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花了很久才摸索出帽子的规律。它鲜红刺眼，摸起来有点针织品的毛刺感，闻上去有股劣质的化学染料的气味。但它很好用。
它来自一个奇怪的包裹。没有寄件人。没有寄件地址。甚至没有收件信息。但它又用了某快递公司的包装。我只能理解为是送我这玩意儿的人的恶趣味。
拿到它的那天刚好下雨了，我的伞刚好坏了，而我又刚好要去公司取我傻里傻气忘了的笔记本电脑。为了挡雨，我戴上了它。于是，就在我回到有几个人还在加班的公司时，收获了这样的疑问：
“你是谁？”
在我的疑问还没有消除之前，几个同事之间相互矛盾的说辞让我更加困惑了。
“啊，她是我以前的一个……嗯，老朋友……”已婚育有俩娃事业成功的部门主管显得有些扭捏。
“你们连他都不认识？他可是那个大明星！”自称从不追星的实习生小廖说。
“这不是送披萨快递的小哥吗？正好我快饿死了……”胖子……当我说出他的绰号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这么说了。
尽管话语不一，他们却都扑上前来，仿佛是要把我抓住。我吓得拔腿就跑，一直跑到办公室的茶水间才停下来。
老板坐在那里，抬起头，玩味地打量着我。
“小吴？你不是下班回家了吗？怎么，想我了？”
吴秘书是部门里公认的帅哥。大家都公认且心照不宣地认为他和老板有一腿。顺带一提，老板是男的。
我跑得更快了。
此后，我像个疯子一样问街上的人“我是谁”。其中一些人冲上来热情地拥抱我，另一些人神情痛苦，低声说着“我本以为不会再见到你了”，一个小孩子说我是他“已经到天国去开车的爸爸”，一位老人摸着我的下巴说我和她在宠物医院接受治疗的老猫很像，“乖咪咪”。
还有一个小伙子尖叫着大喊“肯德基全家桶会说话了！”
梳理了一下，我终于得出了结论。
“这顶帽子会让我变成对方所渴望的人或物。”（考虑到能言善辩的全家桶肯定不是人。）
就这样，我的人生中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变成了简单模式。
根据我的同事描述，我是个超级社牛，或许吧。我乐于和陌生人聊天，挖掘他们的内心故事。这也是我的工作。但他们中总有一些人不太乐意接受我的采访。如今，遇上难以打开心门的对象，我总是戴上帽子，假装成他们“最渴望的人”。虽然十次里我会有一两次变成擦鼻涕的纸或者扔垃圾的垃圾桶，还有一两次会变成他们虽然想见却一句话都再也说不出来的人，以至于对我来说起到了反效果——我看不见自己的样子，只能通过他们的反应猜测，那可能是他们心中一段禁忌的感情，一个遗憾到无法开口的背影，又或者是痛苦大于幸福的永久离别。人生的渴望不就是这样吗？
在某些管理不甚严格的场合，我也获利颇多。我不是个爱占小便宜的人，但我很喜欢看在这个所谓的法治社会，人们仅仅因为某个人是自己渴望的人，或者自认为“只是长得像那个人”，就放一个人进入禁止进入的遗迹、已经快闭馆的博物馆、外人免进的学校；从超市原本只送给老客户的赠品里取出一份、在给客人剪头发的时候瞒着老板打上对折、贴罚单时把金额写小一些——
而这还只是开始。
我可以理解一个十岁小男孩最渴望的东西是变形金刚套组，但我没想到一个三十岁的白领女性也会渴望一样的东西。我可以理解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最渴望的东西是一件粉红色连衣裙，但我没想到一个外表阳刚的男孩会渴望泡泡袖比那更夸张的一条。我可以理解一个鳏夫不能在我身上见到他去世的妻子，但我没想到他的邻居却能做到。
见过越来越多的人的心中渴望，我开始理解人的复杂，以及渴望的复杂。
有时候，人们想要的并不是最好的东西，更不是和自己身份匹配的东西。
他们想要的往往是自己从未得到过，也从来不曾真正需要过，但在他们的梦中扮演主角的东西。
我开始试着用这种能力做一些——我不愿称之为好事，或者是有用的事，我愿意称之为有趣的事。
的确，我对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恶狠狠地说“我永远不会爱你”是有些残忍了，但当我听他讲述了一个永远不会正眼看他的姑娘的故事之后，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最危险的一次，当我扮演一个女人死心塌地地出轨的丈夫时，我差点被她手里的花瓶开了瓢。
我也不是每次都表现得毫不友善。在公园的长椅上，我听一个中年男人忏悔了他对母亲的不理解和决绝，尽管他事后只觉得那是场梦。
我还试图和一只狗搭话，尽管我甚至都不知道它看到了什么。但看它摇尾巴已经足够让我满足了。
这样的事情足以让我觉得，这顶帽子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我平时总是一进门就把帽子挂在墙上，因为我不想回了家还要做别人。可是那一天我实在太累了，以至于完全忘了这事儿。
因此，直到我的猫把我扑倒时，我才想起了自己还戴着帽子这回事。
这一刻，我其实还蛮好奇的，我从来没在它面前戴过帽子。我在猫的眼里会是什么呢？也许是它最喜欢吃的金枪鱼味猫条？也许是被它的口水浸润了无数次的咬咬球？也许是一只可供玩乐的小老鼠？也许是我家隔壁那只绝育了的小公猫？又或者——一种狂喜袭上心头——其实就是我自己？
几秒种后，猫的屁股对准我。
它窜稀了。
哦，好吧。这回我是猫砂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