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一位美国小说家的帕斯卡式体验》
(法)齐奥朗
清醒对某些人是与生俱来的，那是一种特权甚或一种恩典，无需刻意获得或努力争取：此乃命中注定。他们所有的经历让其对自己完全坦诚。他们感知自己的洞察力，却不受其左右，因为洞察力定义了他们。如果他们生活在持续的危机中，便会自然而然地接受这种危机：对其生存而言，这种危机是内在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清醒则是迟来和意外的结果，是某一特定时刻内心崩溃的结果。此前，他们封闭在某种惬意的混沌当中，坚守着自己那些尽人皆知的事，既未权衡也未猜测过内里的虚空。如今，他们醒悟了，仿佛是身不由己地投身于认知的历程；可时至今日，他们似乎仍未准备就绪，依旧在令人窒息的真实中磕磕绊绊。面对新的状况，他们绝不认为是什么恩惠，而是一种“打击”。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就完全没有做好面对或接受这些令人窒息之真实的准备。不过，他为适应这种状况所付出的努力仍不乏悲情的一面。
“毫无疑问，所有的人生都是一个垮掉的过程，但那些引发戏剧性场面的打击——那些来自或似乎来自外界的巨大而突然的打击——那些被你存在记忆里，承担着你的怪罪，你在脆弱的时刻会向朋友们倾诉的打击，其效果的显现倒并不突兀。另一种打击来自内心——那些打击，直到你无论怎么做都为时晚矣，直到你断然意识到在某些方面你再也不是那样好的一个人了，你才会感觉得到。”
这可不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时尚小说家该考虑的事。如果菲茨杰拉德仅以《人间天堂》《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和《末代大亨》这些小说为限，他所呈现的不过是一种文学爱好。所幸，他还是《崩溃》的作者——我们刚刚在上面引述了书中的一段文字——他在其中描述了自己的失败，而这，才是他唯一巨大的成功。
年轻时，他只有一个执念：做一个“成功文人”。他成功了。他明白了什么叫家喻户晓甚至名声大噪。（有一件事令人不解：T.S.艾略特居然写信告诉他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他读了三遍！）他始终为金钱所困：他想挣钱，而且谈起钱来无所顾忌。无论书信中还是札记里，他都在一直谈钱，以至于我们常会自问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个商人。我并不是说我讨厌他在信里坦承自己的财务麻烦。比起那些装模作样或以诗歌矫饰的故作清高，我宁愿上千倍地喜欢他的信。因为那些信有风格，有格调。我深爱过的里尔克书简如今在我看来是多么苍白无味啊！他从来不在信中谈论贫困那种“小事”。这种为后世而写、充满“贵族气”的书简让我厌恶。在那儿，天使与穷人比邻而居。在他写给诸位公爵夫人的那些高谈阔论的书信中，我们难道看不出有一种放肆的或经过算计的天真吗？玩这种“心灵的纯粹”似乎有失正派。我不相信里尔克的那些天使，更不相信他的那些穷人。他们都太“高雅”了，不过是一些连愤世嫉俗那种苦难中的趣味都没有的人。而另一方面，像波德莱尔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人的书信，那些乞求救济的书信，则以其恳求、绝望和喘息的语调让我备受感动。我们能理解他们谈钱是因为挣不到钱，是因为他们生来贫困，而且无论发生什么都会一直穷困潦倒。贫困与他们形影不离。他们几乎不渴望成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成功。
菲茨杰拉德死于1941年，时年44岁。他的病根大概是1933年至1936年间落下的，当时他正在创作后来结集为《崩溃》出版的那些文字。此前，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当属与泽尔达的婚姻了。他们俩在蔚蓝海岸共同引领美国人的时尚潮流。他后来将自己的这段旅欧经历描述为“浪费和悲剧的七年”——整整七年间，这对伉俪沉溺于所有的奢华，仿佛被一种让自己精疲力竭、内心空虚的秘密欲望所困扰。可该来的还是来了：泽尔达陷入了精神分裂，丈夫去世后她活了下来，却死于精神病院大火。
菲茨杰拉德自诩在为“迷惘的一代”代言，或把自己的危机归咎于外部原因，这种自鸣得意我们可以姑且不论。但如果说这场危机仅仅是个偶然，那么其所有的意义就将失去。就其纯美国式的特色而言，《崩溃》揭示的仅与文学史有关、与历史有关。而作为内心体验，该书则具有一种本质、一种强度，超越了各种偶然和各个大陆。
菲茨杰拉德经历了什么呢？他始终活在成功的陶醉里，渴望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幸福，渴望成为天字第一号作家。他始终活在南柯一梦中。可如今，梦已离他而去。于是他开始守夜，其间发现的东西让他充满恐惧。一种单调的洞察力让他不知所措，让他动弹不得。
失眠为我们提供了一盏我们原本并不打算要的灯，却下意识地向那盏灯靠拢。明知违心，还是禁不住想得到它。我们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想借助它去寻求他物，寻求那些危险的、有害的真实，寻求睡眠会阻挠我们发现的所有东西。然而，失眠从舒适和假象中解救我们，只是想让我们面对一道封闭的地平线：那地平线照亮了我们的困境。它拯救我们的同时又审判我们：与黑夜之体验密不可分的暧昧。菲茨杰拉德想逃避这种体验却徒劳无功。那体验纠缠着他，碎裂着他，对他的心灵来说，这种体验太深刻了。他会求助于上帝吗？可他厌恶谎言；也就是说，宗教帮不上他的忙。在他面前，黑夜中的宇宙像是一个绝对的存在。他也无法求助于形而上学，可他只能被迫这样做。显然，他还没有为如何熬过黑夜做好准备。
“现在，恐惧如暴风雨一样袭来——假如此夜就是死亡之夜的预演？——如果死后的一切就是永远在深渊边上战栗，催促自己前行的只有体内的一切卑劣和恶毒，而前方则是世界上的一切卑劣和恶毒？没有选择，没有路，没有希望——只有肮脏事物和半悲剧的无休止重演。或是永久地站着，或许是站在生命的门槛上，无法通过，也无法回去。现在，时钟敲响四点，我已是个鬼魂。”
说实话，除却神秘主义者或激情难抑的人，谁真正为熬过自己的黑夜做好了准备？如果是信徒，或许会渴望失眠；但绝无半点确信者又何以做到数小时内与自己面面相觑？我们可以责备菲茨杰拉德未意识到黑夜作为一种认知场合或认知方式、作为一场重大灾难的重要性；但我们不该对他彻夜不眠的悲情无动于衷，对他而言，“肮脏事物和半悲剧的无休止重演”是他不接受上帝的结果，是他无法成为那个巨大的形而上骗局的同谋、无法成为黑夜那弥天大谎的同谋的结果。
在“灵魂的真正的黑夜”里，白昼的真实是无法运行的。菲茨杰拉德非但没有将这黑夜作为启示之源而祝福它，反而诅咒它，将它与自己的失败相关联，否定其作为知识的全部价值。他经历了一次帕斯卡式的体验，却没有帕斯卡的灵魂。像所有那些轻率的人一样，深入内心的冒险让他颤抖不已。可某种宿命驱使他向前。他不愿无限延伸自己的存在，却又身不由己地抵达了那里。他所达至的极限远非圆满，而是一种破碎心灵的表达：是无穷无尽的裂痕，是消极的无限体验。他的痛苦已浸入感性之源。
重要的文本，病态的文本。为理解其重要性，我们可以试着对比一下健康人或有行动力者的行为，试着下一个定义，以此给我们自己补充一份营养……
无论我们的状态有多矛盾、多紧张，我们通常都会控制并设法中和它们：“健康”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能力，让我们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总会设法避开内心的深渊或跨越内心的鸿沟。健康——这是其行动的条件——便意味着逃离自我、抛弃自我。没有客体的魅力就没有真正的行动。当我们有所行动时，我们的内心状态只能以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来估算；它们并没有固有的价值；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掌控之。我们之所以有时会感到悲伤，肯定是由于某一特殊的状况、某种变故或某个纯粹的现实使然。
可这位病人，他的行为则截然不同。他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状态：在悲伤中悲伤，在忧郁中忧郁，而所有的悲剧他都要经历，都要悲情地体验一番。他只是主观的，别无其他。他之所以与自己害怕和同情的那些人变成了同一类人，无非是因为对他来说，那些对象构成了他自己的不同情状而已。成为病人，就意味着与自我完全重合。
这种与现实的离异，如果说泽尔达以其不可挽回的性格应能理解的话，那么菲茨杰拉德则有幸以另一种不那么激烈的方式体验到了：一种文人的精神分裂症……再补充一点，菲茨杰拉德还是一位“自怜”的行家里手——这可是他的另一个幸运。他滥用这种自怜来保护自己免遭彻底毁灭。我不认为这是个悖论。对自己的过度同情保护了我们的理性，因为对痛苦的退缩实则是对我们自身活力的一次警告，是对我们自身能量的一种反馈，同时也是对我们自我保护本能的一种哀婉的伪装。绝不要怜悯那些自怜者。他们永远都不会完全垮掉……
菲茨杰拉德在自己的危机中幸存了下来，但并没有完全战胜危机。他仍希望能在“徒劳无功和务必奋斗这两种感觉之间，在明明相信失败在所难免却又决心非成功不可之间”求得平衡。他相信自己的生命旅程仍将继续，就像“一支箭一样，不停地从虚无射向虚无，唯有重力才能让它最终落地”。
这些自豪的冲动皆属偶发。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渴望在与人们的关系中重回世俗生活中的狡黠；他渴望后撤。为此，他要给自己戴上一副面具。
“一个微笑——哦，我会让自己绽开一个微笑的。我还在努力制造这种微笑。它得将以下各色人等的笑容中的最佳品质熔为一炉：一位饭店经理，一个经验丰富的交际老滑头，一位正在接待视察者的校长，一名装腔作势的电梯工……一名正在接手新工作的、训练有素的护士，一个头一回登上印刷品的靠身体吃饭的女人，一个被人推到摄像机跟前、满怀希望的临时演员……”
他的危机不会将他引向神秘主义，也不会让他走向终极绝望或自杀，而是醒悟。“那块‘当心恶狗’的招牌已经过早地挂上了我的门。不过我也会尽力做头乖乖的畜生，但凡你扔块骨头来，只要骨头上的肉够多，那我没准儿还会舔舔你的手。”他的审美足以让他借讥讽来缓和自己的厌世情绪，并为他灾难般的拮据注入一种优雅的调子。他的即兴风格让我们得以一窥所谓破碎生活的魅力。我甚至可以补充说，我们只有达到“现代的”程度，才能感受到此种魅力。毫无疑问，这是醒悟者的个体反应，他们无法求助于某种形而上的背景或超凡的救赎形式，只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自身的痛苦，就像接受自己的失败一样。醒悟是输家的平衡。菲茨杰拉德写完《崩溃》中那些无情的真相后，便以失败者的身份去了好莱坞，想在那里寻求成功——还是想成功，可他已不再相信成功了。尤其是在一场帕斯卡式的体验之后，居然还想去写剧本！据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只想与自己的深渊妥协，只想控制住自己的神经官能症，仿佛内心深处认为不值得再为刚刚经历过的失败而垮掉。“我是以权威失败者的身份说这番话的”，有一天他曾如是说。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失败只会让他堕落，让他失去所有的精神价值。难怪在这种“灵魂的真正的黑夜”里，他的挣扎与其说像是一位英雄，毋宁说更像一个受害者。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仅仅从心理学角度去体验悲剧的人；他们感知不到某种外在的“绝对”，无法与之抗争，又不能屈服于它，所以永远会退守自己的内心，最终在其朦胧一窥的真实之下无声无臭地苟活。他们再次成了醒悟者；因为这种醒悟——遇难后的退缩——便是个体的特征，既不能因遭遇不幸而毁灭自己，又不能为战胜不幸而顽强拼搏。醒悟，就是这种实体化的“半悲剧”。由于菲茨杰拉德无法驾驭自己的悲剧，所以他还不能被认为是一位有品质的焦虑者。确切地说，他对于我们的价值，仅在于其应对危机的“手段不足”与其体验到的“焦虑程度”不成比例。
反观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那样的人，他们像重视自身的眩晕一样俯瞰自身的体验，因为这些体验远比“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更有价值。他们的命运高于他们的生命。菲茨杰拉德则并非如此：他的存在远低于他所发现的东西。他在其生命的高光时刻看到的只是一场灾难，尽管他从中获得了启示，却并未获得慰藉。
一位只想成为小说家的小说家经历了一场危机，而这场危机一度将他弹射出文学的谎言。他感受到了一些真实，而这些真实却动摇了他的证据，打破了他心灵的安憩。在梦想必不可少的文学界里，这可是少有的事件，此情此景，该事件的真正意义并不总是能被理解。所以，菲茨杰拉德的仰慕者们惋惜他始终沉浸在自己的失败当中，惋惜那些思考和反思耽误了他的文学生涯。而我们的看法则恰恰相反，我们遗憾的是他对文学没有保持足够的忠诚，未能对其进行更深入的发掘或精耕细作。既然不能在文学和“灵魂的真正的黑夜”之间做出选择，所以只能算是一个二流的头脑。
(选自《追慕与练笔》，有删节)
(法)齐奥朗
清醒对某些人是与生俱来的，那是一种特权甚或一种恩典，无需刻意获得或努力争取：此乃命中注定。他们所有的经历让其对自己完全坦诚。他们感知自己的洞察力，却不受其左右，因为洞察力定义了他们。如果他们生活在持续的危机中，便会自然而然地接受这种危机：对其生存而言，这种危机是内在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清醒则是迟来和意外的结果，是某一特定时刻内心崩溃的结果。此前，他们封闭在某种惬意的混沌当中，坚守着自己那些尽人皆知的事，既未权衡也未猜测过内里的虚空。如今，他们醒悟了，仿佛是身不由己地投身于认知的历程；可时至今日，他们似乎仍未准备就绪，依旧在令人窒息的真实中磕磕绊绊。面对新的状况，他们绝不认为是什么恩惠，而是一种“打击”。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就完全没有做好面对或接受这些令人窒息之真实的准备。不过，他为适应这种状况所付出的努力仍不乏悲情的一面。
“毫无疑问，所有的人生都是一个垮掉的过程，但那些引发戏剧性场面的打击——那些来自或似乎来自外界的巨大而突然的打击——那些被你存在记忆里，承担着你的怪罪，你在脆弱的时刻会向朋友们倾诉的打击，其效果的显现倒并不突兀。另一种打击来自内心——那些打击，直到你无论怎么做都为时晚矣，直到你断然意识到在某些方面你再也不是那样好的一个人了，你才会感觉得到。”
这可不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时尚小说家该考虑的事。如果菲茨杰拉德仅以《人间天堂》《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和《末代大亨》这些小说为限，他所呈现的不过是一种文学爱好。所幸，他还是《崩溃》的作者——我们刚刚在上面引述了书中的一段文字——他在其中描述了自己的失败，而这，才是他唯一巨大的成功。
年轻时，他只有一个执念：做一个“成功文人”。他成功了。他明白了什么叫家喻户晓甚至名声大噪。（有一件事令人不解：T.S.艾略特居然写信告诉他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他读了三遍！）他始终为金钱所困：他想挣钱，而且谈起钱来无所顾忌。无论书信中还是札记里，他都在一直谈钱，以至于我们常会自问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个商人。我并不是说我讨厌他在信里坦承自己的财务麻烦。比起那些装模作样或以诗歌矫饰的故作清高，我宁愿上千倍地喜欢他的信。因为那些信有风格，有格调。我深爱过的里尔克书简如今在我看来是多么苍白无味啊！他从来不在信中谈论贫困那种“小事”。这种为后世而写、充满“贵族气”的书简让我厌恶。在那儿，天使与穷人比邻而居。在他写给诸位公爵夫人的那些高谈阔论的书信中，我们难道看不出有一种放肆的或经过算计的天真吗？玩这种“心灵的纯粹”似乎有失正派。我不相信里尔克的那些天使，更不相信他的那些穷人。他们都太“高雅”了，不过是一些连愤世嫉俗那种苦难中的趣味都没有的人。而另一方面，像波德莱尔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人的书信，那些乞求救济的书信，则以其恳求、绝望和喘息的语调让我备受感动。我们能理解他们谈钱是因为挣不到钱，是因为他们生来贫困，而且无论发生什么都会一直穷困潦倒。贫困与他们形影不离。他们几乎不渴望成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成功。
菲茨杰拉德死于1941年，时年44岁。他的病根大概是1933年至1936年间落下的，当时他正在创作后来结集为《崩溃》出版的那些文字。此前，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当属与泽尔达的婚姻了。他们俩在蔚蓝海岸共同引领美国人的时尚潮流。他后来将自己的这段旅欧经历描述为“浪费和悲剧的七年”——整整七年间，这对伉俪沉溺于所有的奢华，仿佛被一种让自己精疲力竭、内心空虚的秘密欲望所困扰。可该来的还是来了：泽尔达陷入了精神分裂，丈夫去世后她活了下来，却死于精神病院大火。
菲茨杰拉德自诩在为“迷惘的一代”代言，或把自己的危机归咎于外部原因，这种自鸣得意我们可以姑且不论。但如果说这场危机仅仅是个偶然，那么其所有的意义就将失去。就其纯美国式的特色而言，《崩溃》揭示的仅与文学史有关、与历史有关。而作为内心体验，该书则具有一种本质、一种强度，超越了各种偶然和各个大陆。
菲茨杰拉德经历了什么呢？他始终活在成功的陶醉里，渴望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幸福，渴望成为天字第一号作家。他始终活在南柯一梦中。可如今，梦已离他而去。于是他开始守夜，其间发现的东西让他充满恐惧。一种单调的洞察力让他不知所措，让他动弹不得。
失眠为我们提供了一盏我们原本并不打算要的灯，却下意识地向那盏灯靠拢。明知违心，还是禁不住想得到它。我们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想借助它去寻求他物，寻求那些危险的、有害的真实，寻求睡眠会阻挠我们发现的所有东西。然而，失眠从舒适和假象中解救我们，只是想让我们面对一道封闭的地平线：那地平线照亮了我们的困境。它拯救我们的同时又审判我们：与黑夜之体验密不可分的暧昧。菲茨杰拉德想逃避这种体验却徒劳无功。那体验纠缠着他，碎裂着他，对他的心灵来说，这种体验太深刻了。他会求助于上帝吗？可他厌恶谎言；也就是说，宗教帮不上他的忙。在他面前，黑夜中的宇宙像是一个绝对的存在。他也无法求助于形而上学，可他只能被迫这样做。显然，他还没有为如何熬过黑夜做好准备。
“现在，恐惧如暴风雨一样袭来——假如此夜就是死亡之夜的预演？——如果死后的一切就是永远在深渊边上战栗，催促自己前行的只有体内的一切卑劣和恶毒，而前方则是世界上的一切卑劣和恶毒？没有选择，没有路，没有希望——只有肮脏事物和半悲剧的无休止重演。或是永久地站着，或许是站在生命的门槛上，无法通过，也无法回去。现在，时钟敲响四点，我已是个鬼魂。”
说实话，除却神秘主义者或激情难抑的人，谁真正为熬过自己的黑夜做好了准备？如果是信徒，或许会渴望失眠；但绝无半点确信者又何以做到数小时内与自己面面相觑？我们可以责备菲茨杰拉德未意识到黑夜作为一种认知场合或认知方式、作为一场重大灾难的重要性；但我们不该对他彻夜不眠的悲情无动于衷，对他而言，“肮脏事物和半悲剧的无休止重演”是他不接受上帝的结果，是他无法成为那个巨大的形而上骗局的同谋、无法成为黑夜那弥天大谎的同谋的结果。
在“灵魂的真正的黑夜”里，白昼的真实是无法运行的。菲茨杰拉德非但没有将这黑夜作为启示之源而祝福它，反而诅咒它，将它与自己的失败相关联，否定其作为知识的全部价值。他经历了一次帕斯卡式的体验，却没有帕斯卡的灵魂。像所有那些轻率的人一样，深入内心的冒险让他颤抖不已。可某种宿命驱使他向前。他不愿无限延伸自己的存在，却又身不由己地抵达了那里。他所达至的极限远非圆满，而是一种破碎心灵的表达：是无穷无尽的裂痕，是消极的无限体验。他的痛苦已浸入感性之源。
重要的文本，病态的文本。为理解其重要性，我们可以试着对比一下健康人或有行动力者的行为，试着下一个定义，以此给我们自己补充一份营养……
无论我们的状态有多矛盾、多紧张，我们通常都会控制并设法中和它们：“健康”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能力，让我们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总会设法避开内心的深渊或跨越内心的鸿沟。健康——这是其行动的条件——便意味着逃离自我、抛弃自我。没有客体的魅力就没有真正的行动。当我们有所行动时，我们的内心状态只能以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来估算；它们并没有固有的价值；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掌控之。我们之所以有时会感到悲伤，肯定是由于某一特殊的状况、某种变故或某个纯粹的现实使然。
可这位病人，他的行为则截然不同。他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状态：在悲伤中悲伤，在忧郁中忧郁，而所有的悲剧他都要经历，都要悲情地体验一番。他只是主观的，别无其他。他之所以与自己害怕和同情的那些人变成了同一类人，无非是因为对他来说，那些对象构成了他自己的不同情状而已。成为病人，就意味着与自我完全重合。
这种与现实的离异，如果说泽尔达以其不可挽回的性格应能理解的话，那么菲茨杰拉德则有幸以另一种不那么激烈的方式体验到了：一种文人的精神分裂症……再补充一点，菲茨杰拉德还是一位“自怜”的行家里手——这可是他的另一个幸运。他滥用这种自怜来保护自己免遭彻底毁灭。我不认为这是个悖论。对自己的过度同情保护了我们的理性，因为对痛苦的退缩实则是对我们自身活力的一次警告，是对我们自身能量的一种反馈，同时也是对我们自我保护本能的一种哀婉的伪装。绝不要怜悯那些自怜者。他们永远都不会完全垮掉……
菲茨杰拉德在自己的危机中幸存了下来，但并没有完全战胜危机。他仍希望能在“徒劳无功和务必奋斗这两种感觉之间，在明明相信失败在所难免却又决心非成功不可之间”求得平衡。他相信自己的生命旅程仍将继续，就像“一支箭一样，不停地从虚无射向虚无，唯有重力才能让它最终落地”。
这些自豪的冲动皆属偶发。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渴望在与人们的关系中重回世俗生活中的狡黠；他渴望后撤。为此，他要给自己戴上一副面具。
“一个微笑——哦，我会让自己绽开一个微笑的。我还在努力制造这种微笑。它得将以下各色人等的笑容中的最佳品质熔为一炉：一位饭店经理，一个经验丰富的交际老滑头，一位正在接待视察者的校长，一名装腔作势的电梯工……一名正在接手新工作的、训练有素的护士，一个头一回登上印刷品的靠身体吃饭的女人，一个被人推到摄像机跟前、满怀希望的临时演员……”
他的危机不会将他引向神秘主义，也不会让他走向终极绝望或自杀，而是醒悟。“那块‘当心恶狗’的招牌已经过早地挂上了我的门。不过我也会尽力做头乖乖的畜生，但凡你扔块骨头来，只要骨头上的肉够多，那我没准儿还会舔舔你的手。”他的审美足以让他借讥讽来缓和自己的厌世情绪，并为他灾难般的拮据注入一种优雅的调子。他的即兴风格让我们得以一窥所谓破碎生活的魅力。我甚至可以补充说，我们只有达到“现代的”程度，才能感受到此种魅力。毫无疑问，这是醒悟者的个体反应，他们无法求助于某种形而上的背景或超凡的救赎形式，只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自身的痛苦，就像接受自己的失败一样。醒悟是输家的平衡。菲茨杰拉德写完《崩溃》中那些无情的真相后，便以失败者的身份去了好莱坞，想在那里寻求成功——还是想成功，可他已不再相信成功了。尤其是在一场帕斯卡式的体验之后，居然还想去写剧本！据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只想与自己的深渊妥协，只想控制住自己的神经官能症，仿佛内心深处认为不值得再为刚刚经历过的失败而垮掉。“我是以权威失败者的身份说这番话的”，有一天他曾如是说。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失败只会让他堕落，让他失去所有的精神价值。难怪在这种“灵魂的真正的黑夜”里，他的挣扎与其说像是一位英雄，毋宁说更像一个受害者。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仅仅从心理学角度去体验悲剧的人；他们感知不到某种外在的“绝对”，无法与之抗争，又不能屈服于它，所以永远会退守自己的内心，最终在其朦胧一窥的真实之下无声无臭地苟活。他们再次成了醒悟者；因为这种醒悟——遇难后的退缩——便是个体的特征，既不能因遭遇不幸而毁灭自己，又不能为战胜不幸而顽强拼搏。醒悟，就是这种实体化的“半悲剧”。由于菲茨杰拉德无法驾驭自己的悲剧，所以他还不能被认为是一位有品质的焦虑者。确切地说，他对于我们的价值，仅在于其应对危机的“手段不足”与其体验到的“焦虑程度”不成比例。
反观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那样的人，他们像重视自身的眩晕一样俯瞰自身的体验，因为这些体验远比“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更有价值。他们的命运高于他们的生命。菲茨杰拉德则并非如此：他的存在远低于他所发现的东西。他在其生命的高光时刻看到的只是一场灾难，尽管他从中获得了启示，却并未获得慰藉。
一位只想成为小说家的小说家经历了一场危机，而这场危机一度将他弹射出文学的谎言。他感受到了一些真实，而这些真实却动摇了他的证据，打破了他心灵的安憩。在梦想必不可少的文学界里，这可是少有的事件，此情此景，该事件的真正意义并不总是能被理解。所以，菲茨杰拉德的仰慕者们惋惜他始终沉浸在自己的失败当中，惋惜那些思考和反思耽误了他的文学生涯。而我们的看法则恰恰相反，我们遗憾的是他对文学没有保持足够的忠诚，未能对其进行更深入的发掘或精耕细作。既然不能在文学和“灵魂的真正的黑夜”之间做出选择，所以只能算是一个二流的头脑。
(选自《追慕与练笔》，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