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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从开年的那一刻起，2020年就在向着可怕的高潮迈进。我们现在几乎忘记，在2019年的尾声，众议院按照党派路线批准了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弹劾条款，为2020年参议院审判的戏剧性开场奠定了基础。全球性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杀害以及随后在许多城市演变成骚乱的抗议活动，都让美国人感觉到这个国家正在失去控制。
这些日益严重的危机使得我们选举的政府官员表现出最糟糕的一面。共和党总统在病毒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因为他的真人秀电视总统模式在面对真正危机时搁浅了。他努力说服大家病毒不存在，但这和其他当选的共和党人愿意为了总统的意愿而配合演出一样尴尬。进步派的市长、州长和国家政要面对不断升级的暴力和混乱证明了自己一文不值，他们拒绝捍卫在城市生活的人们的财产和安全，尽管这些人可能是他们的核心选民。
对许多右派人士来说，2020年也是对文化政治灾难的恐惧不断加剧的一年。因为进步派对美国的商业、文化、教育和娱乐机构具备处于制高点的掌控力量，而这种力量通过一场持续不断的觉醒政治（woke politics）变得越来越明显。对许多左派人士而言，这一年，人们对我们的民主受到独裁主义威胁的恐惧也日益上升，这似乎给选举带来了严重的危险。某种清算似乎迫在眉睫。
然而2020年却相当反常地结束了。选举的进程受到的干扰非常之少，尽管特朗普和他最狂热的追随者们在一段时间内拒绝接受选举结果，但这个结果可能都缓解了双方一些最严重的担忧。
对许多进步派人士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尽管他们很乐意看到特朗普输掉大选。
近年来，他们逐渐意识到，由身份政治产生并植根于全球人道主义的进步主义目标的实际障碍是美国和受制的宪政政府。
正如约书亚·米切尔在《美国的觉醒》一书中所论述的一样，
现在民主党纲领的几乎每一个板块都旨在实现一种超越联邦政府的能力和限制范围的精神层面的纯粹性。
这些纲领并没有反映出党派与其基础之间的脱节，相反，根据“政治”网站在6月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接近多数的民主党人支持为警察提供资金，而2020年的初选后民意调查发现，47%至60%的民主党选民对社会主义持赞成态度。一个政党领导人不会忽视众多成员所持的观点。
进步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由旧美国的受害者统治的社会正义帝国，同时忽视那些使受害现象基本结束的巨大的宪法和政策步骤。但是他们能否实现他们的雄心壮志所要求的突破？其雄心勃勃的意识形态能够证明其合理性吗？或者说，左派的最高野心，以及由此而来的右派最严重的恐惧，是否注定会被我们的管理机构证明是没有意义的？2020年，这可怕的一年，是否能以我们的宪政秩序出现真正的希望而结束？
图为孟德斯鸠及其著作《论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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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构的第二层次来自于我们政府的代议制形式。社会和政府一样，本身就会产生派别之间的分裂，这些派别各为他们所想要实现的目标而寻求和行使政治权力。他们努力地通过政府的代议制部门来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目标，然而，在一段时间后，这种努力都会被在这些部门的其他派别人士的等量且相反的努力所阻碍。在这样的制度下，公民永远在谋划，但最终无法伤害彼此。
为什么孟德斯鸠坚信在宪政自由主义之下的公民随着时间的发展会以这种方式分裂为两个几乎平等的对立政党？
皮埃尔·曼恩特在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史》一书中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答案，在书中，他指出了公民之间另一层次的分离。这种分离的关键在于，公民既是政府权力的政党成员，也是公民社会的独立个体。
在曼恩特的叙述中，一个政党的成员掌权后，会以牺牲对立党派的利益为代价，试图行使这些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如果他们做得太过于强硬，该政党更多比较冷淡的成员——他们不仅是政府行为者，也是公民社会成员——会开始感觉到威胁。他们会想，如果放任这种权力不受控制，如何防止更为激进的政党人士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转而与他们为敌。这种担心将会导致曾经在某个政党的成员将其力量转借给对立政党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总之，公民有双重利益：政府的权力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且不对社会造成太重的负担。他们也有双重情感：他们所支持的政党代表他们，但也与他们保持区别，因为政府权力的行使也可能背叛其政党成员。这两种不可分割的利益和情感之间的相互作用保证了一部分公民会几近自发地帮助社会中的弱势力量。换而言之，在宪政共和体制中，人民倾向于对权力的过度扩张作出消极的反应，并且会通过收回权力来惩罚该政党的过激行为。
这种政治动态模式可以确保随着对政治认同的欲望增长，异化也会随之发生，从而导致一些公民对他们的党派同僚产生怀疑，并决定成为其对立面的新的效忠者和成员。
曼恩特认为这种制度也产生了双重的无能。首先，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立使得公民一般无法做太多的事情来损害或削弱对方的自由。其次，公民可以而且会通过改变他们的效忠对象，轻易地使某一政党失去权力。他们曾经的敌人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至少是暂时的朋友，因为他们反抗对自己的独立性的威胁。这种动态变化限制了公民之间的政治互动，使妥协成为共和宪政的基本动力。
对孟德斯鸠来说，这种双重无能是自由的本质。它不是最美好的理想，但它是一个持久的理想，可能是我们在现代共和国家中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理想。
这也是最终导致进步派人士分心的原因。
美国的宪法和政策进程被要求在权力和政党之间作出妥协，因为党派人士逐渐意识到他们的最佳行动方案是维护法律下的自由和相对于政府权力的独立性。进步派人士追求大胆社会变革的野心经历了这种安排，这是不断烦恼和失败的根源：
体制总是挡在路上，在关键时刻，公众似乎总是加强其对改革的抵制。他们的挫败感导致他们试图通过夺取权力来破坏我们的宪法秩序，从而终结整个体制。
如果忘记了制度和公众反对政治权力过度扩张的态度倾向，代价可能会非常高昂。对于民主党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一度未能解释其权力夺取是如何不仅对其直接对手、也对其联盟中最不忠诚的成员产生消极的激励作用。
在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这种无视权力过度扩张后果的做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进步派人士确信他们已经获得了长期的权力。约翰·朱迪斯和鲁伊·特谢拉在2002年出版的颇具影响力的《新兴的民主多数派》一书中曾认为，种族多元化的美国很可能由民主党人领导，而共和党将会沦为一个落后的地区党。平心而论，两位作者声称，这是对他们的书的一种过于简单的解读，但其基本前提显然影响了民主党当时的策略。
《平价医疗法》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民主党人认为，在出现问题时他们可以修改立法，于是在没有经过任何审议或妥协，也没有得到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匆忙通过了这项法案。他们没有考虑到一个大问题：选民对该法案的厌恶是如此之大——孟德斯鸠会说，他们对在公民社会中失去一部分独立性的恐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民主党人在2010年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并因此失去了对该法实施的控制。
或者考虑一下该党对联邦法院的做法。2013年，由于迫切需要保护巴拉克·奥巴马的监管议程免受共和党州检察长的频繁攻击，时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哈里·里德结束了对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提名的阻挠程序。里德需要在法院——首先是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空缺的席位上设置联邦上诉法官来对抗州检察长。但是里德在2014年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因此也失去了设置新法官的权力——部分原因是奥巴马的监管议程，其中一些议程是在宪法之外进行的。正如孟德斯鸠所知道的那样，对失去自主权的恐惧会促使政治上的重新调整，从而创造了不稳定的多数派。
特朗普2016年获胜背后的原因已经被讲述了一遍又一遍，并且争论不休。但在这种情况下，值得理解的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最初之所以成为被考虑的人选，是因为奥巴马总统的执政方式有助于为新的中右翼联盟创造条件。当然，奥巴马并不是第一个使用扩张性行政权力的总统，但他明显过度地使用招致了外界的反应，尤其再加上他对对手毫不掩饰的蔑视。他从一开始就对共和党人的损失嗤之以鼻，并直截了当地告诉共和党人，因为“我赢了”，所以他们的想法几乎不会出现在2009年的经济刺激法案中。一年后，他嘲笑共和党人，指出共和党已经“把车开进了沟里”，正在“（要求）拿回钥匙”。这些不屑一顾的言论，封住了了共和党人在其总统任期内对他的怒火。
他在2014年发表意见表示，他将采取一种“笔和电话（pen and phone）”的行政规则制定策略，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权利主张，超出了宪法的限制。他推行的法规也超越了现有立法的范围——以法律未予授权的方式对待移民儿童及其父母、给予公司豁免、延期施行《平价医疗法》的规定等等。奥巴马及其内阁成员、副检察长还坚定地向宗教保守派表示，除非他们接受进步的性观念，否则他们的机构将越来越多地成为联邦骚扰的对象。最后，足够多的公民——其中很多人曾是奥巴马的支持者——得出结论，即拥有行政权力的政党不能再被信任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和自由。他们很快反叛，转而支持特朗普。
但是奥巴马的宪法外监管手段——这必然是未来政府的先例——以及行政部门的庞大规模和权威，对孟德斯鸠的观点——即双重分权使现代共和制国家能够承受激烈的党派斗争——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
当政府两个民选部门的力量不再大致相等时，孟德斯鸠的模式会发生什么？如果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是立法权力的腐败——因害怕承担政治责任而拒绝行使立法权——那又会怎样？
由于立法部门故意将其权力移交给行政部门，它实现制度所要求的平衡的能力不可避免地被削弱。这使得党派人士意识到，他们必须取得对行政部门的控制权，以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必须利用这种控制权，不是为了与立法机关抗衡，而是为了压制整个社会。在缺乏独断的立法权力的情况下，旨在维持共和政府平衡的机制可能会反过来造成危险的政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