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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已经远去七十年，今天的国民党早已不再是当日的国民党，二二八事件作为教训为国民党所深刻反省，在之后的政策中不断调整，提拔台湾省籍精英、推进本土化政策，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早已浑然一体。然而民进党却利用这幕人间悲剧，变悼念为竞选工具，为了选票，刻意撕裂本省人外省人，制造对立，绝非台湾人民之福。
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台湾岛，民众并没有像大陆各地那样立即上街庆祝。自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受日本统治五十年，日本虽宣布战败，军队和警察尚未撤走。百姓观望了几天，狂喜终于冲破畏惧，他们按捺不住涌出家门狂欢。10月下旬，国军第70军在基隆登陆，从台北甚至台南、高雄赶来的民众将码头挤得水泄不通，国军一上岸就被欢乐的海洋淹没，百姓争相拉官兵到自己家吃饭。台湾历史学者戴国辉回忆，他的母亲患病卧床多年，听说国军将经过火车站，翻出箱底珍藏多年的旗袍，老人终于等到禁穿中式衣衫的命令撤消，穿戴整齐蹒跚着奔向欢迎队伍。
1945年10月17日，国民党部队登陆台湾，将于25日接受当地日军投降。来自台湾各地的民众热烈欢迎国军士兵
这是台湾人时隔半个世纪第一次看到祖国的军队，激动之情掩盖了内心深处的失望。时任宪兵第四团团长高维民这样描述第70军的亮相：“在基隆未下船前，虽有零星上岸，披着毯子，拖着草鞋，随便在船边大小便……正式下船时，虽然整队而行，其服装破烂，不堪入目”。台湾社会秩序井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居民骑脚踏车办事，从不锁车，而一些士兵看到车没锁就骑走，看到屋子敞开家中无人竟进去拿东西。在饭馆调戏妇女、坐公交不付钱的也大有人在。陆续来台驻守的国军士兵，有不少是内地现抓来的壮丁，并未受过正规军纪训练，与想象中的“威武王师”大相径庭。没过多久，他们在民间有了新绰号：贼仔兵。
10月24日，新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在受到狂热的欢迎后，踌躇满志的陈仪向民众广播说：“我们公务员有三件事是不可做的，不欺骗、不偷懒、不揩油。”前两句还好理解，“揩油”这个“方言”台湾人都不解何意。半个世纪的隔阂，使台湾人对大陆的国情民情已感陌生，对官场的潜规则更是闻所未闻。很快，大陆官员以实际行动让岛民懂得了“揩油”是什么意思。
1944年台湾调查委员会成立，筹备接收工作初期，就已决定台湾不设省政府，而设立集行政、军事、财政、立法、司法诸权于长官一身的长官公署制度，类似于日据时代的总督；经济上继承日本的“专卖制度”，严格垄断物资买卖权。陈仪认为，事权统一，有利于平稳接收，能够使战争中破坏的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并且有利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抗战后内战箭在弦上，千疮百孔的国民政府显然无力为台湾拨款。
在贪污成风的环境下，不受约束的权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也许不在陈仪考虑范围内。他本人作风之端正到了“理想主义者”的程度，在同僚中始终不合群，自号“退素”，公然宣称我行我素。40年代在重庆，蒋介石给老资格的陈仪安排了行政院的高位虚职，受制于孔祥熙。陈仪看不惯孔的作风，与之在会议上拍桌子大吵，孔祥熙直斥陈仪说：“没见过像你这样固执的人！”蒋介石无奈只得把陈仪调走。
1945年，蒋介石派陈仪主政台湾，大致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陈仪屡惹人际麻烦，不如让他远离核心；二是陈仪清廉刚正，到异地可以服众；三是陈仪在日本留学多年，娶日本军官的女儿为妻，接管受日本统治过的地区，能够很快适应当地习俗和政策。
62岁的陈仪带着雄伟的政治抱负来到台湾，打算把这块海岛作为实验田。到台湾后，他命令将豪华总督官邸改作博物馆，自住普通日式二层楼，不设武装卫兵。没有子女，日籍妻子留在上海，他孤身一人，过着清教徒似的生活，每天提早一小时到公署办公，晚上推迟一小时下班，几乎从不参加应酬。
台湾人不能当官内地官填满“中山袋”，一人洁癖不能洗涤体制的脏污。来台之前，陈仪挑选老部下，主持培训班，亲自选拔了一百多人的政府班底。这些人及其他官员，一到台湾就效法内地，把接收变为劫收：日本人留下的住宅和财物一律瓜分，住宅内装修陈设运回内地家中；私吞海军运输舰作为运货商船；以收多报少的办法据农场为己有，坐享地租；遣返日侨时敲诈勒索；争纳日本女子为妾，还为此积极学日语……丑态百出，为台湾人不齿。内地官员都穿中山装，四个口袋，每个都比西装口袋大，一时成为贪污象征，台湾人讽刺官员不做事，只忙着“填满中山袋”。
陈仪刚愎固执，台湾士绅蒋渭川、林献堂等，向陈仪进言官员腐败，陈仪脸一红，极不客气地说：“你所谈的有什么证据呢？”一句便把人噎回去。他钦点的专卖局长任维钧和贸易局长于白溪贪污几千万元被参议会揭发，证据确凿，最后都不了了之。
本地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本来满怀希望，以为日本人走了，理所当然可以接替他们的位置，以主人翁姿态配合祖国建设台湾。事实令他们失望至极。农林处检验局局长叶声钟把一位有30年经验的台籍技正弄走，以自己姨太太补缺；高雄工业专修学校的刘姓校长，让不识字的岳父充任教员。在陈仪的长官公署，副处长以上官员仅有台民1人；全省简任官214人，台民仅12人。
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作者黄荣灿，重庆人，著名版画家，1945年到台北创办报刊和出版社。“二二八”事件发生时，黄荣灿暗中创作这幅作品，两个月后发表在《文汇报》。他将作品送给鲁迅生前友人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原作现藏日本神奈川县立近代美术馆。1952年，黄荣灿因从事“反动宣传”被冠以叛乱罪，在台北枪决，时年32岁
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六名缉查员在台北南京西路太平町巡逻查抄“走私货”。专卖局抓不到真正的走私罪犯，却拿小民为难。小贩闻风四散而逃，中年寡妇林江迈动作慢，被逮了个正着，公烟私烟现金都被没收。林江迈跪在地上求缉查员网开一面，抱住缉查员不放，缉查员用枪托砸她的脑袋，致使其头破血流晕倒在地。围观群众以为打死了人，一哄而上追打缉查员，其中一名缉查员慌神开枪，恰巧街边一个青年探头看热闹，当场被子弹击中身亡。
众目睽睽下杀害平民，整条街沸腾了。死者陈文溪是大流氓陈木荣之弟，其家人岂肯善罢甘休。缉查员逃到中山堂附近的警察总局，群众一路追过来，彻夜包围总局，要求严惩凶手。
2月28日上午，消息传遍台北，如一颗火星引爆火药桶，全城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群众首先冲向专卖局，将烟酒百货和钞票都扔到街心焚烧，殴打专卖局职员，致使两死四伤，官员的高级轿车停放路边，被掀翻点火。
陈仪为显亲民，平日里长官公署不设卫兵，2月28日这天，临时调来了警卫队。中午，请愿队伍冲向长官公署。当时陈仪已准备好稿子，配了翻译，准备到阳台上讲话。千钧一发之际，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下令卫兵用重机枪向人群开火，前排的人应声而倒。群情激愤下，局势失去控制。一批人涌向新公园，占领公园中心的广播站，向全台湾广播从2月27日夜至2月28日中午，政府杀害平民的事件。还有许多人冲上街头，向外省人泄愤。游行示威在台湾各地爆发，殴打外省人事件也在全岛此起彼伏。
日军从台湾征派到海南、南洋的退伍士兵返回后，无工可做，生活贫困。这些退伍兵和流氓，激进的青年学生，头绑白布巾，打扮成日本浪人的模样，大骂“支那人”，“清国奴”，看到穿中山装的就施暴，衣着分辨不出来的就要求讲句闽南语，当街唱日本国歌《君之代》，以证明是本省人，稍一迟疑则遭到殴打。
许多士绅、教师和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将外省人送到学校、礼堂、收容所等地集中保护。国民参政员林献堂将财政处长严家淦保护在自己家中，当群众杀过来时，林献堂说：“这个人对台湾是好的，你们要严家淦的话，先要踩过我的身体才可以过去。”陈仪的外甥丁名楠时任台南曾文区民众保护区长，在当地很受尊重，他叫青年放下武器，有人不从，端起枪对准他，持枪者的家属迅速靠拢到丁名楠周围保护他。当国民党军警持枪来曾文区镇压时，丁名楠挺身而出，撕开衣服对着枪口怒喝：“敢开枪者朝这里打。”终于保得曾文区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冲突。
1947年3月1日开始，民间政治领袖、知识分子、高校教师和学生满街张贴海报，呼吁停止殴打外省同胞。台北市参议会推举省参议员王添灯等人去和陈仪谈判，陈仪同意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派长官公署四名处长参加。处理委员会致力于将事变从暴力宣泄转向和平谈判，实现合理的政治改革，这一愿望终被镇压大军碾碎。
刚刚主政台湾时，陈仪和台湾民众一样鄙夷国军“叫化兵”，财政也负担不起。内战开始后蒋介石调兵，各省都推说兵力不足，唯陈仪迅速将军队拱手送去，只留一个独立团驻守台湾。“二二八”发生后，陈仪既没有迅速积极平抚民众情绪，也没有足够兵力控制局势，致使事变蔓延全岛，这时，他又寄望于国军“戡乱”。
1947年3月6日，主攻高雄火车站及第一中学的是21师独立团第三营，兵分俩路抵达车站。第一中学部分学生听闻部队到达主张交战，并在毕业生颜再策率领之下于长春旅社展开了零星冲突，遭军队封锁并扫射，致使民众不少伤亡
3月7日，二二八委员会通过王添灯起草的“三十二条要求”，包括重用台省人才，废止专卖局改为公营事业，实现县市长民选，保证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等。大会现场混入许多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士绅和流氓，起哄要求把三十二条加至四十二条，提出一些无理条款，如“本省人之战犯及汉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无条件即时释放。”陈仪接到“四十二条”，勃然变色，认为他已无法控制“处委会”，“处委会”也无法控制台湾混乱的局面。
从7日下午3时到晚上11时的8个小时内，陈仪向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请求蒋介石速派大军赴台镇压。陈仪刻意强调形势严峻，正为内战焦虑的蒋介石担心台湾已混入奸党，必须马上扑火。
高雄要塞司令彭孟雄在3月6日已擅自屠杀平民。3月8日晚，蒋介石派来的宪兵团各部在基隆登陆。军舰未靠岸便开始炮击港口，士兵下船后漫无目的地扫射。同样是在基隆港，国军曾受到台湾民众热烈欢迎，仅一年半之间，天地变色。11日拂晓，21军436团抵基隆，准备南下；第二日，军部及直属部队也陆续抵达台北。
台湾本土精英，如律师、作家、教师、医生、记者、企业家等，无论是否直接参与“二二八”，都被列入重点捕杀名单。二二八处理委员会领袖王添灯被泼汽油烧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陈炘被警察带走失踪；基隆市副议长杨元丁（歌手伊能静的外祖父）被枪杀后踢入河中……遇害的还有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林茂生，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张七郎一家三口，三青团花莲分会干事许锡谦（作家杨照的外祖父），台湾高等法院法官吴鸿麒（前国民党名誉主席吴伯雄的伯父）……
二二八受难者的维权运动已历时数十年
清乡、自新运动无限扩大范围，直到1950年5月，“二二八”才公布结案。“二二八”之后，陈仪怀着愧疚离职，回浙江担任省主席。1949年，陈仪在地下党策反下决定投共，他试图说服自己的学生汤恩伯起义，汤恩伯向蒋介石告密，陈仪被捕，后押赴台湾。1950年6月，陈仪在台北被枪决。陈仪在台湾施行独裁政策，最终在台湾死于独裁。
1949年国民政府退守孤岛，宣布戒严，这场全世界最漫长的军事戒严期直到1987年才解除。在此期间，“二二八”和许多政治事件一样，是绝对的禁忌话题。“二二八”对台湾社会造成深远影响，在台湾人心中植下更沉重的悲情意识。
1992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活动在台北音乐厅举行，以莫扎特的《安魂曲》悼念亡灵，政府的道歉和赔偿，学界的研究和调查，民间回忆和纪念，在全岛掀起，至今不衰。当年民众向全台湾发出广播的“新公园”，也改建成“二二八”纪念和平公园，广播站成为纪念馆，陈列相关文物，讲述事件经过，并在展览中明确指出：“二二八”最大责任者是蒋中正和陈仪。
台湾各地现有多座设计不同的二二八纪念碑。图为全岛最早建成的一座纪念碑，位于嘉义市弥陀路，建于1989年8月
究竟有多少人因“二二八”而死，当时没有严谨统计，三十多年后更难以查证。从一千至十万，各种数据相差甚远。综合各方资料，遇难者真实数字大概为数千。各种政治派别的争斗，也为还原真相增加了困难。丘逢甲之子丘念台说：“地方当局透露，外省籍同胞被暴民杀死几千人；而民间却说事变期中，台民死伤近万。根据我的调查访问，双方实际伤亡数字，不及上列传说的十分之一，乃至不及百分之几。他们为什么要夸说死亡数字呢？难道死多了人变成为有理的一方？这种故作夸大的做法，大概是乱世变态心理的表现吧。”
参考文献：吴克泰《台湾二二八事件真相》，戴国辉《爱憎二二八》，宋光宇《台湾史》，赖泽涵等《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件》，王晓波《陈仪与二二八》，陈芳明《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陈孔立《二二八事件中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傅玉能《二二八事件中国民政府派兵问题再探讨》，杨天石《二二八事件的多重性质考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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