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离开正午，我可能就不工作了"

他们为什么去了“正午”？

讲述：谢丁、郭玉洁、叶三、李纯、

张莹莹、淡豹、黄昕宇、朱墨

现场摄影：杨明

1.

谢丁

我希望在正午能够做新的东西

让媒体多一点可能性

2014年，我到了界面。这个部门，“界面长篇”起初就我一个人，第二个人就是郭玉洁，慢慢地其他人加入进来。每个人过来的时候，我都会说这个地方随时可能垮，也许下个月就不存在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就是因为有这个前提想法在，我们就比较自由。你想想，就比如说你明天就会死，所以你今天就会非常快乐地过这一天，这个地方随时可能垮，那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个前提非常重要。所以他们说这里自由。

我也认为，正午是目前我所经历的最自由的媒体。我干过日报，干过周报，干过杂志，干过月刊，也干过时尚杂志、新闻杂志，为什么正午最后成了这个样子？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厌烦了新闻类报道的一本正经、拿腔拿调，我希望正午所有的文章，基于真实的基础上，能够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只要写得好。当然我们写得可能也不怎么好。

当然我不是说我厌倦的那个东西没有意义，新闻类报道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比如说南方周末，比如说财新，或者所有那些做调查报道的，都很有意义，我很尊重他们。但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认为，这个世界就他们那个东西才是好东西，就是一切。很多媒体人其实挺自大的。我只是希望正午能够做新点新的东西，让很多人知道，媒体也可以这么做，让媒体多一点可能性。

正午其实很轻，没有什么重量，但是我希望这代表一种可能性。

2.

郭玉洁

我们几个都是媒体的边缘人

我是2014年第二次毕业，从台湾回来，我回来之后不工作了，待在家里面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那时候在媒体工作了十多年，也非常厌恶了。谢丁找我说，有一个网站找我做特稿部——那时候还像传统媒体一样，叫特稿部——你要不要一起来。因为那时候实在找不到人，我们认识的媒体人，大部分都去创业了，我们这个年纪还在写东西的已经很少很少。谢丁说他们什么都不管，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说那也行，先挣两个月钱再说，垮了就垮了吧。一开始叫“界面长篇”，那时候有一种说法，网上只能看很短的东西，最好是一千字。我们不管，就一定要是长的，所以叫长篇，后来改名叫正午。

当时确实也没有想到，第一是它能活到现在这样，第二它在现在的媒体也好，写作平台也好，好像有了一个位置，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媒体衰落了，很少人认真做内容了，有经验的、有理想的媒体人已经很少了，这是外部的原因。

从自身来说，每一个媒体、每一个单位都是由它所在的人塑造的，我们这些人塑造了正午的性格。我后来再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发现，我们几个都是媒体的边缘人，或者是门外人，我们始终不是正典的媒体人，不是做时政或者调查……，谢丁还做过一些，我跟叶三没有做过这一类新闻。这当然这始终是媒体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媒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形成和塑造自身的规范，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都很厌恶的一点就是媒体很势利，媒体永远都是追热点、追名人，普通人的生活不重要，那些官员、企业家、明星是最重要的。另外在操作和写作上都形成了一个既定的套路，这些套路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大家觉得不应该去打破它，而应该遵循，这样才是对的。

其实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如果你的形式已经固定，那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就已经是固定的。我们几个都不太习惯也不喜欢在这样的圈子里面思考问题，所以一直处于媒体的主流之外，一直试图打破这样的套路。所以最后我们做出来的正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主流之外，从选材、形式，包括我们的工作关系上、组织上，能够做一个新的样子出来，一种新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团队能够展现出来给读者的。这是我理解中的正午。

3.

叶三

如果有一天离开正午，我可能就不工作了

到正午很大的因素是因为谢丁，我从一开始就处于和朋友一起工作的气氛中，中间也换过工作，但几乎每次辞职都是觉得没法再跟这个团队合作。我好像没有办法跟我无法当做朋友的人一起工作。和谢丁一起做正午，完全是出自我对他的信任，因为平时除了我自己的稿子，我要交，我要改错字，我必须得看，其他的稿我几乎是不看的。在我换工作的时候，谢丁很仁慈地提出这个邀请，我几乎没有考虑，直接就过去了。

我觉得在正午学到的东西，一个是我从显意识的层面真正考虑写作这个事情，以及它跟我生活的关系，还有就是从技术层面上使我真正学会当一个编辑。之前在时尚杂志是采编一体，我自己的稿子自己编，所以我没办法从编辑那学到什么，因为我是自己的编辑。我会慢慢学习怎样帮助记者，把这个题材写地更好，而且让他们能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一件事，因为好的编辑非常非常不容易，对于一个媒体来说。郭玉洁和谢丁都是很好的编辑，这是我在正午学到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其他的，就是我希望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包括对生活。还有就是自由度，我当时在时尚杂志，因为我的主编脾气很好，他不太管我们，也是我们爱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是到正午这个特点好像更明显，不仅是我们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还有一个是我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个对于记者来说是很可贵的。到目前我只能这样说，正午是我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如果有一天离开正午，我可能就不工作了。

4.

李纯

希望写得自由一点

活得也更自由一点

我记得有一次跟朋友聊天，他跟我讲了一个东西，为什么你会选择跟一群人共事，或者说你在今后精神比较成熟之后，或者在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你会拥有一群非常亲近的朋友，是因为你自己本来就有那个东西，或者说在他们身上看到你自己。我觉得我能够去正午可能也是这个原因。我是主动找谢丁的。那时正午还是界面长篇，刚刚发的是《老师阿明》《黑暗中的回声》，我还看了谢丁的《困死局外》，在杂志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写东西让我不舒服，但我也不知道那个不舒服在哪。但看到界面长篇，给我的感觉是我也想写那样的东西。我当时手里还有一个选题，诗人出差的那个选题，我找谢丁跟他说我想写这个，我们就见面，后来就去了正午。

我觉得正午对我来说，甚至不算是单位，是一群朋友在一起干一些事。界面的长篇最开始成立的时候，也是谢丁找的几个朋友做了这么一个事。还有一个是我们对于写作，对于生活，有某种有共同的认同，这一点对我影响也挺大的。写作上的影响，我以前在杂志写东西的时候，包括我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毛病，喜欢摆一个姿态。我觉得特别不好的教育是，老师总跟你说要客观公正，我觉得这是瞎扯，因为你写的只能是你自己看到的，必然有自己的个性在里面，如果写作变成一个顾及太多东西的时候，它会变得很没有意思。

到正午这边，编辑一直强调的是你到底对什么感兴趣，你到底喜欢什么，我一开始不会想这个问题。还有一点，不管是生活还是写作，有时两者可能并不是分得那么清楚，说白了，写得更自由一点，活得也更自由一点，这个是很重要。

5.

张莹莹

这种丰富是正午这一年带给我的

我在进入正午之前已经认识了叶三，也知道谢丁。我知道叶三很早，因为我看到她在《时尚先生》发表一篇关于芙蓉姐姐的稿子，那篇稿子的结尾我至今还记得，“她的助理又给她夹了一个韭菜鸡蛋馅的饺子”，就这样结尾了。

我没有经过任何专门的新闻训练，关于作为记者的所有写作规范，都是我通过之前的媒体报道自己学习的，做了五六年的时间，也慢慢形成了一种套路。我看到叶三文章的时候会觉得，这是特别新鲜的，也特别接近于我想表达但是还没有找到途径让自己表达出来的东西。之后我又看到谢丁的《困死局外》，那是起码在某一个时间段之内，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写出来的东西。

我跟正午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2015年年初，关于冯远征老师的那篇报道。当时我们一块做了采访，一块把这篇稿子完成。当时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稿子出来之后，我把它发给冯远征老师确认，其中有几个段落，冯老师说他希望能够删掉。我当时有点犹豫，因为在我之前的媒体经验中，我所接受到的编辑给我传达的信息都是，当采访对象跟你提出要求的时候，你一定要据理力争，你如果能够维持住自己媒体的立场，才能够显得你是一个努力工作的的、有态度的、有立场的记者。而当我把冯远征老师的这个想法告诉叶三的时候，她直接说没问题，我们可以去掉。因为冯老师也给出了事关他朋友的隐私的理由。我突然觉得，这跟我之前所想象的那种记者和他的采访对象的关系太不一样了。采访对象不是一个纯粹客体，而是你真正把自己当成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把对方也当成拥有独立人格的人，你们两个能够一块完成某件事，并且达成人与人之间的某种谅解，这个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课。

在我进入正午之前，我大部分时间是在时尚杂志工作。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没有进步，这种停滞的感觉持续一年到两年，就像是你坐在某个地方，身边都很柔软，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行动，没有办法起身。我尝试过很多办法离开这种感觉，比如我出去玩儿，找朋友倾诉，但是到最后我发现我缺少的是在业务上的领路人，通俗地说，我缺少一个好的编辑，我太想要一个好的编辑了。

最最幸运的就是，到了正午之后，我终于遇到我自己非常认可、非常尊重，也真正能够给我特别多写作建议的编辑。我开始知道如何用脑子而不是感触写作，如何去安排，如何将技巧和情感的表达结合起来。正午也会给记者空间，可以更自信、更自由、可以打破所有的关于传统报道的限制，去实现内心自由地写作。所以，这一年对我来说是悲喜交集的一年，我开始重新用写作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天赋和能力，也能够特别快乐地发现自己在进步，这种丰富是正午带给我的。

6.

淡豹

正午基本上是我能忍受的唯一一个媒体

我对正午印象很深，是2015年春天看到张莹莹写的《我穿墙过去》，相当震动，是我在国内媒体上看过的最好看的文章，它兼有历史感和语言美感，优美有重量，当时印象很深，对正午也有很好的印象。也看过郭玉洁的哈金访谈，她有篇《在花莲听杨牧谈诗》，是我想写的那种文章，诗意，有历史感，有分析，后来我想写小说，但缺少对现实、对细节的直接感知，希望进入媒体，通过采访获得经验经历。那正午基本上是我能待的唯一单位。

我觉得成长的过程里最重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是知道自己特别不能忍受什么。大家都说北大的也不是找到自己想要什么，我现在都不自由，我倒没觉得北大自由。比如说北大区分国际网和国内网的网关，上个月国际网才不收额外费用，上了新闻。我们读书时国际网月费很贵，很少学生买。这个不存在计算中心成本差别，它只是为了让你看不到外界网站，它只收学生不能承担或者不愿意承担的那一点点小钱去钳制信息。而且政治上北大可能比哪个大学都敏感。它的自由可能在于私人领域少加干涉，这和隔壁的高度组织化不一样，在北大可以每天一直躺在宿舍床上一动不动，它比较宽容。但北大当时让我舒适主要在它给人一种虚幻的平等感，阶级、收入、性别都不大重要，这和我中小学、一直以来成长环境比较类似。到研究生的感觉不大一样，一方面虽然还留在学校里面，但是培养制度已经相当社会化，不再是meritocracy，而是长幼性别秩序，这种秩序其实根本就是权力逻辑，它又主宰了对知识的追求，就没有意思了。另一方面年纪大一点了，社会把你当成年人对待，出了北大给年青人的那个愉快的泡泡，进入现实，不平等感和不公平感很强烈，开始可以理解别人了。

读研究生的时候，按照外界标准来看我还是过得蛮顺利的，有足够多的所谓的机会，不过我不能忍受的是，比如人家觉得让你去敬酒或者给你一个发表吹捧什么的文章的机会是一种爱护，是给你机会。我觉得那就疯了吧？说套话，奉承话，无休止浪费时间清谈说是学术会议，这个不能忍受，乌烟瘴气。所以我知道自己真的不能在体制内工作。并不是说我当时受了多么大苦，并不是那样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经历确实给了我一种对于等级和权力的敏感，跳出自己的世界稍微理解一点其他人。这时候再回头看我从小到大经历的事情，感想不大一样，就像今天我还看到有人说中国没有性别歧视，或者说关心性别歧视的人肯定是在特别重男轻女的地域生长起来的，这样说的人确实没有过一种让自己对“区别”产生敏感的经验。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区别，是性别的，是长幼的，任何一种。

所以想要加入正午，一个原因是喜欢正午的文章，再一个是我也只能在正午工作，我忍受不了其他的地方。现在的媒体，一类是资本的奴隶，一类是政府的信使，两类都不大可能追求平等，无论是在内容上去肯定平等的价值，还是内部有相对平等、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这个大家都可以想象。有些在资本泡沫底下自诩为媒体的媒体比他们反对的对象还要更讨厌。

我当时会选择读人类学，是因为大二的必修课社会人类学读到《忧郁的热带》。我很喜欢《忧郁的热带》的体裁和语言，它形式上就要挑战和反叛那个形式，比如游记和民族志。之前大一一整年社会学系的课，我从来没有被专门的哪一本书打动过，老师在台上讲韦伯《学术与政治》他很感动，我读起来没感觉的，现在经过一些世事变化回头才体会到钱永祥所谓，“虚无者不求热情，无聊者缺乏热情，这两种人都没有办法有担当”，那种让人崩溃的怀疑。社会人类学是大学课堂上我第一次读到自己有兴趣、希望能再重读的书，觉得在智识上找到了自己希望学的学科。也是怪自己当时没有能力体会理论的美感，不懂社会理论，只能体会语言美感。《忧郁的热带》有些段落我现在也能背下来。这个不是关于结构主义的书，是写人类文明还有群体间相互关系的书，伦理讨论，一本哀歌。

我自己觉得正午的选题角度上有一种模糊的伦理观，像对动物和边缘人群的兴趣，像一种悲观的关心，和《忧郁的热带》结尾强调有一点点像，所谓，“在思想界限之下，在社会之外之上：对一块比任何人类的创造物都远为漂亮的矿石沉思一段时间；去闻一闻一朵水仙花的深处所散发出来的味道，其香味所隐藏的学问比我们所有书本全部加起来还多；或者是在那充满着耐心、宁静与互谅的短暂的凝视之中，这种凝视有时候，经由某种非自愿的相互了解，会出现于一个人与一只猫短暂的互相注目之中。

7.

黄昕宇

正午是一个很诚实的地方

我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传播学，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的是“News under control”（“种种原因”）。当时为了做毕业论文得做一些采访，我采访了国内几个媒体的记者、编辑，采了十几个人，问他们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什么应对的办法，或者无奈的地方。那个时候更明显感觉到国内的媒体在变化，因为媒体人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了。很多人都跑了，离开了这个行业，人已经在流失。

另一个感受是，原来国内的报纸杂志，比如出一个特稿或者调查，大家更关心的是稿子传达的事实性，关心这个媒体是否客观公正地呈现了公众需要知道的信息。到我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对稿子的关注点变了，大家会讨论这个故事写得好不好看、这个记者的文笔好不好，也就是所谓的非虚构写作这个说法火起来的时候。我回国之后还是想做媒体，因为想进到这个领域里，看一下到底变成什么样了。

我毕业的时候在夏天，已经错过了当年的求职季，只好等到第二年初。那时候正午刚刚出来，还叫界面长篇，我也是看了李纯提到的那些稿子，觉得很好，所以投了界面。我当时还投了南方报业，但是第一轮面试就挂了。面试题是对安倍经济学的看法，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还有一个是中青报的“冰点周刊”，我到了实习阶段，反正也挂了。我之前没怎么写过长篇，当时我跟谢丁见了一面，因为那时候正午要做翻译的栏目，他说可能需要一个人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正好有留学背景，就来了。来了以后主要也还是写稿子。

我觉得正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媒体已经变化了，大家对非虚构的印象延续了以前对新闻特稿的印象，但它其实已经变了。所以我觉得正午是个很诚实的地方，变了就是变了，不会再用原来的新闻标准拘着。留在正午还有一个原因，在这边我能做很多我感兴趣的选题，我很喜欢文化的领域，读书的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是我看了《景观社会》，里面说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景观社会”，有一个体系，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意思大概就是说你已经没办法抵抗这个体系，你只能逃走。很多时候你被这个体系束缚，它已经内化到你本身、你的意识形态或者思想观念，已经变成那样，这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抵抗，只能逃离。我原来在国内读书的时候认识了学校里的一些混子，整天说的都是“逃不出去”，所以我读到这里，就对这句话特别有感受。我感觉想逃跑的人可能比较多地集中在亚文化领域，所以我对这块特别感兴趣，对搞乐队的、做涂鸦的这样的人感兴趣。正午是一个允许我去写一些感兴趣的人和事物的地方。

8.

朱墨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靠谱

毕业之后，我直接来了北京，准备找跟摄影相关的工作。我大部分时间都是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除了第一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时，也是跟大家一样，觉得毕业了不能靠家人养着，得自己挣钱。我只能让找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当时我是做汇编，那个办公室，别的不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窗户永远关着，因为说程序员害怕光。

当时跟着一帮人穿大裤衩、凉拖，那个凉拖可能就是天桥上5块钱买的。跟那帮人聊天，发现他们看的都是我没看过的电视，觉得没话说，还是得换工作，然后开始潜下心来找。可是在北京，我也不认识人。当时特傻，我大三开始拍照摄影，拿着作品各个报社找他们的图片总编，一个接一个地找，有家报社的图片总监笑咪咪地接待我，然后狠狠地涮我。之后一直被各种媒体开除中，基本上没过试用期就开除了。直到我去了《新京报》。

《新京报》对我比较好。随后去了现代传播，在那里待的时间比较长。后来继续做这方面工作。再后来，觉得传统媒体也没啥意思，因为我们这一行，拍来拍去会发现，其实是个模式，而且容易有审美疲劳。所以当时想辞职，拍自己的作品。

我来正午特别简单，之前跟叶三认识，叶三说有一个地方很适合你，然后就把我介绍给谢丁。我当时并不觉得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谢丁说了两句话。一个就是，“你怕不怕我们垮？”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靠谱。但是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谢丁第二句话，说，“你不重要”。我觉得确定可以来这里。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正午4：我的黎明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