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活着回家 : 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重庆出版社2016年10月，经出版社授权转载。
我目睹了整个巴丹死亡行军当中最惨无人道的罪行，当然还有一些暴行也可与之相提并论。日本兵让我们的队列暂时停下，等待后面的队伍赶上来。等后面的队伍赶上我们的时候，日本人命令我们站起来继续前进，就在这时一个疟疾非常严重的兄弟，发着高烧，人都烧糊涂了，想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日本兵走到他身边，用枪托砸他的头，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来身边的两个战俘，让他们在路边挖坑，他准备把这个生病的兄弟活埋。这两个战俘开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时候，日本兵命令他们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里，把他活埋了。这两个战俘摇着头，说他们不能那样做。
日本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举枪就把两个挖坑的战俘当中的大块头打死了。他又从我们的队列里拉出两个战俘，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把大块头也埋了。日本兵在路边划了一个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个战俘埋在那里”。这两个战俘又挖了第二个坑，他们把生病的战俘和死去的战俘分别放在坑里，然后往他们身上铲土。生病的战俘还没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凄厉地叫喊着。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我的决心再次受到了挑战。我偷偷地抹去泪水和呕吐的污物，正视路的前方，我在寻找下一个路标。我必须有一个目标；我必须向前走。
在正常的生活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只有两种，要么让生活顺应信仰，要么改变信仰来适应生活。选择了正确的行为方式，我们就能获得满足。不过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我发现如果我要活下去，我必须两者兼顾。因此我不断修改自己的信仰，以顺应日本看守的命令，同时我又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坚持我的信仰。举个例子，如果日本看守强迫我去活埋一个战俘，我会很快地意识到，这与我的信仰不符，但为了活命我不得不照做。如果我坚持我的信仰，拒绝活埋依旧在呼吸的战俘，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有更多的战俘要来埋我了，如果还有人拒绝，就会有更多的战俘被埋葬。在我调整信仰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活下来以后帮助别人。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一个人不能及时地调整他的生活宗旨，很可能活不下去。
我很难理解日本士兵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纪律性很好，绝对服从上级军官的指挥。我想这些军官们肯定知道日本的军事法规当中关于战俘待遇的条文。1904年2月日本颁布的第22条军规的第1节第2条明确规定：“应该尊重战俘，善待战俘，不得以残暴的非人道的方式对待战俘。”侵占菲律宾的日军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没有执行天皇亲手颁布的敕令。日本的翻译在多个场合告诫我们：“你们比狗都低贱！我们想什么时候喂你们，就什么时候喂你们；我们让你们休息，你们才可以休息；任何一个日本士兵觉得有必要教训你的时候，都可以揍你。”
天皇颁布的善待战俘的军规从来没有执行过，在巴丹死亡行军的时候没有执行，在任何一个战俘营里也没有执行，在任何一个工作队里也没有执行。显然，这只是一条停留在纸面上的规定——没有必要认真对待——日本人制定这条规定，只是为了让世界各国觉得日本军队是“人道的军队”。日本士兵的行为方式恰恰与这些冠冕堂皇的规定相反，他们更乐意看到战俘被折磨，这让他们觉得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满足他们的民族优越感。
目击了“处决式的葬礼”之后，我的求生意识更加强烈。目睹屠杀暴行时，我处于绝望的顶峰，可是我发现我可以克服这种绝望。我在想，如果日本兵逼迫我执行诸如此类的暴行，为了活下去，我该如何应对。
首先，我要意志坚强，做该做的事情。其次，我要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这样我才能做日本人命令我去做的任何事情。第三，我要变得“机灵起来”，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比如说，什么时候该走得快一点，什么时候该成为另一队的成员。我发誓今后走路要昂首挺胸。这个姿势会让我觉得精神一些，日本看守很少欺负看起来健康的战俘以及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战俘。
我们走了好些天，有的时候夜间也赶路。日本兵只给我们提供过两次食物和水，每次都很少。从卢保出发的4到5英里的行军极其残酷。日本看守时不时地命令我们奔跑，他们的咆哮次数更多，声音更大。几分钟之内，有不同的看守，殴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们。
在这个路段，我们被要求以平常两倍的步速行军，日本兵换班频繁，我们经常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换班的看守。我们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队日本兵，看守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看到这队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个美国战俘，战俘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军官。日本军官从剑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挥来挥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领。他让这个美国战俘顺着他挥刀的方向移动膝盖。热身练习做完之后，他把武士刀高高举起，急速挥下，日本士兵高呼“万岁”，我们只听到一声闷响，美国战俘就身首异处了。这个军官紧跟着把战俘的躯干踢到在地。这个军官“干净利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斩首技术”。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开心地笑着走了。当我看到他的刀锋下落的时候，我的心都揪紧了，浑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祷。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头竟然是日军的娱乐方式。
从那天起，我少说也目睹了数百次斩首的场景；身首异处的恐怖瞬间永远不能从我脑中抹去。每当那个时刻来临，我都非常害怕，不过我下决心活下去。我必须活下来告诉全世界日军对我们这些战俘做过些什么。
《活着回家 : 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美]列斯特·坦尼 著，重庆出版社，2016年10月。
毛泽东一家首次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
1946年2月11日出版的《时代》，“外国新闻”栏目中的“中国”报道，有一则简短通讯——《毛的一家》。该通讯依次报道了中共领袖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从莫斯科飞抵延安的消息及毛泽东的婚姻情况等，并配发了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的一张合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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