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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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美国的“孟德斯鸠方案”
作者：理查德·莱因施（Richard M. Reinsch, II）
译者：谭金哲
美国的两党制在近些年的选举中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两党及其支持者之间的分歧与冲突越来越大。《法律与自由》的主编，《完整宪法:恢复美国自由的不成文基础》（A Constitution in Full: Recovering the Unwritten Foundation of American Liberty）的合著者理查德·莱因施（Richard M. Reinsch, II）根据孟德斯鸠对分权的动态理解找到了美国将屹立不倒的理由。依照孟德斯鸠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宪政自由主义下的公民会分裂成两个几乎相等的对立政党，互相限制对方的过激行为。民主党派之前由于自信和傲慢产生的过激行为将中间派推向了共和党一边，导致了特朗普的上台。公众对于过激行为的排斥和在两派之间的摇摆一直起着稳定美国政治方向的作用。作者认为，要想摆脱现在的政治乱局，再次平衡的宪政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公众需要发挥动态平衡的作用，在政治方向倒向任何一方之前将其拽回正轨。本文是作者于2021年初发表在《国家事务》（National Affairs）上的文章，对美国解开政治体制难题提出了保守派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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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从开年的那一刻起，2020年就在向着可怕的高潮迈进。我们现在几乎忘记，在2019年的尾声，众议院按照党派路线批准了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弹劾条款，为2020年参议院审判的戏剧性开场奠定了基础。全球性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杀害以及随后在许多城市演变成骚乱的抗议活动，都让美国人感觉到这个国家正在失去控制。
这些日益严重的危机使得我们选举的政府官员表现出最糟糕的一面。共和党总统在病毒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因为他的真人秀电视总统模式在面对真正危机时搁浅了。他努力说服大家病毒不存在，但这和其他当选的共和党人愿意为了总统的意愿而配合演出一样尴尬。进步派的市长、州长和国家政要面对不断升级的暴力和混乱证明了自己一文不值，他们拒绝捍卫在城市生活的人们的财产和安全，尽管这些人可能是他们的核心选民。
对许多右派人士来说，2020年也是对文化政治灾难的恐惧不断加剧的一年。因为进步派对美国的商业、文化、教育和娱乐机构具备处于制高点的掌控力量，而这种力量通过一场持续不断的觉醒政治（woke politics）变得越来越明显。对许多左派人士而言，这一年，人们对我们的民主受到独裁主义威胁的恐惧也日益上升，这似乎给选举带来了严重的危险。某种清算似乎迫在眉睫。
然而2020年却相当反常地结束了。选举的进程受到的干扰非常之少，尽管特朗普和他最狂热的追随者们在一段时间内拒绝接受选举结果，但这个结果可能都缓解了双方一些最严重的担忧。
对许多进步派人士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尽管他们很乐意看到特朗普输掉大选。近年来，他们逐渐意识到，由身份政治产生并植根于全球人道主义的进步主义目标的实际障碍是美国和受制的宪政政府。正如约书亚·米切尔在《美国的觉醒》一书中所论述的一样，现在民主党纲领的几乎每一个板块都旨在实现一种超越联邦政府的能力和限制范围的精神层面的纯粹性。这些纲领并没有反映出党派与其基础之间的脱节，相反，根据“政治”网站在6月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接近多数的民主党人支持为警察提供资金，而2020年的初选后民意调查发现，47%至60%的民主党选民对社会主义持赞成态度。一个政党领导人不会忽视众多成员所持的观点。
进步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由旧美国的受害者统治的社会正义帝国，同时忽视那些使受害现象基本结束的巨大的宪法和政策步骤。但是他们能否实现他们的雄心壮志所要求的突破？其雄心勃勃的意识形态能够证明其合理性吗？或者说，左派的最高野心，以及由此而来的右派最严重的恐惧，是否注定会被我们的管理机构证明是没有意义的？2020年，这可怕的一年，是否能以我们的宪政秩序出现真正的希望而结束？
也许没有一位思想家能比18世纪的法国共和制理论家孟德斯鸠更了解一个严肃的自由宪政模式给政治统治带来的障碍。他对权力的动态理解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宪法的制定者——他们正是向 "著名的孟德斯鸠 "求助，以理解三权分立作为防止暴政的障碍的必要性。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描述了防止共和政体内各党派间相互控制的分权和代议制的双层结构。第一层次包括权力分立，体现在政府的不同部门中。这些部门——特别是行政和立法部门——或多或少地拥有平等的权力，并且他们经常使得争夺政府控制权的对立党派分裂。一旦一个政党控制了某一部门，该政党的成员试图朝某个特定的方向行使权力，在另一个独立部门的另一个政党的成员就会朝其相反的方向推进。因此，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立可以防止党派之间相互支配以达到其目的。
图为孟德斯鸠及其著作《论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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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构的第二层次来自于我们政府的代议制形式。社会和政府一样，本身就会产生派别之间的分裂，这些派别各为他们所想要实现的目标而寻求和行使政治权力。他们努力地通过政府的代议制部门来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目标，然而，在一段时间后，这种努力都会被在这些部门的其他派别人士的等量且相反的努力所阻碍。在这样的制度下，公民永远在谋划，但最终无法伤害彼此。
为什么孟德斯鸠坚信在宪政自由主义之下的公民随着时间的发展会以这种方式分裂为两个几乎平等的对立政党？皮埃尔·曼恩特在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史》一书中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答案，在书中，他指出了公民之间另一层次的分离。这种分离的关键在于，公民既是政府权力的政党成员，也是公民社会的独立个体。
在曼恩特的叙述中，一个政党的成员掌权后，会以牺牲对立党派的利益为代价，试图行使这些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如果他们做得太过于强硬，该政党更多比较冷淡的成员——他们不仅是政府行为者，也是公民社会成员——会开始感觉到威胁。他们会想，如果放任这种权力不受控制，如何防止更为激进的政党人士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转而与他们为敌。这种担心将会导致曾经在某个政党的成员将其力量转借给对立政党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总之，公民有双重利益：政府的权力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且不对社会造成太重的负担。他们也有双重情感：他们所支持的政党代表他们，但也与他们保持区别，因为政府权力的行使也可能背叛其政党成员。这两种不可分割的利益和情感之间的相互作用保证了一部分公民会几近自发地帮助社会中的弱势力量。换而言之，在宪政共和体制中，人民倾向于对权力的过度扩张作出消极的反应，并且会通过收回权力来惩罚该政党的过激行为。这种政治动态模式可以确保随着对政治认同的欲望增长，异化也会随之发生，从而导致一些公民对他们的党派同僚产生怀疑，并决定成为其对立面的新的效忠者和成员。
曼恩特认为这种制度也产生了双重的无能。首先，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立使得公民一般无法做太多的事情来损害或削弱对方的自由。其次，公民可以而且会通过改变他们的效忠对象，轻易地使某一政党失去权力。他们曾经的敌人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至少是暂时的朋友，因为他们反抗对自己的独立性的威胁。这种动态变化限制了公民之间的政治互动，使妥协成为共和宪政的基本动力。
对孟德斯鸠来说，这种双重无能是自由的本质。它不是最美好的理想，但它是一个持久的理想，可能是我们在现代共和国家中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理想。
这也是最终导致进步派人士分心的原因。美国的宪法和政策进程被要求在权力和政党之间作出妥协，因为党派人士逐渐意识到他们的最佳行动方案是维护法律下的自由和相对于政府权力的独立性。进步派人士追求大胆社会变革的野心经历了这种安排，这是不断烦恼和失败的根源：体制总是挡在路上，在关键时刻，公众似乎总是加强其对改革的抵制。他们的挫败感导致他们试图通过夺取权力来破坏我们的宪法秩序，从而终结整个体制。
如果忘记了制度和公众反对政治权力过度扩张的态度倾向，代价可能会非常高昂。对于民主党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一度未能解释其权力夺取是如何不仅对其直接对手、也对其联盟中最不忠诚的成员产生消极的激励作用。
在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这种无视权力过度扩张后果的做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进步派人士确信他们已经获得了长期的权力。约翰·朱迪斯和鲁伊·特谢拉在2002年出版的颇具影响力的《新兴的民主多数派》一书中曾认为，种族多元化的美国很可能由民主党人领导，而共和党将会沦为一个落后的地区党。平心而论，两位作者声称，这是对他们的书的一种过于简单的解读，但其基本前提显然影响了民主党当时的策略。
《平价医疗法》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民主党人认为，在出现问题时他们可以修改立法，于是在没有经过任何审议或妥协，也没有得到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匆忙通过了这项法案。他们没有考虑到一个大问题：选民对该法案的厌恶是如此之大——孟德斯鸠会说，他们对在公民社会中失去一部分独立性的恐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民主党人在2010年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并因此失去了对该法实施的控制。
或者考虑一下该党对联邦法院的做法。2013年，由于迫切需要保护巴拉克·奥巴马的监管议程免受共和党州检察长的频繁攻击，时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哈里·里德结束了对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提名的阻挠程序。里德需要在法院——首先是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空缺的席位上设置联邦上诉法官来对抗州检察长。但是里德在2014年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因此也失去了设置新法官的权力——部分原因是奥巴马的监管议程，其中一些议程是在宪法之外进行的。正如孟德斯鸠所知道的那样，对失去自主权的恐惧会促使政治上的重新调整，从而创造了不稳定的多数派。
特朗普2016年获胜背后的原因已经被讲述了一遍又一遍，并且争论不休。但在这种情况下，值得理解的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最初之所以成为被考虑的人选，是因为奥巴马总统的执政方式有助于为新的中右翼联盟创造条件。当然，奥巴马并不是第一个使用扩张性行政权力的总统，但他明显过度地使用招致了外界的反应，尤其再加上他对对手毫不掩饰的蔑视。他从一开始就对共和党人的损失嗤之以鼻，并直截了当地告诉共和党人，因为“我赢了”，所以他们的想法几乎不会出现在2009年的经济刺激法案中。一年后，他嘲笑共和党人，指出共和党已经“把车开进了沟里”，正在“（要求）拿回钥匙”。这些不屑一顾的言论，封住了了共和党人在其总统任期内对他的怒火。
他在2014年发表意见表示，他将采取一种“笔和电话（pen and phone）”的行政规则制定策略，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权利主张，超出了宪法的限制。他推行的法规也超越了现有立法的范围——以法律未予授权的方式对待移民儿童及其父母、给予公司豁免、延期施行《平价医疗法》的规定等等。奥巴马及其内阁成员、副检察长还坚定地向宗教保守派表示，除非他们接受进步的性观念，否则他们的机构将越来越多地成为联邦骚扰的对象。最后，足够多的公民——其中很多人曾是奥巴马的支持者——得出结论，即拥有行政权力的政党不能再被信任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和自由。他们很快反叛，转而支持特朗普。
但是奥巴马的宪法外监管手段——这必然是未来政府的先例——以及行政部门的庞大规模和权威，对孟德斯鸠的观点——即双重分权使现代共和制国家能够承受激烈的党派斗争——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当政府两个民选部门的力量不再大致相等时，孟德斯鸠的模式会发生什么？如果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是立法权力的腐败——因害怕承担政治责任而拒绝行使立法权——那又会怎样？
由于立法部门故意将其权力移交给行政部门，它实现制度所要求的平衡的能力不可避免地被削弱。这使得党派人士意识到，他们必须取得对行政部门的控制权，以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必须利用这种控制权，不是为了与立法机关抗衡，而是为了压制整个社会。在缺乏独断的立法权力的情况下，旨在维持共和政府平衡的机制可能会反过来造成危险的政治危机。
我们的政治现在是由行政权力的喧嚣所决定的。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立法机关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行政国家，而行政机关可以在有限的问责范围内参与。很少有人希望利用立法力量来挑战或削减行政权力。现在，公民经常发现自己处于政府的生效判决的管控之下，公民的独立性丢失了立法机构的保护。
图为美国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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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意味着宪政自由现在注定会失败，“93号航班（Flight 93）[1]”论调应该永久地指导保守派的思想？迈克尔·安东在2016年的文章中认为，如果希拉里·克林顿成为总统，我们的国家将走向毁灭。为了避免这种政权层面的内部破裂，安东认为有必要选举特朗普入主白宫。诚然，特朗普可能会失败，飞机可能还是会坠毁，但他的当选会给爱国者一个战斗的机会。
然而，如果提出的解决方案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怎么办？作为总统，特朗普在过去的四年里无疑完成了保守派的几个重要目标——包括税收、外交政策和联邦司法任命方面。他的风格和言论也引发了惊人的反对声浪。也许没有什么比2020年的第一场总统辩论更能体现我们这一时期的政治状况。在这场辩论中，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公开威吓他的对手，而后者则称总统为“种族主义者”和“小丑”。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不理解的声音的循环，努力争取机会只为把对方推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边缘。这种倾向早在特朗普之前就存在，但在他执政期间愈演愈烈。只有恢复宪法平衡，才能保护我们免受左派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影响。
这种恢复的实现并没有简单的方法，但这不意味着求助于我们自己的失控的行政部门是一个解决办法。不能以没有简单的办法来改善问题为由，将问题变得更糟。如果通往解决办法的道路需要清理和铺垫，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开始的工作——通过捍卫宪法中的一系列平衡机构以及振兴那些已经衰败的机构。
进步派人士清楚地知道，宪法的规范和权力划分阻碍了他们对雅各宾的追求。尽管对联邦权力的限制已逐渐被削弱，但宪法规定的代议制基础仍然与宪法维护自由领域的初衷息息相关。在这些基础中，美国众议院的成员并不是来自全国各地人数相等的选区的代表，而是通过激烈的州级政治活动在州界内划定选区边界的代表。宪法规定的另一个代议制基础是参议院，其允许像怀俄明州和南达科他州这样人口稀少的州具备与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相当的投票力。选举团制度也使得总统选举的吸引力不植根于全国性的普选，而植根于各州及其分散的地区和人口，从而确保潜在的总统能够对比在多数票制度下更加广泛的不同团体、联盟和公民有利。洛杉矶、芝加哥、纽约和其他大型城市中心不能决定我们的总统选举。这个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持各方力量的平衡，而不是让简单的大多数人执政。
2020年，奥巴马在众议员约翰·刘易斯的葬礼上发表了引人注目的言论，证明了人们对于这些阻碍左派野心的坚定的结构性障碍感到越来越沮丧。这位前总统呼吁将波多黎各和华盛顿特区增设为州，并取消阻挠议事程序，但他错误地将该程序称为吉姆·克劳的遗产，这简直是试图在没有获得除了他们自己之外的任何人的同意的情况下，为一个进步派的联邦政府铺平道路。
将华盛顿特区增设为州，将违反宪法的规定，并从本质上削弱联邦政府的运作能力，因为它将被州土地所包围，该区68平方英里的土地减少到所剩无几。废除阻挠议事程序，将使得参议院中的多数党肆无忌惮地欺凌对立党派，来完成激进的立法措施。参议院主要民主党人不断呼吁“打包法院”，以回应特朗普总统的三项最高法院任命，这为进步派帝国建设的戏剧性事件又增加了一层麻烦。作为一名候选人，拜登只是很迟疑地、半心半意地对这些威胁退避三舍。
这些雄心壮志在很大程度上因2020年大选的结果而受挫，但它们并没有被永久搁置。左派的挫败感仍然存在，随着进步派人士被迫在分裂的政府下搁置它们的计划，他们推翻宪法制度对专制野心的限制的冲动只会愈加强烈。
保守派唯一的前进道路是在我们的宪法框架中扩大他们的政党及其在政府的执政权利。根据孟德斯鸠的描述，我们拥有者党派拥护者和自由公民的双重身份，孟德斯鸠对我们作为党派拥护者和自由公民的双重身份的阐述，可以帮助指导建成政治团体间联合体的过程。植根于挫折的民主党越权行为也可能强化其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保守派将不得不重建共和体制，认识到与国会和总统之间的辩论、拖延和妥协将成为任何渴望社会和平和政治稳定的人的老朋友。
保守主义将向民粹主义发展，几乎是近期的必然。但民粹主义并不一定是经济民族主义、再分配、保护主义或对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单一定义的代名词。相反，它可能只意味着为人民发声。
一个在取向上是民粹主义的政治规划必须首先承认一些令保守主义者不安的事实。在塑造我们国家的许多关键机构中，我们被剥夺了控制权，甚至被剥夺了发言权。美国规模巨大和新兴的公司、科技企业家与民主党人之间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结，为左翼政党带来了巨大的金钱-竞选优势。民主党现在成为一个企业党（Corporatist party），以有利条件加入它的官商同盟。这些公司还填补了激进主义进步团体的金库。有人可能会说，这是让利益相关者合作的代价。
更令人不安的是，脸书、谷歌、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公司越来越多地采取积极的审查心态，而这种审查往往对保守派的声音下手最重。这些公司在战术上也成为了进步主义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即使它缺乏对联邦政府的控制，却仍能行使权力。这些公司审查、羞辱甚至排斥保守主义论点和个性的能力显然能够引导舆论的方向。
然而，争夺这些机构控制权的斗争可能不是我们政治中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对左派过激行为的抗拒已经初具规模，即使在涉及我们面临的最有争议的问题时，也可能带来一些令人惊讶的，更加民粹主义的前进道路。
例如，有希望的迹象显示，保守派可能已经使美国政治部分去颜色化。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在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拉丁裔选民中的成功表明了著名的“新兴民主党多数派”论调可能失去了可信性。
这些迹象在其他州也有所展现。根据爱迪生研究公司的报告，2020年，特朗普获得了全国32%的拉丁裔选票，而2016年此数据为28%，他还获得12%的黑人选票，2016年为8%。他在亚裔中的地位也有所上升——从2016年的29%上升到2020年的31%。讽刺的是，虽然2020年特朗普在少数族裔选民中的表现好于预期，但他还是因为在郊区的白人选民中失势而输掉了选举。
虽然这些数字是基于初步数据，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它们表明黑人和拉丁裔群体的成员可能对共和党传递出的爱国主义，经济增长，法治和法律平等的信息越来越感兴趣。这些投票集团的关键部分可能主动拒绝将自己看作是种族集团的一部分，相反，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重视为自己和家人提供有尊严的生活的美国人。
因此，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可能不再自然而然地以片面的方式期待民主党代表他们。这将破坏一个关键的进步主义信仰：种族和争议是左派的专属地带。这对保守派思想、共和党，以及对整个美国来说，也会比任何鼓吹经济民粹主义的政策方案影响更大。
因此，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可能不再自然而然地以片面的方式期待民主党代表他们。这将破坏一个关键的进步虔诚：种族和正义是左派的排他性省份。对于保守思想、共和党，以及坦率地说，美国整体来说，这也将比任何鼓吹经济民粹主义的政策方案都大。
同样的变化在政策领域也越来越明显。2020年9月，拉丁裔联合投票组织在《洛杉矶时报》上刊发了一则名为“致塞拉俱乐部的公开信”的广告。广告宣称，“我们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每日都在进行艰难的选择——如何开车上班、如何喂养孩子、如何为学校分享视频屏幕，以及带父母去看医生。而你们的世界会让这些事情更加困难。”迄今为止，拉丁裔倡议团体已经提起了多项诉讼，以限制绿色新能源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对拉丁裔人口的就业和工资产生了影响。如果拜登总统领导的民主党推动绿色新政，他们很可能继续失去拉丁裔的支持。人们不禁要问，领先的民主党人对这种权衡的理解有多深。
与此同时，进步人士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反种族主义和其他警醒政治的分支，这些分支用一个基本上无法被定义的术语“系统性种族主义”（systemic racism），指责美国的种族主义是其社会系统无法剥离的一部分。在提出这些主张时，进步主义者正在为国家权力寻找新的意识形态正当性，从而实现对个人自由的不断侵蚀。
《纽约时报》在其“1619项目”[2]中宣称，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基于种族的奴隶制基础上的，这意味着种族主义已经深深地印在了美国的DNA中。他们称，这个问题在宏观层面上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在开放自由竞争市场和机构中的简单不歧视政策是不够的。呼吁建立“色盲社会”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同样是不够的；能够纠正这些系统性错误的唯一方法是采取大规模国家行动。
与《纽约时报》1619年项目宣称，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基于种族的奴隶制之上的，这意味着种族主义在美国DNA中根深蒂固。他们告诉我们，问题在于宏观层面的比例，即管理开放和竞争市场和体制的简单不歧视政策是不够的。呼吁依法建设一个色盲和平等的社会同样不够充分；唯一能纠正这些系统性错误的就是大规模的国家行动。
为了使公民们抛弃美国宪政精神、经济进步和公民信心，觉醒主义（woke-ism）的声音无情地宣扬反对我们的国家历史，要求否认我们的宪法遗产。拆毁雕像和纪念碑是对美国公开宣布，我们的公民之神表示拒绝。
许多古巴、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后裔的拉丁裔选民会立即认识到这种行为的本质：为革命埋下伏笔。其他拉丁裔将看到那些拒绝承认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人受到的抵制、骚扰和政治恐吓：这是一个使民主政府几乎不可能的专制政治。他们绝不会想要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