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但在把“打倒惯例”“无根据万岁”当成潮流的文艺界，反潮流是个难题。任一个文艺从业人员（从作协文联到营销号）天天都在标榜自己是“造反派”，把反潮流坐实成了潮流，为反而反的 “独立思考”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腐烂教条。他们假设文艺工作不能有任何外在原则（其实是吹嘘洋原则高于土原则），假设自我意识才是评价世界的尺度（我爱怎么瞎写你们都得理解，百思不得其解最好）。想要破除这种教条，需要有新军火，必须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把自我让渡给外在原则的文艺的存在，《黑与白》就是这样一件进攻性武器。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不是某个人在思考，而是在我们经历的历史中展示“非个人化”的思考过程，“故国人民有所思”的思考。我们当然知道作家无资格替代作品发言，但是，兵工厂的设计图纸里存在着炮弹的现实形态，能让我们大体了解产品的一些具体结构，刘继明先生的这篇感言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本次推送得到了相关授权，谨致谢忱。
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迄今已有四十年的历史。其间，我历经了新时期以来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到新写实、新状态（新生代）文学以及新左翼文学和底层文学等一波波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潮演变，从早期磕磕绊绊的追随，到九十年中期以“文化关怀小说”为标志，逐步形成自己的写作个性和风格。那一时期，我总体上还是一个思想偏右，崇尚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作家。
新世纪之初，以新左翼文学和底层文学思潮的崛起为标志，我的写作开始出现“从先锋到底层的转向”，这一时期发表的作品也被评论界普遍视为新左翼文学和底层文学思潮的重要实践。直到《人境》，特别是《黑与白》，我已经完全摆脱“纯文学”的影响，成为今天这样一个虽有体制内专业作家身份，却以一种“非主流”即左翼文学立场写作的作家。
对许多人来说，“左翼文学”也许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只存在于图书馆的档案、大学中文系教材以及学人们的论文和研究课题中。但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文艺运动，从其诞生的年代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力量和斗争品格，同底层、穷人、劳苦大众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因此，它经常还伴生着另一个名称——无产阶级文学。从那以后，左翼文学同广大无产阶级一样，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和淬炼，既有过冲破资产阶级堤防，由边缘进入主流，创生出刚健、清新和质朴的社会主义文学的高光时刻，也有过从主流跌回边缘的失落彷徨。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血缘关系，决定了其在新世纪之初的复兴，是历史和现实双重催生的结果。
《黑与白》也是如此。与其说它是一位作家的的个人创作，倒不如说是百年中国历史和现实借助我的手，获得了一次自我表述的契机。
孔庆东先生曾认为，“《黑与白》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超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评价之高，让我不敢领受，当然，更会让当今文坛的许多人觉得不适。但对我来说，《黑与白》的确是一部重要而特殊的作品。这种重要性和特殊性，不仅在于它对作者本人具有自我拯救的意义，而且见证了我从“个人”回到“人民”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般的过程。这一过程从《人境》就开始了，而真正完成是通过《黑与白》才实现的。
我想说的是，在我迄今发表和出版的数百万字作品中，大部分在我活着时便会被人遗忘，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后，倘若有一两部能让人们记住的作品，大概就是《黑与白》和《人境》了。
2016年6月，《人境》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同年12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了《人境》研讨会。《人境》出版后，曾被评论家誉为“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开拓之作”，时隔七年后，我完成了《黑与白》三部曲，这部小说先是在网上连载（一、二卷），全书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后，被一些评论家誉为“形象的思想史”、“百年历史的照妖镜”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许多普通读者也纷纷发表评论，数量之众，反响之热烈，远远超过了《人境》，也超出了我的意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