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内三次降准，央妈到底怎么想的？

除了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外，为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再额外对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10月15日和11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

央行简单的三行话，意思表达非常充分，包括要定向调控，不搞大水漫灌，要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加大对小微及民营企业支持力度，兼顾内外平衡，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总结起来，其背后逻辑就是要企业增强投资信心，以对冲经济下行与投资增速的下滑。

央行资产负债表有一栏，储备货币-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这就是传说中的商业银行准备金，它的产生主要为了防止信用货币机制下的银行挤兑危机。

信用货币机制下，最初货币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管理。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为加强农村经济扶持而成立、中国银行为外汇专业银行而成立。1984年，工商银行为承担工商信贷和储蓄而成立。三家银行成立资本金都是由中央银行出资，央行专门独立出来行使管理职能，这样形成了" 央行-商业银行 "二元体系。

比如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100元，就有了100元资本金，就可以开始经营放贷业务，在没有准备金约束情况下，商业银行放多少贷款出去都可以。因为贷款出去后形成存款，当贷款还回来时，存款消失，商业银行赚取利息为社会活动所创造的剩余财富，也是银行的风险收益。

但现实是， 贷款派生存款，如果存款不上交准备金，而全部拿来派生信用货币，一旦存款人大量向银行取现，银行就会因为现金不足而面临挤兑风险。

典型就是1929-1933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美国1935年推出《银行法》，以法律形式规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以限制商业银行信用扩张，同时存款准备金制度成为保证银行支付清算、控制货币供应量和稳定市场利率的重要货币政策工具。

虽然先有贷款再有存款的逻辑没错，但商业银行贷款必须先有资本金，资本金来源于央行借款，也可以来源于其他途径，构成资本充足率，同时在商业银行左侧资产端构成库存现金。

对于商业银行来讲，每一次贷款和存款创造过程，会挤占商业银行库存现金，以补充法定准备金，直到库存现金被全部转化为法定准备金，商业银行则不能再进行贷款业务扩张。

按照货币银行学理论，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r，则最多派生1/r的贷款和存款，1/r被称为货币乘数。而这个存款被用来衡量广义货币M2的多与少。

例如，20%存款准备金情况下，银行放款500元，所有现金都会被计提为央行存款准备金，银行放贷能力在监管上就到顶不能再放贷了。

那假如这么些贷款并不能完全满足实体经济需求怎么办呢？有两种方法来支持信贷的进一步扩张， 一种是增加银行的现金（资本金）——可以由财政注资补充银行资本充足率；另一种是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扩大货币乘数。

当然商业银行也可以通过永续债发行来补充资本金，2019年1月份，中国银行发布《中国银行2019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永续债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400亿元，基本发行量300亿元，上弹发行量不超过400亿元，下弹发行量不超过200亿元，开启了中国银行业商业银行永续债发行序幕。

截至2019年8月底，美国存款机构法定准备金是2106亿美元，同时所有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为13.63万亿美元，法定准备金率约为1.5%。

同期8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公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148万亿元，9月16日开始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1%，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3%，远高于美国同期法定存款准备率。

但是我们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负债端来看，8月底存放在美联储的存款机构其他存款1.50万亿美元，占总信贷规模11%。

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存放于美联储资金大部分是超过美联储法定要求的超额准备金，超额准备金率大约为9%-10%，而中国人民银行截至7月底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21万亿元，占贷款余额14%，其中大部分为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率约为1-3%。

这是中美商业银行准备金率区别， 而其背后主要原因在于中美金融市场服务机制的不同，前者以间接融资为主，后者以直接融资为主。

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存款准备金，还得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说起。

商业银行存放于央行的准备金主要体现在央行负债项目下的"储备货币——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

我们通过对央行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近似=外汇占款+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货币发行-非金融机构存款-政府存款。

这里面外汇占款是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增加的主要原因，也是大家经常通过M2/GDP比来指责央行货币超发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这无关于M2，M2只是按照基础货币*货币乘数来增长，满足GDP和CPI增速需要，M2增速过快主要原因在于基础货币的增发。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一直维持对外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占款持续增加，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商业银行准备金）被动增加。

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不需要这么多货币，那商业银行沉淀在央行的存款就会形成超额准备金——像美国2008年量化宽松以来不断走高的超额准备金率一样，从而减少信用货币的投放。

然而实际情况， 商业银行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抵不住利益诱惑，一定会通过贷款来扩大资产规模，扩大信用货币的派生。

商业银行没有动力将资金沉淀在央行作为超额准备金，因为超额准备金利率太低——美联储给商业银行存放在联储的超额准备金利率高达2.1%，而中国人民银行给金融机构存放的超额准备金利率只有区区0.72%。

央行超额准备金利率长期低于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出于风险收益考虑，商业银行会将超额准备金拿到同业市场拆借，所以央行只能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对冲外汇占款压力，2006-2011年，央行法定准备金一路从7.5%升到21.5%。

出于商业利益最大化诱惑，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会流向同业拆借市场，使得商业银行存放央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与银行间拆借利率呈现出负相关性。

另外，商业银行存放央行超额准备金率下行，还在于近几年支付清算效率的提升。

商业银行存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应该主要目的为了满足资金清算需求——尤其是大小额支付清算系统上线以来以及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完善，提升了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能力，降低了基于支付清算的超额准备金要求，变相增加了流动性。

根据M2=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基础逻辑，降准主要在于提高货币乘数，来满足M2增速，以使M2增速与CPI和GDP增速吻合。

2019年6月份，CPI增速2.7%，GDP增速6.2%，而同期M2同比增速只有8.5%，7-8月份，M2同比增速持续下降为8.1%和8.2%，不能满足GDP和CPI增速要求。同时房地产投资增速显示下行趋势，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没有回升，央行在此背景下有很大的降准压力。

过去央行不需要降准，主要通过外汇占款来增发基础货币，实现M2的增长需要。但在2018年以来中美开始贸易摩擦后，央行也认识到持续贸易顺差来增加外汇占款的不可持续性。

随着以美国为主的外需回落，以及国内对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这一模式的诟病，央行很难通过外汇占款来增发基础货币，以后或许只能通过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比如央行间接购买国债的方式来增发基础货币——尽管这一模式目前主要问题在于我国债务杠杆较高。

当然我们可以继续降准，但空间不是很大，毕竟美国综合准备金率也在11%左右，且不说降准可能继续导致杠杆增加，延缓改革时机，商业银行也不敢将降准释放的流动资金投放到市场，这样降准只能在存款机构间形成流动性，企业依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降准释放流动性，但边际效用徐徐缓矣。

当然央行也看到当前的问题，既然信用货币增发困难，那就金融供给侧改革，加强直接融资，解决企业发展资金问题，同时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积极引入外资，提振资本市场活力。