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做一个艺术的夸张，把各种倒霉事集中到一个假想的中国科研人员身上，就会出现这样的荒诞剧：主持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疲于奔命应付各种表格、评估和评奖。国家只给设备费，不给劳务费，只得借钱给下面人发工资。虽然整天讲豪言壮语，也有人不负众望地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但由于收入太低，还是有许多人被其他行业挖走。在做出重大成果的前夕，审计发现大笔款项使用不规范。抓起来审判，愤怒的群众高呼打倒蛀虫。卒。
本文2016年5月发表于观察者网 作者：袁岚峰
最近，全国的事业单位都在进行实物资产清查。摸清家底固然是好事，不过这个系统.颇能给人些“小惊喜”。要报废一台用了10年的打印机，就引出了一个长长的序列：填申请单，自己签字，部门领导签字，三个人组成的鉴定小组签字，学校资产管理部门签字，校领导签字……一台打印机报废，居然要国家实验室副主任和校领导签字！经办的国家实验室秘书都大摇其头。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以人为本的意识不足，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科研体系的瓶颈了？
发了一条吐槽的微博，引出下面许多人的苦水。例如@装甲师就是我：采购一台电脑都要经过几道关卡，还要报政府采购，等了半天电脑到手，还不是需要的类型，并不好用。@晴耕雨读乐随缘 ：很多十多年前买的电脑还需要清查，大量消耗老师们的时间。@里希特小霍芬：很多本身就有使用寿命的东西，就应该设定自动报废时间，从人力时间成本看，很多设备报废后残值都抵不上处理废品的钱。@Jr暴 ：我很崩溃，报废一台电脑，显示器还是可以用的，比如接双屏什么的，因为是一套，必须搭着显示器一起报废。@孟宁V5：这些杂活应该是管理人员干的，搞得教授们成干杂活的了，出差报销搞得像孙子一样找这个找那个签字。
相声《小偷公司》：“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基本同意，请组长酌定。组长画了个圆圈：请副科长酌定……请科长酌定……请副经理酌定……请总经理酌定，总经理拿来一看——五个圈儿。”
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很有趣：你不是最喜欢鼓吹中国科技成就的吗？（参见《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袁岚峰：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怎么也来吐槽中国的体制问题了？
回答很简单：我并不是永远都捧，也不是永远都贬，而是有一说一，该赞就赞，该批就批。用邓小平的话说，“我是实事求是派”。而且从一个更大的图景上看，以前我们的科技成就太少，所以总以造了哪些东西为荣，两弹一星够自豪几十年的；现在具体的成果遍地开花，所以该上层次了，多考虑考虑体制、文化的问题。
其实我和诸位微博朋友的吐槽只是小儿科，早有重量级的珠玉在前。2016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崔院士的三个烦恼》（袁岚峰：崔院士的三个烦恼引人深思），叙述中国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LAMOST，简称“郭守敬望远镜”）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崔向群（！）的烦恼。她的三个烦恼，第二个是外国在迅速追赶（是的，郭守敬是世界领先的），而项目难以得到持续支持，第三个是一些人总是认为中国人做的不行，应该老老实实跟着国外做。这些无疑都是严重的烦恼，不过在本文中，我们打算主要讨论第一个烦恼。
郭守敬望远镜（LAMOST）
崔院士的第一个烦恼是什么呢？居然是没钱发工资！
崔向群说：“LAMOST建成后至今，国家每年都会给一笔运行费，但是却没有相应的人员经费，我们只好借钱来发薪。2014年，我们就已经欠了2000多万元，到现在只会更多。”……
目前，LAMOST每年从国家获得3000万元运行费，但是其使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比如备件更新、消耗品、水电费等，用于人员的只能是出差、开会，不能发工资，甚至不能用于大科学装置所在地工作出差。
“不仅LAMOST有这样的情况，大科学装置基本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崔向群说，更让她担忧的是，由此造成科研队伍不稳定，高水平人才留不住。“科研工作的本质是高强度、高水平的人类脑力活动。即便再重大、再先进的科研装置，缺少了具体人员的设置、操作、维护乃至后续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就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真是令人目瞪口呆。说实在的，看到崔院士苦口婆心地解释“科研装置不能没有科研人员”这种小学生级别的常识，我都觉得脸红。
崔院士的烦恼并不是孤例。2016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头版刊发《中药标准国际化的拓荒之旅——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药现代化研究团队》（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6-05/16/content_192500.htm）。由首席科学家果德安研究员领衔的团队，作为中国学者，制订了第一个进入美国和欧洲药典的中药标准，初步实现了国务院提出的“中药标准主导国际标准制订”战略目标。其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不为人所知的是，在拿下这个重要奖项（按：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前后，正是这个团队最艰难的时候。科研人员的工资长达一年时间没有着落，果德安天天晚上睡不着，甚至掉头发。相比美国高达50%的科研人头费，当时的这个科研团队按规定只能拿出5%科研经费作为劳务费，偏偏那时候新药研发还没有阶段性成果，也缺乏企业的横向经费支持。为了让团队安心工作，果德安一个人扛下此事，“偷偷地”向所里打了一年“白条”。就算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团队也没有裁减过一个人。
又来？！不知道记者是把这件事作为一桩佳话还是一个要反思的问题，总之这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现象是有一定普遍性的，足以令人汗颜。
我在《“国家的人”，就该少拿钱？》（http://www.guancha.cn/YuanLanFeng/2016_04_06_356096.shtml）里，指出过这种怪现象。
《大国工匠》的第一（http://www.guancha.cn/Science/2015_04_30_317889.shtml）、三（http://www.guancha.cn/Science/2015_05_01_318020_s.shtml）、四（http://www.guancha.cn/Science/2015_05_02_318107.shtml）集，分别介绍了给火箭焊“心脏”的高凤林、在中国载人潜水器的的组装中实现丝级精密度的钳工顾秋亮和中国商飞大飞机制造首席钳工胡双钱。说到他们的待遇，画风是下面这样。“很多企业试图用高薪聘请他，甚至有人开出几倍工资加两套北京住房的诱人条件。”“他原来所在的实验室一直希望他回去，收入能多一半，这对于他这个单职工、女儿上学急需用钱的家庭来说，能起不少作用。”“私营企业的老板甚至为他开出了三倍工资的高薪，但是胡双钱拒绝了。”“老胡没有给家里挣来更多的钱，却带回了一摞摞的奖状证书。”
胡双钱，中国商飞上飞公司高级技师，35年产品无差错
正如有人总结的，长期的宣传给人的印象是：好工人停留在脏乱差穷不顾家，好干部停留在清廉绝症不要命，好受害者停留在原谅宽容倒贴钱。总而言之，不把为国效力搞成最惨的事，就不罢休啊！
更加让人觉得神奇的是，当今最火的潮流是创业，政府和社会都明明白白地鼓励大家追求财富。在这种背景下，一宣传科学家和劳模，却仍然是淡泊名利，安于清贫，生活俭朴，拿钱少，不顾家，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这是啥效果？同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强行用两套评价体系，必然毛病百出。
2016年5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部经费监管事务中心（请注意这个单位的名称）的刘俊责、朱明两位同志发表文章《科研经费怎么管才能没问题》（科研经费怎么管才能没问题）。他们开宗明义指出：
近年来，有关科研经费的审计披露问题和贪腐报道屡屡见诸报端，给公众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整个科研系统是“坏的”、所有科研机构是“完全没有效率的”。笔者以为这种“错觉”对广大科研人员极其不公，不利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后面指出了问题的思想根源：
政府方，无论是主管还是监管部门均认为：科研人员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科研经费是用于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保障，因此只能用于差旅、会议、设备购置、专家咨询等各项科研工作开展所必须的费用，不能转化为有稳定工资收入的在职科研人员的个人收入。而广大科研人员认为：工资收入只是基本的低水平保障，科研经费除了保障科研条件之外，有很大部分是弥补自身的劳动，或者说是对科研人员从事额外科研劳动的补偿。这也是在媒体刊登“报销噩梦”，吐槽高校科研经费体制之后能够迅速引起社会尤其是广大科研人员广泛共鸣的理念基础。
作者们最后建议：
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科研经费究竟是100％科研条件保障，还是有多大比例能够用于科研人员劳动补偿。
谈到这里，我想起一个说法，“科技人员应是社会的中高收入群体”。有趣之处在于，现在难道不是这样吗？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2029元（http://news.china.com.cn/2016-05/14/content_38450998.htm）。分行业看，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是金融业114777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12042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89410元。看，科技人员的收入仅次于理财经理和程序员，是不是觉得有点感动……
从日常的观察来看，科技人员的生活水平显然也高于大多数人（除了像崔向群和果德安的例子中这样工资朝不保夕的）。所以中高收入群体这话，有点无的放矢。真正的问题是，跟谁比？
2015年12月6日，中山大学发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5年报告》（http://www.moe.edu.cn/jyb_xwfb/s5147/201512/t20151207_223334.html）。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以中等教育为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8年。初中毕业的占比最高，为46.97%；其他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由多到少依次为小学、普通高中、中专、专科、本科及以上。
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学历普遍是博士、硕士。寒窗苦读20年，收入超过只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完全没有悬念，这种比较没有多少意义。真正的比较对象，是跟自己受过相近程度教育的人。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班上出来的同学，在企业工作的收入动辄是做科研的好几倍，人心能稳定吗？
同样的问题尤其适用于医疗领域。每当发生恶性伤医事件，总会有人说医生是高收入群体。这话真令人寒心，好像高收入就活该被砍似的。别忘了医生从业之前要训练多少年，收入难道不应该大大超过初中学历人士？跟医疗行业的辛苦和风险相比，医生完全是个低收入行业，好吗？
政府其实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所以提出“要创新收益分配机制，让科技人员以自己的发明创造合理合法富起来”。这当然是大好事，不过这是在创业的语境下说的，只适用于把研究成果转化成经济效益的科技人员。还有大量的科技人员从事的是暂时无法转化的基础研究，他们怎么办？
这里我想强调一下，在任何科技先进的国家，基础研究的大部分都是靠国家拨款的。我们现在需要培养鼓励富人向基础研究投资的文化，不过这只能是补充，大部分仍然要靠政府，责无旁贷。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清，推卸责任，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将会造成严重损害。
楚汉相争时，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后，问他如何定国安邦。韩信向刘邦分析项羽的缺点：“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看到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就需要实实在在地投入资源，否则说再多都是空谈。口惠而实不至，结果必然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2016年5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世平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要瞎折腾高校和科研机构》（http://www.21ccom.net/html/2016/gqmq_0505/3908.html），言辞恳切地呼吁改变：
不幸的是，近来国家某些部门出台的一些政策全都是在瞎折腾高校和科研机构。这种状态如果持续下去，中国将严重打击自己的科研创新能力，等于自废武功，从而丧失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基础能力。因此，本文呼吁中央坚决制止这些瞎折腾的政策，还高校和科研机构一个安静和平静的科研环境……
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经费的报销制度一再收紧，但又不允许获得基金资助的科技人员从基金中提成劳务费，甚至限制能够发给学生和合作者的劳务费的发放额度。这使得许多科技人员不得不花他们自己或者他们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来用完这些过期作废的科研经费。这样的政策无视科技人员的脑力劳动是科研中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最后，是一个老恶政：那就是高校和科研机构泛滥成灾的表格、评估和评奖……
说到这里，想起最近的一桩喜讯。沈阳机床集团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智能、互联数控系统“i5”，这是中国产业升级宏大背景下，中国工业正在发生的具有时代启示意义的革命性创新事件。面临爆炸性的市场需求，全厂在为提升产能而奋斗（路风《在“东北塌陷”核心区，老牌国企演绎逆天创新》，在“东北塌陷”核心区，老牌国企演绎逆天创新）。
习近平曾视察沈阳机床，图左一为沈机董事长关锡友
这个系统之所以能开发成功，除了朱志浩领导的研发团队的奋斗以及当地政府和沈机董事长关锡友的大力支持之外，还有一条重要原因，是政府和关锡友一直没有干预项目进程：
2012年，是关锡友最难过的一年：对数控开发项目的投资已经是第5年，上海团队已经花掉五六亿元，沈阳的库房里还有一堆做实验报废的机床，但关锡友却看不到成果。
“老朱找我说又没钱了，还要3800万，我问你都花哪去了?这也看不着啊，他那除了计算机啥也没有。他说废品都给扔了，我说你得留着啊，审计要查就跟他说花这上面了啊……我不知道老朱承担了多少压力，我承担的压力就是没法交待。”
连年投入上亿，始终不干预，许多开销没有证据……幸亏这是企业，要是像科研院所那样审计，恐怕早就当贪污犯抓起来了，然后群众拍手称快。
路风教授在他2006年的杰作《走向自主创新》中讲了很多行业创新的故事，往往让人百感交集。例如开发出SCDMA无线市话的信威公司当初能存活，取决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大庆电信局的领导宁死不买市场主流的日本货，买了信威的。为此他还被怀疑受贿，审查了好久。又如1994年的《国家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规定：“国家鼓励并支持汽车工业企业建立自己的产品开发和科研结构，通过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形成独立的产品开发能力。”居然完全忘记了还有自主开发这回事！难怪中国汽车产业的“市场换技术”成了舆论的箭靶子，一汽、二汽、上汽合资了几十年都不会自己造车，最终还是要靠自主品牌车企。
这些故事给人的印象是，中国的顶层设计就对创新不够重视，在规章制度上又有很多错误的导向和不必要的限制。成功创新的往往是逆流而上，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如果一切严格按照规定来早就没戏了。
以上举了很多各个方面的倒霉事。当然实际上这些都是支流，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科技人员还是能正常工作的，而且成就斐然，已经让中国上升到了跟英法德日同级、只跟美国有显著差距的科技强国（再次安利我的《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袁岚峰：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不过如果我们做一个艺术的夸张，把这些倒霉事集中到一个假想的中国科研人员身上，就会出现这样的荒诞剧：
主持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疲于奔命应付各种表格、评估和评奖。国家只给设备费，不给劳务费，只得借钱给下面人发工资。虽然整天讲豪言壮语，也有人不负众望地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但由于收入太低，还是有许多人被其他行业挖走。在做出重大成果的前夕，审计发现大笔款项使用不规范。抓起来审判，愤怒的群众高呼打倒蛀虫。卒。
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不过“卒”的例子还真不少，媒体特别爱报中国科研人员英年早逝的好榜样。例如2016年5月的《辽宁舰功臣曝施工细节：目睹十几位同事牺牲》，本意是宣传航母特种装置工程副总设计师王治国的重要贡献，不过其中有句话怎么看着这么不是味儿：“从工程启动开始到航母正式交付的这段时间里，王治国亲眼目睹了十几位同事因为工作劳累牺牲在岗位上，他却没有因此退缩，而是心怀憧憬地坚持着。”这是要憧憬啥！反人性的宣传，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现在你去查这条新闻，看到的已经不是“牺牲在岗位上”了，而是“累倒在岗位上”。祝贺，这说明编辑们也是正常人，知道把丧事当喜事报是高级黑。但是标题没变，仍然是《目睹十几位同事牺牲》！好吧，全暴露了。
讲了这么多坏消息，最后讲一条好消息。2016年5月，国家卫计委、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将提高儿科医务人员薪酬待遇。终于走上正路了。
中国的儿科医生长期以来是“三高两低”（高风险、高难度、高投入，收入低、满意度低），拿钱少还经常被医闹砍，早已不堪重负。去年卫计委提出的办法，不是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而是降低儿科学生的录取分数线。这种政策令人大失所望，儿科医生出现离职潮。现在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实实在在地投入资源来解决儿科医生的关切，善莫大焉。
希望这种以人为本的正确思路扩展到全国科研体制以至所有专业职务体系的改革，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我们“心怀憧憬地坚持着”。
后记：托学生去交报废打印机的表格，学生告诉我，系统又升级了，加了一道财务处的章，需要重新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