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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胖说：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城市足球联赛，从无到有的3年间，投入了7000万元，换来了每场比赛3万人的观众参与。只是，“中超联赛尚在踯躅前行”的足球改革进程中，城市足球联赛，能成为“全民社会足球”的一面镜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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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是中国体育永远无法回避的硬伤。几经跌宕，几经起伏，使多少英雄为其折腰，为其心碎。中国足球已成为国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但不管中国足球几经沉沦，至今依然是最具有人气和活力的运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2011年国际足联统计，中国足球人口有2600万人，居世界第一。虽然这一数据遭到质疑，但不可否认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关注足球的人至少以亿计。
中国人在足球上的花费也逐渐豪绰。国际足联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足球俱乐部2016年在球员转会方面共花费超过4.5亿美元（1美元约合6.9元人民币），仅次于英格兰、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位列世界第五。在2013年中国足坛，这一数据为2780万美元，2015年就飙升至逾1.68亿美元，2016年更攀升至4亿5130万美元。与职业足球相对的是社会足球，二者是中国足球人口天平上最重的砝码。近几年在政策春风的沐浴下，业余足球风生水起，显露出成为推动中国足球向前滚动的最强动力的迹象。
足球运动发达的国家向来是职业足球和社会足球并重。而在备受各界关注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能够明确看到对于职业足球和社会足球的辩证统一描述。“通过社会足球人口不断增加、水平不断提高，为职业足球发展奠定扎实的群众基础和人才基础。通过加快发展职业足球，促进社会足球的普及和提高”。职业足球和社会足球同样也是中国足球太极图的阴阳两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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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足球本就来自民间，土壤肥沃，只是过去疏于精耕细作，现在情况发生了本质改变。记者近期在吉林省珲春市亲眼目睹了当地一场业余足球比赛，上座率居然达到了近3万人。要知道，2016年中超联赛场均人数才24,159人次（数据来自：中超联赛官方）。
但相对于商业模式完善的职业足球赛事，社会足球在中国还活得很艰难。在众多社会足球赛事中，中国城市足球联赛（CCL）是其中的代表。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足坛的一面旗帜，郝海东认为，“中国城市足球联赛只是一个起点，终点在于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足球氛围、足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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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业履历来看，北京足坛之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足坛之星”）CEO刘秉润是个不折不扣的门外汉。但并不妨碍他对市场趋势的判断，多年金融从业经验练就了他敏感的判断力，在他眼中，“社会足球已进入最佳投资风口”。
而在中国城市足球联赛从无到有的3年间，刘秉润共计投入了7000万元。对中超而言，这点钱不过是杯水车薪，但对业余足球来说，着实是一笔不小投入。
当记者问起是否盈利，刘秉润毫不忌讳地表示，仍在亏损。目前，中国城市足球联赛赛事收入主要来自于商业赞助。刘秉润预计明年就能逐步实现真正的盈利。在投入上，明年会继续投入不低于3000万人民币，用于赛事组织执行、品牌推广和产业链完善等方面。
“到2018赛季中国城市足球联赛的总投入将至少达到1亿元。” 刘秉润说，目前城市足球联赛价值评估在4-5亿元，这一数据在去年只有3亿。
能否盈利是衡量企业运营好坏的标尺，中国城市足球联赛能否明年逐步实现真正盈利，关键要有稳定的盈利模式。目前，足坛之星推出了“Hao球”APP，所有的赛事直播、录播，赛事报名，赛程安排，球迷互动都完成了线上功能布局。而近期，通过“Hao球”APP，保险和摄像器材都在平台上进行了广告投放，反响不错。紧接着会开通体育商城板块，刘秉润的目标是打造成体育商品的“奥特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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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门票、俱乐部纪念T恤、赛事吉祥物等周边商品未来都将是城市足球联赛这一品牌重点布局的盈利点。
刘秉润说：“只要运营良好，下一步甚至进入体彩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球员转会是未来城市足球联赛重要的造血来源。今年以来，城市足球联赛为中国职业足球输送了不少人才。其中，直接转会中甲的球员有2名，直接转会中乙的有10人，直接转会中丙的则高达近50人。
据悉，今年城市足球联赛大部分参赛球员都与足坛之星签订了经纪合同。
专业性是城市足球联赛有别于其他“草根联赛”的标志。不少参赛球队都表示，无论是开赛进场仪式，裁判团队（国内首个应用6裁判制的非职业赛事），还是赛事录制，城市足球联赛都做到了国内业余联赛的前列。
今年为了提高整体水平，参赛球队缩减至16支，而所有场馆的交通费用依旧是组委会自己承担。虽然目前刘秉润还无法从联赛身上挣到一分钱，但社会足球巨大的市场体量，让他相信未来一定可以盈利。
本月初，城市足球联赛在珲春有一场比赛，但没有想到居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场比赛上座率据当地政府统计，接近3万人次，超过当地人口的10%，社会体育市场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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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喜就有忧，国家46号文件在宏观上为中国体育产业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但在落地阶段，遭遇实际难题。社会足球在各地的推进与对接中同样面临阻挠。不少地方主管部门对于社会足球发展，表现更多的是冷漠；缺乏相应具体执行政策的支持是目前以足球为代表的体育项目遇到的发展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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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红润化工俱乐部地处华南赛区，今年主场赛事光是比赛场馆就已3次更换。主管部门找不到具体工作对接人，正规场馆一说到场租费用就是狮子大开口，高费用、高成本让举步维艰的城市联赛各家俱乐部处境更加艰难。
不同于中超职业足球联赛，中国城市足球联赛各俱乐部中的球员多是在职人员，有自己的工作，参加比赛纯属兴趣爱好，并不以此为生。因此，很多客场比赛时间会和现在的工作发生冲突，因工作无法抽身成为制约中国城市足球联赛发展的桎梏。
除了人之外，成本也是一大拦路虎。红润化工俱乐部负责人表示，每个客场比赛的成本支出都不低于8万元人民币，今年球队预算在60万元，这对于一支处于起步阶段的俱乐部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职业俱乐部可以通过赞助、冠名、广告等手段获得不菲的收入，抵冲高昂的成本，业余俱乐部很难复制照搬。今年初，有一家贵州当地企业打算以20万元买断俱乐部胸前广告位，最终双方未能达成。原因更多来自于双方对于商业价值判定上的分歧，因为没有具体的参考标准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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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中国城市足球联赛基本上所有的比赛都是免费观看，一方面是出于推广宣传的必要，但另一方面这样做就会失去一笔可观的收入，而门票收入即使对于职业足球联赛来说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因此，社会形态的足球俱乐部如何形成完整的造血机制，关乎未来的生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刘秉润对于投资社会足球有着一定的心理预期。他说，社会足球是个远远超出自己当初预期的庞大产业链，举办中国城市足球联赛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对中国足球做出实质贡献。即便这几年的投入打水漂，刘秉润表示也无怨无悔：“就当这几年是白劳动呗！”
在即将离开之际，刘秉润的手机收到了工作人员发来的对上一轮中乙联赛全部比赛的上座率统计表，数字显示的是34000人。而上一轮中国城市足球联赛的观众保守估计不低于3万7千人，记者突然想：“如果免费变成收费，还能有这么高的上座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