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人：杨思远，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开始，长期迟滞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实践基础上提出来的，成为当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涉及这三个方面，而且涉及有机统一的整体建构。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构建行之有效的国家监察体制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人民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如何利用国家监察体制反对腐败和权力滥用；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人大选举出来的，为何又能反过来对人大进行监察，它和人大以及司法机关是什么关系，涉及宪法设计。这三个问题成为人们观察和了解国家监察制度改革的焦点。
徐海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历史进程与制度创新》（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体制改革》2018第3期）一文，在回顾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基础上，一方面将国家监察制度依法运行提升到“关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身的尊严”的高度，另一方面强调“需要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监察工作规律，实际指出了监察体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以及改革应遵循的路径。
王春业和王晨洋《论监察委员会体制的异体监察模式》（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体制改革》2018第3期）一文，认为腐败和反腐败是异质关系，在反腐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监察委员会体制，应当是异体监察模式。但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如何处理党的领导与异体监察模式的关系，是文章重点所在。文章总结试点中形成的人事管理体制受制于地方、财政供给体制不能独立、难以对同级地方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监察的非异体监察模式的缺陷，提出监察委员会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只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与一府两院并列以及实行独立的财政供给渠道，从而构建了一种异体监察模式，可谓切中监察体制改革的要害。
刘艳红、夏伟《法治反腐视域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新路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体制改革》2018第4期），将监察体制改革作为反腐败从政策反腐推进到法治反腐，从治标到治本的必然选择，推进法治反腐的监察制度改革，关键是形成内外互补的异体监察权。强调监察与监察对象的异体关系，也是良性监察制度的一个标准和反腐实践的经验总结。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宪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捍卫人民权力的关键性宪法制度安排。秦前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宪法设计中的若干问题思考》（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体制改革》2018第4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宪法学如何应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挑战。监察制度改革涉及与党的关系，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作者提出，长期以来中国宪法学界因沉浸于描述宪法的规范性而陷于形式主义氛围，使宪法原本广阔的空间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被局限起来，文章将监察体制改革视作一项宪法工程，对之进行宪法设计。
“监察体制改革”专题全文转载索引：
1.
刘茂林：《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中国宪法体制发展》，《苏州大学学报》，2017（4），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体制改革》，2018(4)。
2.
秦前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宪法设计中的若干问题思考》，《探索》，2017（6），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体制改革》，2018(4)。
3.
王孟嘉：《法制轨道上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论思》，《暨南学报》，2017（11），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体制改革》，2018(4)。
4.
刘艳红，夏伟：《法治反腐视域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新路径》，《武汉大学学报》，2018（1），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体制改革》，2018(4)。
5.
徐海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历史进程与制度创新》，《学习论坛》，2017（8），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体制改革》，2018(3)。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