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1979-1983年复旦新闻学院本科生，曾任人民日报记者，现长期担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11月2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创建90周年之际，祝华新重回母校，与79级班级同学一起为王中铜像揭幕，并与我们分享他的复旦情怀和业界实践所闻所思。
复旦人是温和理性的，不随波逐流，更不屑同流合污，但也不愤世嫉俗，桀骜难处。
即使有再大的压力，也不推诿、不失态，“每逢大事有静气”，这也是复旦人的气质
。
1979年，王中教授脱下“右派”帽子，重新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
王中教授对着全系师生庄重说道：
“新闻要讲真话，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新闻系的学生，宁做布鲁诺，不做姚文元。
”这句话从此在祝华新的心中刻上烙印，成为他日后从事新闻行业的底气和定力。
作为江苏省文科状元，祝华新于1979年考入复旦大学。时值改革开放第二年，全国上下充满干劲，一派欣欣向荣，中学生们都怀抱着改良社会的理想。
祝华新也同样满腔热血，他认为学新闻离社会最近、离现实最近，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趋势，于是决定学习新闻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祝华新父母心中，上海始终是最美好的城市，当时全国也只有四所大学设立新闻学院，祝华新认为上海的复旦新闻历史是最悠久的，“学新闻就得到复旦来”，他最终与复旦大学新闻系结缘，开启了他在复旦新闻馆的四年本科时光。
当年，新闻系给每间学生宿舍订阅了《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阅读这两份报纸，滋养了新闻学子的家国情怀，也让祝华新养成了对政治和政策的关心和敏感。
正是拨乱反正的高潮期，祝华新记得报纸上经常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几乎每周都有屈辱的灵魂从极左路线的十字架上获得解救，“我们感觉振奋，衷心服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新政。感觉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将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建设而成，那种豪迈和自信自强，至今还历历在目。”
忆起外国文学课，祝华新对杨烈教授讲授的《十日谈》仍印象深刻
。改革开放初，中国处于阶级斗争到思想解放的转折点，在原本保守的风气下，谁都不敢穿着花格子衬衫在学校里走，“穿花格子衬衫相当于今天的裸奔一样惊世骇俗”，而《十日谈》的青年主人公展示了生命的美好和青春的活力，为学子们拨开了中世纪的蒙昧。
近日“7913”的同学翻出当年外国文学课最后一课的照片，杨烈教授板书留言劝励：
谢赠致勉（七律）
名家名画赠如何，
回忆当年感慨多。
常觉师生皆圣洁，
自惭书剑两蹉跎。
生逢盛世宜加勉，
胸有才华且放歌。
水下昆仑归大海，
中原驰骋启先河。
▲
外文系教授杨烈给7913上的最后一节课
(祝华新供图）
当时由班长带队，祝华新的几名同学到四川路山阴路上杨烈教授寓所探望，给老先生送了一本年历，里面是名家画作，于是引出了诗中首句。
最后一课后，各个小组同学分别与杨烈教授合影留念，也正如诗中所说：
“常觉师生皆圣洁”，师生间“圣洁”的情谊，温暖着祝华新的心。
在祝华新看来，读过《十日谈》的复旦人，有一种独特的人文气质，在日后的工作和人生中，遇到困惑时，复旦校园的“圣洁”也给他留下了纯净的底色。祝华新认为李泓冰对复旦的校训概括得到位——我们是一群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我们对习以为常的事物有审视的意识，对世俗的功利有超越的眼光。
在循规蹈矩工作的同时，我们常有一种在‘别处’的漫不经心和信马由缰，但这种散漫背后，是一种不屑做戏作伪的坦荡和真诚。
”
一次某部委邀请祝华新起草互联网白皮书，为他在宾馆开了一个套间，说餐饮消费直接挂账，而祝华新反而到街上找大排档吃饭，没有在宾馆中消费一分钱。他不喜欢斤斤计较，对于凡夫俗子的蝇营狗苟，他会悄悄撇撇嘴：“我们跟你们不一样！”祝华新始终觉得这始终是复旦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期许。
八十年代的改革，遭遇传统体制和传统观念的巨大压力，在体制上有所
兴
革往往会被视为离经叛道。
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复杂，党内外一时也难以取得共识。
有人提出
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化”，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看成是破坏集体经济基
础，把企业承包租赁看成是搞私有制，出现思想混乱。
在邓小平的授意下，
1987
年
5
月
13
日，中央召开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宣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深入、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要加强对改革的理论宣传。
邓小平告诫全党：
“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
”
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来，社会百废俱兴，在这样的背景下，
时任人民日报记者的祝华新和同事们感到需要深入地阐释改革的历史合法性，为党代会做好舆论铺垫。
当时传统的新闻观认为，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的客观报道，但对于中国改革这样几十年、几百年未有的变局，仅靠客观记载个案新闻很难看得真切和透彻。
祝华新和两位同事向当时活跃的理论界借力，在北京、上海采访了约二十名中青年学者，请他们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角度，作出梳理和解读，帮助读者深入地把握当代人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和艰巨挑战，也是为
80
年代中央大胆而审慎推进的改革方略代言和辩护。
时至今日，祝华新仍能清晰记起当时在北京上海与中青年学者访谈的细节，“在上海采访了华师大的经济学家，还有上海市委办公厅的，青年经济学家也采访了……在北京采访了大概半个月，采访了中央党校，采访了王沪宁副教授，王沪宁当时
32
岁，穿着短袖衫……”
经过不断地深入采访和探讨，最后，祝华新和同事罗荣兴、曹焕荣发出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和《改革阵痛中的觉悟》。
时任人民日报社长的钱李仁最后支持连续两天从头版转用约一块半版的篇幅刊出两篇报道，在这之前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报道一经发出，不少读者纷纷写信给人民日报社编辑部，或赞扬，或表达自己的感想见解。
北京师范大学校刊部的高新来信表示：
“某些学生读后热血沸腾，一位教授觉得言犹未尽”；
辽宁省本溪县
政府办公室的李兴漳感慨：
“读后让人从心底喊出，只有改革才能兴中国。
我向周围的同志推荐这篇文章，同志们争先抢后阅读”；
也有海外学子读后彻夜难眠，感言：
“希望贵报多发这样的文章……”。
新华社高级记者施宝华评价这两篇报道：
“他们既没有用人们已经明白的空洞道理去说教，也没有局限于用事实说话的报道宣传中，而是把我国理论工作者对改革的探索思考来同读者交流，既有理论的阐释，也有事实的剖析；
既有创见，也不是定论。
”
1982年祝华新（左）在湖北实习，与冯是虎（右）同学和长江日报指导老师刘小江（中）合影
(祝华新供图)
祝华新回忆，80年代中央书记处对新闻界的要求是：
“入耳入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党心民意交集，新闻界解放思想，勇于报道和干预现实。
一批深度报道也让他感到震撼，如《中国青年报》的《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红色的警告》三部曲，《人民日报》的《鲁布革冲击》，每每提到当年新中国80年代新闻黄金发展时期的这些报道，祝华新就想起他们曾经的真诚和热血，以及他对国家、对个人发展的美好愿景，“有了当年的憧憬和努力，我们这代人不枉今生！
”
而祝华新参与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和《改革阵痛中的觉悟》两篇报道，最后也成为了80年代深度报道的代表作。
祝华新长期担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经在人民日报14年的记者生涯，为他目前从事舆情研究积累了很多经验。
祝华新一直相信，舆情研究是新闻报道的B面，新闻报道是通过第一手的资料实地去采访和了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而舆情更多的是收集梳理各界对当下社会事件的反馈，是第二手资料，但同样是社会的瞭望哨。
在调查报道式微的今天，舆情监测工作异军突起。党政机关高度重视舆情，突发
事件发生后，各种舆论反馈需要被迅速汇集报告给领导机关，事件的处置和舆情的应对并重。祝华新认为，舆情分析师的基本态度是，解决舆论聚焦、公众关切的问题是第一位的，舆论引导是第二位的，
“舆论场的’降温’和’灭火’是手段，赢得人心才是根本
，舆情工作不存在舆论导向问题，价值就在于如实反映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矛盾构成。
”
用十七届四中全会的说法，是“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在人民网做舆情，祝华新认为把握政治定位十分重要。他提出主流媒体的舆情分析要帮助政府把握民意、完善决策，“大V”和市场化媒体则要站在民间监督政府。“现代社会是两者的合力，但是主流媒体需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补台而不是看政府部门的笑话，这是舆情业务得以发展的根本保证。”
祝华新听人民日报的老同志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61年下半年周总理出访归来，人民日报写道：“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见报后，周总理把记者找去，严肃地说，我们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这样的宣传上不合国情，下不安民心，群众看了会怎么想？在祝华新看来，总理非常理解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理解百姓的敏感心理，党的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同样也要摸清老百姓的思想脉搏和情感脉搏，
“不能跟老百姓的心思拧着来，对着干”。
媒介技术不断发展，社会舆论的格局和表达方式也已不能和上个世纪的形态同日而语，新媒体为中国人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供了技术保障，互联网为民众表达提供了相对自由、顺畅的通道。祝华新基于自己作为舆情分析师的经验，也对目前的舆论环境有着判断和见解。他认为，
政府、新媒体、公民三者间的关系，是当前观察社会生态和政府公共治理的一个有趣的角度。
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他敏锐体察到社会各群体有多种利益诉求需要表达，建议政府不妨通过新媒体来了解民意关切，发现基层治理的瑕疵，及时解决问题。而新媒体除了用来表达意见，也提供了文化娱乐的重要功能，“要尊重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和语言习惯，包容草根社会不那么‘高大上’，但也无害的娱乐方式”。除此之外，他提倡要鼓励科技、文化、医学等专业机构、专业人士开设新媒体，
“去加厚互联网的文化土层，培植互联网的科学文化理性，这对于澄清网络生活类谣言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