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近代中国向西方世界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由西方人率领的。
这是一幕难得一见的外交奇景。
1867年11月27日，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奕訢，正式奏请任命
美国人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另请
英国人柏卓安
(J.MeL.Brown)和
法国人德善
（E．De．Champs）为左右“协理”，充当副手，中国官员志刚、孙家谷随行，另有秘书随员20余人。
1868年2月，使团从上海出发；6月抵达华盛顿；9月抵达伦敦；1869年1月抵达巴黎；9月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10月抵达柏林；1870年2月抵达圣彼得堡，23日，劳累过度的蒲安臣骤然去世；10月，使团返回中国。
图：蒲安臣
总理衙门维护帝国荣耀的“奇策”
此次向西方派遣外交使团，与即将到来的“修约”之事有关。
所谓“修约”，即国与国之间，建立以条约为基础的近代外交关系。这就要求清廷抛弃传统华夷观念下的羁縻之道，但清廷并不乐意如此。
1868年是清廷英法俄美四国早就商议好了的“《天津条约》修订之期”。为应付这次修约，清廷组织封疆大吏，做了两次外交政策大讨论。
第一次是在同治四年（1864）。针对中国此前种种不守条约的情况，赫德、威妥玛向清廷呈递了《局外旁观论》与《新议略论》，要求遵守条约，且建议进行外交改革以适应国际环境。总理衙门讨论的结果是：中国应该自强，应该正视条约、遵守条约。
第二次是在同治六年（1867）。为应付次年的“《天津条约》修订之期”，奕诉给地方督抚、封疆大吏下发征求意见的通知，将讨论方向限定在了“羁縻之术”的范围。
包括陕甘总督左宗棠、两广总督瑞麟在内的多数地方督抚，均赞成此种方针，
奕譞、奕誴等皇族宗室，甚至喊出了“现在必应羁縻，将来必应决裂”，不妨趁“臣民义愤”之机，将洋人尽数“驱之出境”等高调。
惟李鸿章大泼冷水，强调所谓“民心”并不可恃，与洋人作战，“未有不恃兵而专恃民者”，而军队中谋略可堪与洋人一战者，“不但淮军文武无此可靠之才，九州内亦少中意者”。
清廷既不愿走出“华夷外交”、放弃“羁縻之术”，又不得不接受“条约外交”，派遣一个使团出使欧美，以求知己知彼，遂被总理衙门提上了日程。
图：蒲安臣(中)与使团中国成员志刚、孙家谷合影。
中国皇帝决定派遣一个洋人作为钦差大使，出访世界各国，让1867年11月末的北京外交界十分震惊。
事实上，即便是蒲安臣本人，在朝廷的正式任命发布之前，他也未接收到任何明确的暗示。
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认为，总税务司的赫德是促成此事的重要推手，乃是。12月14日，该报纸在报道中写道：
“这一决定……乍听之下……当时使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无论发表的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经过长期和缜密的考虑的。我们的记者说，‘此事是同赫德商议之后才提出的’。我们相信，这个计划是发自赫德的头脑。”
据赫德日记，他不是此事的提议者，但总理衙门确实就此事征求过他的意见：
“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在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J.MeL.Brown)告诉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
赫德之所以极力赞成此事，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应该尽快从离群索居中脱离出来，在国际上主动抛头露面；中国必须在西方各国的首都有自己的使节，以便可以随时把中国的意见转达给西方，而不必再扭扭捏捏由北京的西方国家使节代为转达。
图：随蒲安臣使团出使的中国官员志刚
但清廷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赫德迥然不同。
天朝的“华夷观念”根深蒂固。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与西方各国应该互派使节，然而，多年来，派遣常驻使节一直是西方国家单方面的行动，清廷没有任何动静。
这种毫无动静，实质上是在“中外礼节不同”一事上，所采取的鸵鸟政策
——不向西方各国派遣使节，就不会出现“礼仪冲突”。
除了不向西方各国派遣使节，西方各国驻华使节要求觐见中国最高领袖，也一直遭到清廷的软抵制
——“华夷外交观”下的觐见仪式，需驻华使节们跪拜皇帝；但“条约外交观”下各国平等，要让西方驻华使节跪拜中国皇帝，无异于痴人说梦。清廷既无力让洋使节下跪，又不愿意放弃凸显天朝荣耀的“华夷外交观”，遂以拖延为主策，以皇帝年幼为由，对接见西方驻华使节一事，长期不做安排。
1867年，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修约”，赴外使团势在必行，但天朝的荣耀也不能丢：使团出使西方，势必“入乡随俗”，采用西方礼仪，而这又势必影响到国内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的礼仪问题的谈判——为避免皇帝平等接待西方驻华使节，清廷已使用拖延战术“奋斗”了10年之久，自不愿功亏一篑。
两难之下，让外国人率领中国使团出使，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正如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所言：
“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放心不下的清廷，还为使团拟定了八条训令。其中就“礼仪问题”专门指示：可“概免”行礼者尽可能免，待将来谈判落定再说；须按照西方各国礼仪无法推托者，须严正申明，这是西方之礼，与中国国情不符，“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一切有违中国国体礼仪之事，可不举行者概不举行。
图：随蒲安臣使团出使的中国官员孙家谷
这些训令，自然无法约束蒲安臣。
总理衙门建议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西方国家政府首脑，以免他们反过来要求直接递国书给清朝皇帝。但蒲安臣一到美国，就接受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亲递国书。总理衙门训令回避西方礼仪，使团在递交国书的过程中，却完全依照西方的鞠躬、握手之礼而行。此后，在前往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时，使团一律采用了西方礼节。
因为蒲安臣是外国人的缘故，随行历练的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谷，倒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地方。志刚在日记里写道：
“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
也许是耳濡目染之效，蒲安臣1870年2月病逝后，使团前往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仍继续使用西方外交礼仪，鞠躬觐见各国君主、递交国书。
后续的事实证明，以洋人蒲安臣为钦差大使这一“奇策”，确实收到了“奇效”。
1869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果然向总理衙门递交了照会，以蒲安臣使团在欧洲使用西方觐见礼仪为由，要求清廷准许各国驻华使臣，也以西方礼仪觐见皇帝。
因为使团首领是一个洋人，朝廷遂得以再次搬出“皇帝年幼”与“中外国情不同，礼节亦不同”的老招数，将问题继续往后拖延。
图：蒲安臣使团成员合影
为中国签下第一个平等条约
在《中国外交史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 1840~1911)
一书中，对蒲安臣及使团的性质,作如此描述：
“由于蒲安臣多年来凭其狡狯伎俩骗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竟认为这个美国侵略分子是‘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因而是十分恰当的人选。 赫德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到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于是就在美英侵略分子合谋怂恿下，清政府竟委派蒲安臣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出使各国。……这样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使团。”
这种叙述，是某种特殊历史观下的产物，沿袭了古老中国的“诛心”传统。
使团的第一站是蒲安臣的祖国。
在旧金山，蒲安臣发挥了他的演讲特长，向舆论界传达：自己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与进步的道路，这个伟大民族向近代文明的光辉旗帜伸出双手的时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日子已经来到。
在纽约，蒲安臣继续鼓舞西方世界：中国已经“睁开它的眼睛了。……他愿意和你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他还告诉美国的传教士，你们将有机会“在中国每座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上述言论，所代表的，无疑只是蒲安臣对此次出使的个人期望。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清廷所交付的使命。他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说过类似的话：
“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他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他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他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蒲安臣条约》，是使团在美国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外交成果。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美国在条约中保证不干涉清廷内政，还涉及保护华侨、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在条约签订之后，随即外交知悉欧美各国，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和态度，并要求美国驻欧洲的各国公使协助蒲安臣使团顺利完成此次出访。
图：蒲安臣率使团向约翰逊总统递交国书
1868年9月，使团抵达伦敦。
因为此前与美国所签订的条约中，“不干涉中国内政”条款有直接针对英国的意思，英国朝野对待使团十分冷淡，部分媒体甚至抱有敌意。直到10月份，使团才得以礼节性拜会了外相斯坦利；11月，才在一种冷清的气氛中获得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
恰于此时，中国国内因天主教育婴堂因传染病连续死去40多名婴儿，导致数万满怀疑忌、不明真相的群众火烧教堂、殴打传教士，酿成“扬州教案”。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调遣军舰开赴南京，威胁两江总督曾国藩。清廷与之交涉数月未果，遂令蒲安臣使团借访问英国之机，直接与英国政府交涉。
依赖蒲安臣等人对近代外交规则的熟悉，交涉得以成功。
双方协定：此后发生同类事件的处理办法，必须循约而行，“不得擅调兵船与地方官争执”。国外交部发表官方声明，承认擅自调兵威胁中国地方官员的行为欠妥，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司法权。不过，对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受到迫切的危害”一事，英国政府仍持保留态度。
声明发表后不久，发生了英驻中国台湾淡水领事吉必勋擅调兵船、向台湾地方官勒索白银的事件。清廷依据协定，照会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遂令吉必勋缴回所索银两，并向淡水中方官员赔礼道歉，且将吉必勋革职。
图：蒲安臣使团在西方接受通行的握手、鞠躬礼
1869年11月，使团抵达柏林。
按照蒲安臣夫人的说法，使团在普鲁士受到了“最正式、最壮观的接待”。1870年1月，蒲安臣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举行正式会晤。俾斯麦在会晤中表态：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团得到了英美等国的广泛支持，而德国需要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俾斯麦说：
“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需要一个得到尊重、具有权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
1870年2月，使团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
半个月后，蒲安臣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此时的俄国，与中国在西北和黑龙江流域关系十分紧张，沙皇在会见中故意与蒲安臣大谈无关痛痒的美俄关系，对中俄关系刻意避而不谈，这令蒲安臣感觉交流十分艰难。
2月18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诊治均不见好转。
随行的中国官员志刚记载了蒲病重后的工作状况：
“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2月23日，蒲安臣病逝于中国钦差大使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