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一词因此具有策略性的意义，而不是指称某种具有永久性意义的身分。
酷儿性 (queerness) 并不是一种新的身分，这一概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这些人们拥有共同的经验，他们共同作为性越轨者 (sexual outlaws) 的生活方式，而并不是一种这些人共同拥有的本质主义的身分。它出现在那些孤立的个人当中，与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价值相对立，与异性恋霸权相对立。
许多酷儿活跃分子不再将自己定义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甚至不说自己是异性恋者，而简简单单单地自称为酷儿。
酷儿的性活动很难在传统的性结构领域中加以定位，它是一些更具流动性、协商性、争议性、创造性的选择。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也许需要“走出来”，但是酷儿身分却是“走进去”的。
酷儿还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分类方式：
酷儿，较酷儿，最酷儿 (queer，queere
r，queerest)
。
这种分类方式与以往的任何分类方式都不一样。
酷儿理论的多重主体论 (multiple subjectivities) 造成了在不同社会和种族的历史背景下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不连续性 (discontinuities)，为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超性别者、易性者和双性恋者的社群之间更强有力的联合，为他们改造制度化的异性恋霸权的共同努力创造了条件。
最后，酷儿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关系。
酷儿理论出现于后现代思想盛行之时，与后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酷儿理论的哲学背景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后现代理论是遇到最多误解的理论，例如，它常常被人们误解为要取消一切实际行动和现实斗争。因为它解构了所有的“宏大话语”，解构了所有的分类和身分，因而取消了所有现实斗争的可能性。
有些女权主义者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她们认为，女权主义不可过于投入后现代主义的怀抱，这是与敌同眠。
她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社会变革的敌人。这种态度与女权主义对酷儿理论的复杂感觉有相似之处。其实，这种恐惧和担忧是建立在对后现代理论的误解之上的。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不过是一种模式转换而已，它并没有使任何事物变成“暂时的”或“不真实的”。认为“男性”和“女性”、“ 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作为一种身分的划分是不正确的，并不会使它们因此变得“不真实”。实际上，它对于反抗压迫的斗争是极为有益的，它可以使人们获得一种摆脱现存的僵化的社会文化机制的力量。
后现代理论家威尔顿说：
“我甚至要说，对于女权主义来说，性别的解构和重写 (这一重写可能采取彻底取消性别的形式) 的唯一选择是消灭男性！无论性别是一种压迫性的操纵性的结构，还是男人‘天生’要压迫女人，女人是‘天生’的受害者，全都应当被扫除干净。”(Wilton，in Adkins et al，108) 取消或者说解构“男性”和“女性”、“ 同性恋”和“异性恋”这些概念，并不像有些女权主义者所想像的那么可怕，并不会取消现实的解放斗争实践，而是为这一现实斗争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提供了一个新的武器。
酷儿理论是一种具有强大革命性的理论
，它的最终目标是创造新的人际关系格局，创造人类新的生活方式，它的做法是向所有的传统价值挑战。
它向传统的家庭价值挑战。
一位酷儿理论家说：“我认为，传统的家庭价值不会延续到下个世纪，随着人的寿命增加，我不相信人们能保持50年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生活。我想我们会找到某种既不是一夫一妻制也不是通奸活动的生活方式。”(Grant，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