理
。
你需要保留同理心，不被“疲劳”所碾压。毕竟，你的同理心，应该留给你最亲近的、你身边最需要帮助的人。
如果你觉得自己看不了那么多东西、处理不了那么多信息，但又不想什么都不做，那么你可以：
- 只看几个你信任的信息源，不要“刷”；
- 和身边的人讨论可行的方案，把同理诉诸行动，减少无力感；
- 帮助身边的人，比如提醒他们戴口罩等等（当然那种怎么都不听的就算了，你没有义务帮助 ta）；
- 如果你还有着求知欲，可以留出充足的时间阅读、思考，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刷新闻上；
- 做点不相关的事情，不必有负罪感；
- 永远记得，你只有拯救好自己，才能拯救别人。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作者、历史学家卡拉·乔伊森（Carla Joinson）正在一所医疗机构里为写作而取材，对象是护士。她发现，这些被社会描述为“白衣天使”的人们，也会陷入愤怒、无助乃至冷漠。一个护士刚刚失去了她悉心照料已久的病人，在那之后，她陷入了持续不断的愤怒和压抑。另一个护士经历了同样的失望和沮丧之后，差点抛下病人、离开岗位。
护士们重复目睹着大量病人的不幸，竭尽全力却依然有无能为力的情况发生，这让她们的心理难以承受。
卡拉将这种现象命名为“
同情疲劳
”（compassion fatigue）。
拥有“同情心”对于我们而言再正常不过了。但付出同情又不是体力劳动，为什么会疲劳呢？其实，
同情是一项很费脑子的工作，因为它实际上是要求你模拟别人的脑子。
从根源上讲，同情来自同理（empathy），它的诞生是因为人类是群居动物。
所有的群居动物都要相互沟通交流，蚂蚁这样行为简单的动物可以靠外激素和几条简单规则实现合作，但哪怕是人类的原始祖先，都已经需要更加复杂的办法。演化心理学认为，同情心、关心别人乃至利他这样的道德要求，都是为了早年间让人类这样的群体动物能够团结、互助，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们甚至可以在和我们关系很近的动物中找到这样的证据（例如倭黑猩猩）。
人们的情绪会在相互接触中“传染”，会不知不觉学会对方的口音乃至口头禅，就连打哈欠也会引起人群中的连锁反应。我们会不自觉地将自己放入对方的感受中（情感同理），或者有意地站在对方的立场设身处地思考（认知同理），让自己进入对方的角色。因此，同理能够促进理解，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顺畅，更倾向于合作。
然而，同理心是一项消耗巨大的心理活动。
不管是主动理解他人的意愿，还是不自觉将自己代入他人的情绪，我们能付出的情感资源和认知资源都是有限的，仿佛游戏里的“蓝条”；每个人消耗蓝条的速度也不同，敏感人群的消耗尤其巨大。一旦接近枯竭，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防御机制，促使我们远离刺激，就如同向劳作已久的身体发出疲劳的信号一般，否则便会在不断的刺激中变得麻木，甚至失常。
实际上，心理学界早在80年代就注意到了“创伤对于人们的间接损害”——即那些没有直接经历不幸的人，也会因为目睹不幸而受到心理上的冲击。到了90年代，心理学家查尔斯·费格力（Charles Figley）开始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并且采纳了“同情疲劳”这个说法。
后来的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进一步细分，
将“同情疲劳”界定为短时间、高强度地接触不幸境况导致的压力和崩溃
，而将持续、长期的接触导致的麻木和沮丧等心理问题归为“
同情倦怠
”（burn out）。但无论细分方法如何，学者们都普遍承认，他人的苦痛能给我们自身也造成不可小视的伤害。
同情疲劳在提供关照和服务的人群中出现得比较频繁，例如护士、社工、救护车接线员、为弱势群体辩护的律师们等等，这些人很多时候需要同情心和所谓“爱心”来维持工作责任，从而持续地处于同情带来的压力中，在心理、生理或情绪上枯竭。
但在这个词汇被学界接纳之后不久，人们便发现，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于特定的职业中，也多多少少会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
电视、报纸和网络，持续不断地把远方的不幸送到我们眼前。
灾难、犯罪、疾病、贫穷……我们对这样的画面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熟悉，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
1996年，来自佐治亚大学和肯尼索州立大学的几名学者做了一个大样本电视受众调查，他们发现人们在大量观看了灾难、疾病和无家可归的新闻之后，会在不同程度上会经历类似于同情疲劳的症状，例如沮丧、焦虑等等。
越是诉诸情绪、越是重复出现的东西，越容易造成这样的后果
，其中，暴力犯罪对人们带来的冲击最大，艾滋病其次——那时，艾滋病走入大众视野不久，这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吸引了大量的媒体报道，而它背后的道德与伦理争议则让这些东西在媒体上持续拉锯，久久不散。
研究表明，
性格更偏敏感的人，更容易受媒体灾难报道的负面影响
，有三分之一的被访者表示曾经经历过失眠、食欲下降和无法抑制的哭泣等。他们不得不切断信息的摄入——转台、关掉电视，甚至不再获取更多的信息。这样的同情疲劳，最终会消磨人们对于新闻事件的兴趣，成为认知负担。
但新闻还在源源不断地诞生。
媒体的天性，会驱使着他们不断用更加夸张的方式获取更多关注。
如果人们对于惨烈疲劳了，那么必须变本加厉地惨烈；如果人们对戏剧疲劳，那就添油加醋地加戏……马里兰大学新闻学教授苏珊·莫勒尔（Susan Moeller）在《同情疲劳：媒体是怎么售卖疾病、饥饿、战争和死亡的》一书中指出，同情疲劳是一个恶性循环，“它总是需要打破受众的防御，让每件灾难感觉起来比实际更糟”。
这样的情况，在技术驱动的社交媒体时代只会更加严重。
社交网络能够穷尽一切的事件细节和多方声音；数不清的第一手视频、高清图像乃至手机直播，让灾难和苦痛赤裸裸地展现在眼前；转发、评论、点赞，这些被不断表达出来的关注和同情，却让相同的灾难和受害人在时间线上重复出现，甚至“刷屏”。
受害者当然需要关注，社会也需要同情。问题在于，曾经我们只能接触几百人，现在我们要面对全世界。小小屏幕带给我们的层出不穷的新闻，远远超过了演化给我们准备的能力。牛津大学心理学家罗宾·邓巴估计，一个人只能和150个左右的其他人维持稳定社交关系，多于此数的都只能是“不熟”的人；但是每一则新闻报道都在试图打动你，都在试图挤占你有限的心理账户。
我们会为过多的不幸而烦躁，失眠，无力；我们为自己而遗憾，焦虑，甚至愤怒，最后只能对这个世界绝望地摇头。技术的发展超越了我们的心理承载力。
无节制的同情，也在逐渐压垮我们的判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